在鲁中地区的临淄,有一座被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所大学的“稷下学宫”。尽管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岁月沧桑,但是它在历史长河中曾经的辉煌和灿烂,依然光彩夺目。
　　战国时期,齐桓公为聚集人才,在齐国都城临淄西门外创建稷下学宫(“稷”是临淄一处城门名,因学宫设在稷门附近,故称“稷下学宫”),将学者封为“大夫”。学宫延续至末代齐王田建时期开始衰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消失。
　　这座存在百年的学宫,在中国古代学术争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甚至成为了“百家争鸣”的代名词,自由论辩的学术风气使其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圣地。各个流派的学术精英往来穿梭,许多流传后世的著作在这里写成,而且,还造就了一代代以政论学为主业、以思辨为风尚、个性鲜明的“稷下先生”。正是他们,直接参与、促成了这一时期最热烈、最持久、最有影响的“百家争鸣”,而“稷下先生”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特殊的名词,它代表着一个学术思辨的群体,一段特殊的文化贡献,一种特殊的文化人格。
　　这样一个学术沸腾的中心出现在齐国并不意外。从经济状况来看,齐国自步入春秋之后,就成为当时的大国强国,齐桓公时任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战国时期,齐国的国势更为强大,其疆域辽阔,成为国土面积为方圆二千里的“四塞之国”,曾与西边的秦国并称为东西二强。据历史记载,当时齐国的农业之富,“粟如丘山”;鱼盐之利,“通输海内”;实业之厚,“冠带衣履天下”。都城临淄农工商并重,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已是拥有“七万户”的大都市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为稷下学宫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齐国统治者雄心勃勃,素有“以一服八”的壮志,为了实现以齐国王天下的雄心壮志,他们急需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需要通过办学的方式为统一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和人才准备。
　　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即位后,为革新政治、选贤任能、广开言路,进一步扩建了稷下学宫。齐宣王时期,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趋士”、“贵士”、“好士”,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滥竽充数这个典故就和齐宣王有关)。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农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史称“百家争鸣”。对此,司马光在《稷下赋》中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然而,齐王后期,不听谏言,驺衍很快离开齐国去了燕国,随后,齐几乎为燕将乐毅攻灭。齐襄王时期,齐国重建,虽然努力发展稷下学宫,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恢复到鼎盛时期的面貌。
　　稷下学宫最有名的两个人是孟子和荀子。两人都曾在稷下学宫任职,荀子在齐襄王时期曾三为“祭酒”。当时稷下学士上千人。稷下学者待遇极高,齐宣王曾赐76人“上大夫”头衔,给他们修建高大的住所,还将淳于髡、孟轲、荀况尊称为卿。那个时候孟子出趟门都差不多有十几辆车跟着,学生上百人,十分风光。
　　稷下学宫本身有很多功能:其成员既可以充当政府的智囊团,又著书立说进行学术研究,由于广收门徒,还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可以说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学。战国时期,三晋纷乱,楚则保守落后,秦虽是新兴,文化未盛,齐几乎始终领导着文化潮流。而中国自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到源头。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基本上是孟、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再如驺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一直在中国盛行,并且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有在汉朝早年流行的黄老思想。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稷下学宫学术氛围之浓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丰硕,都是独一无二的。从稷下学宫的施行方针及其成果意义来说,它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学,第一所学术思想自由、学科林立的高等学府。
　　正是在稷下,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达到了顶峰。直到今天,历史的烟云和时间的尘埃,依然遮掩不住它的包容 气度和思辨光芒,尽管“稷下先生”的真知良言已经浓缩成了历史的只言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