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大同叫做平城。沧桑、浩瀚的长城蜿蜒在中国北方，寂寞地守护着这座不断变化的塞上古城，历朝历代，它都是边关重镇。
　　公元398年，一个叫做鲜卑的少数民族越过长城，在这里建立了北魏王朝。从此，平城鲜活起来。
　　现在的大同以产煤著称，飞扬的煤屑掩盖了它曾经的辉煌，没有人会无端地想起它那段百族咸聚、锦衣华饰的平城岁月。昔日的鲜卑民族也消逝在历史的烟幕中，只在这古都的一角，留下了这座沉默千年的丰碑。
　　公元四世纪，当日尔曼在欧洲开始大迁移时，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发生一场规模浩大的民族大迁徙，涉及人口多达一千万人，这就是被称为“五胡”的五个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为寻求富饶的土地而南下华北的民族大迁徙。不久，统治中原地区的汉王朝被推翻，游牧民族开始争霸中原，鲜卑族在这场激烈的民族纷争中，平熄了北方的战乱后，建立了北魏。
　　从荒凉的草原入主中原后，北魏统治者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赢得汉民族的信任，而被武力征服的汉民族也需要一个宽容这个外来民族的理由。幸好佛祖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于是，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迫不及待地奉佛教为国教，在中国北方大规模建庙立寺，以此作为缓和民族矛盾的手段。拓跋珪对佛教的态度与佛教希望借助皇权在中国生根的愿望不谋而合，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领袖法果和尚改变了佛门不服从王权的惯例，公开宣称当今皇帝是如来佛转世，并带头匍匐在拓跋珪的脚下。当时，人们对佛教的信仰十分流行，人们相信，不需要自身的修行，而只要通过向佛祖祈祷求助，便可以达到超度的目的，随着佛教的传播，发展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公元409年，北魏的政权传到第二位皇帝拓跋嗣时，平城，已不单是北魏的首都，俨然变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佛都，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逃避赋税而遁入空门。
　　这让崇佛敬僧的拓跋嗣也开始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没有了粮草和士兵，鲜卑族的铁骑怎么可能横扫中原呢？
　　公元423年，北魏第三任皇帝拓跋焘登基，道教徒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取得皇帝的信任，采取排斥佛教“灭法”的政策。拓跋焘下令：“先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今后再言佛者，一律满门抄斩！”。
　　拓跋焘认为让“虚诞不经”的“胡人”的佛教广为流传，只会招致“礼义大坏”、“天常大乱”、“王法废而不行”的恶果。短短几个月，平城数千座寺庙被焚烧殆尽，数万僧侣或还俗、或逃往长城之外，佛教遭遇了传入中国以来的第一次灭顶之灾……
　　公元452年，拓跋焘的孙子拓跋浚继位，为了安定民心，这个刚刚继承皇位的少年君主大张旗鼓地重振佛教，灭法时四处逃散的僧人陆续返回了平城。
　　这年冬天，一个名叫昙曜的僧人心事重重地行走在平城郊外。
　　想到数以千计的庙宇寺院在刹那间毁于一旦，昙曜在感慨之余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让佛的光芒长久地留驻人间呢？当昙曜快到平城时,正值文成皇帝拓跋浚出游,两人相见于路，拓跋浚的马向前衔住昙曜的衣服，当时的人们认为“马识善人”，因此帝与昙曜“奉以师礼”。昙曜到达平城之后，即被文成皇帝任沙门统，所谓沙门统，就是管理全国出家人的最高僧官。
　　昙曜上任后，即向文成帝建议在武周山开凿石窟。
　　武周山位于内外长城之间，虽然称不上雄伟壮丽，但它却是通向北方大草原的咽喉要道，北魏皇帝把它作为祈福的“神山”，正是从这里，鲜卑族进入平城，开启了君临中原的历史。
　　公元460年底，西北风像刀子一样穿透了阴冷的天空，但武周山下却是热火朝天，在拓跋浚的支持下，昙曜统领数千名囚徒、俘虏和工匠，用最原始的工具，一斧一凿地创作着一个即将流芳千古的佛教艺术宝库，这就是后来的“昙曜五窟”。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当年云冈石窟的壮景：“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这五尊高13.8米到15.5米的巨大佛像，依次代表着北魏建国初期的五位帝王，深入这些洞窟，仿佛穿越时空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历史博物馆！
