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路径”的提出基于对现代文明“中心意识”和传统“地域文学”的反思，需要对文本背后“地”与“人”的互动关系进行再认识。1920年代初成都的“草堂—孤吟”诗群提供了生动的研究例证：首先，诗群代表人物叶伯和及其《诗歌集》，在音乐的关照下见出和以《尝试集》为代表的中国主流白话诗集不一样的诗美质素，背后则凝结着作者出入蜀地的别样人生体验;其次，《草堂》上白话诗的丰富样态蕴含了从显到隐的多重地方因素;第三，《孤吟》上儿童诗歌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成都中小学音乐教育所塑造的白话语感。总体而言，“草堂—孤吟”诗群在“学堂乐歌”和“白话新诗”的出入中，在成都新旧“在地性”因素的交汇下，呈现出中国新诗别样的发展面貌。
　　关键词：学堂乐歌;白话新诗;“草堂—孤吟”诗群;在地性
　　近来，以李怡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重提“区域文学”概念，旨在通过对地方文学经验的清理，以自下而上但着眼于整体的眼光来审视“地方路径”之于现代中国的凝聚和建构①。这一研究路数基于对两个问题的认识和反思：一是现代文明的“中心意识”对地方独特经验的遮蔽。这会让人过于强调先进的“影响者”所带来的引导力量，也容易忽视“被影响者”所具备的能动性和独立性;二是传统的“地域文学”的研究理路：清理作家的生平、作品与地方文化的关联固然清晰勾勒出一系列地方性知识群体的面貌，但也容易陷入一种预设性的“套路”，辨析的结果通常止于对作家地方性的再三确认，最终呈现出的也只能是整体文学景观中单独的拼图一块。“地方路径”则试图在此基础上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将对具体的研究思路带来考验。其中最需要回应的问题在于：如何既“去中心化”又能摆脱地域文学研究“套路”的影响？
　　这需要对文本背后“地”与“人”的互动关系进行再认识。从“地”的层面来看，学者李永东试图以文学的“在地性”为解决方案，即“‘地方’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作家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而应看作是与生活经验、文学活动相关的一切地域空间”，同时他还强调历史新因素所引发的“地方”调整②，前者从横向空间的视野，后者从纵向时间的角度，分别对“地方路径”进行了理路的更新。从“人”的层面来看，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的思路则可资借鉴，其认为事情发生的“经过”也有地方特性渗透其中，以其映照文学作品，可将静态、平面的文本立体化、动态化为诗人通过一系列“在地性体验”所层层累积的最终以文字样貌呈现的结晶体。在“地”与“人”的交互中，挖掘文本背后流动的意识和因素。
　　本文试图以1920年代初成都的“草堂—孤吟”诗群，尤其是叶伯和及其《诗歌集》，以及《草堂》《孤吟》两刊上的诗歌文本为切入点进行考察，其中，如何在“学堂乐歌”和“白话新诗”的出入和交汇中呈现中国新诗别样的发展面貌是阐释主线。UJ在《孤吟以前的作风的轮廓》中，将“蜀人的新诗界”分为三个时期③，“草堂—孤吟”以强烈的抒情性自成第三阶段，并有同人群体间的交叉和重叠，具备整体考察的内在理路。其中，三份文本还具备文学史料层面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诗歌集》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二本白话诗集，《草堂》为四川首份综合性新文学刊物，《孤吟》则是四川第一本新诗专刊。从新诗“发生”的角度，以诗人和作品“在地性”的丰富细节来呈现“中心文明”之外中国新文学实际存在的复杂图式，并以此说明新文学理念固然对地方性文学产生一定同质化的影响，但其“落地”不会只遵循一种方式，而有诸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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