　　
　　
　　云冈石窟中最富标志性的露天大佛正是拓跋珪的化身。他双目细长，高髻高鼻，双肩宽厚平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表情。拓跋珪很满意自己能够与佛祖相提并论，朝堂上威严的皇帝穿上了袈裟，化身为佛祖端坐于平城的一角，静静地守护着他的臣民。
　　历代以来，身着千佛袈裟的佛像并不多见，据说这是诚心悔过的意思，而左手抚胸，右手下垂也是忏悔的一种表态，是对受难者深深的抚慰。
　　佛教在成为北魏国教60年后，终于能以一种不易磨灭的方式流传了，但同时，拓跋浚要求从佛像身上能看到北魏历代皇帝的影子。在如此巨大的山体上开窟造像本身已很困难，况且，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严格规定了营造佛像的法度。那么，昙曜是如何协调王权和佛道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呢？
　　昙曜认为，威严的气质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远远比英俊的面容更重要！
　　昙曜和工匠们依旧沿用了印度佛像的形态，只是在表情和比例上做了微妙的改动，然而正是这眉眼间的开阔、嘴角的微翘，使印度佛展现出了中国式的帝王气派。这种改变意义重大，它巧妙地迎合了中国人含蓄、追求神似的审美取向，使佛教造像在生活化、世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伫立在大佛面前，我们看到佛像头与肩的比例几乎达到了一比三，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都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比例，而当我们降低高度，以一个北魏臣民的身份去仰望时，佛像的比例完美无瑕！事实上，正是这种不真实造就了云冈大佛胸怀天下的王者之气，不但得到鲜卑皇族的认可，而且成为了中国石窟造像的标尺。
　　在北魏王朝的资助下，昙曜带领工匠们把武周山掀走一半，营造出了一个神彩飞扬、气韵万千的佛国世界。
　　从公元460年至494年，短短34年的时间，在这段东西绵延1公里的山崖上，矗立了252个窟龛、51000余尊精美的佛像，它们最大的高17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或立或卧、或微笑或沉思，无不动人心魄！这是中国第一个规模巨大的石窟群，是石窟艺术在中国走向全国化的起点，在这里，多种造像风格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时期的佛像大都仪态淳朴，在保留古印度原型的基础上，又融入了鲜卑族的血脉，被称为“胡貌梵像”。
　　为了体现皇权的崇高和威严，昙曜尽量追求窟小佛大，但也正是在迎合皇权的过程中，昙曜和工匠们无意间打破了人和神之间的界线，为以后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自由而广阔的空间。
　　山在、佛在、北魏的王权就存在！然而，鲜卑拓跋氏的统治真的能像武周山一样亘古不变吗？
　　太阳落山了，云冈堡还不能休息！
　　公元490年，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孝文帝拓跋宏自幼喜读汉书，对儒家文化颇为推崇。这个20岁的皇帝相信，只有彻底抛弃鲜卑族的传统，像水一样融入华夏大家庭，北魏的统治才能千秋万代。孝文帝将自己的化身雕刻成武周山最高大的佛像，佛像高达17米，双腿长15.5米，膝上可容纳120人，光一只脚上就能站立12个人！
　　至此，拓跋宏对于帝王的偶像崇拜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第5窟的主佛正是孝文帝心目中完美帝王的形象，他渴望带领北魏王朝步入更大的辉煌。
　　雄心勃勃的拓跋宏已经不满足于固守黄河以北的疆域，他要迁都洛阳，拓宽北魏的疆域。北魏迁都洛阳后，拓跋宏顺应历史潮流，放弃本民族旧俗，冲破重重阻碍，强力推行汉化政策，广兴佛窟艺术，并主持修建了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
　　这时期，中国石窟艺术在造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石窟艺术的东方风格开始形成，出现了中原化的佛教形象。
　　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则在慢慢的迁都之路上，逐渐的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