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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大革命中，父子之间、夫妻（男女）之间产生对峙的焦虑，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心理特征，父子之间的冲突，最终以子的胜利逐步结束，了结的是国家层面的王权以及家庭层面的父权，王权转化成父权潜入新秩序中的家庭内部，与苟延残存的父权相结合，转变为男权。
关键词： 法国大革命 家庭罗曼史 男权
封建专制生根、发芽、成熟、鼎盛，在中古时期成为在世界上占绝对多数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依靠统治的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能够在肉体上给被统治阶级造成伤害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对肉体疼痛的恐惧逃避心理，及至最后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潜移默化，演变成一种普遍的对统治的强权阶级畏惧、变相驯服的自然心理。多数君主都利用的君权神授或类似的带有厚重的神话色彩的宗教理论，给君主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同时也让统治阶级内部及被统治阶级的人民对君主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一如其对神灵的态度。
以上带有负面因素的大众心理便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构成了封建专制统治时期所必需的心理基础，这无疑带有一种较为客观的心理因素，具有一种“理性的含义”③，但正如柏克所言：“要民爱国，国必须先有其可爱之处。”④所谓的“可爱之处”，“若用现代的讲法，应该是认同”⑤，这种认同除了上述“从来不会自动发生”的压抑性的感情之外（这些压抑性情感至今还依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以理性著称的民主国家），还源于一种更为原始的、与家庭有关的心理，即对父权的敬畏、服从心理，这种心理可能源于原始社会中，由于依赖强势而获得生存乃至足食的好处，而趋向强势的心理。这种对父权敬畏、服从、信任、敬爱的心理，是在微观上使封建王权矗立而不能轻易被推倒的感性因素，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大众心理因素一样，都源于对强权矛盾的需求，这种心理需求从家庭出发，发展至封建王权利用其与宗教、武装的结合来塑造自己成为一国之父，从而即在感情上，其实对大众而言也是最为敏感、最为彻底、最为直接的层面上，扎实奠定了封建专制的统治根基，即封建社会中，公共政治蕴含着几近于根基性的私人情愫，而这些私人情愫，便能够解释，为什么奴隶社会的命会比封建社会短得多，为什么改称“传统文化”的封建因素，或是说孕育于封建之中的传统文化至今还留给我们的现代化社会那无法一次性彻底抹去的记忆和影响。
“家庭罗曼史”（family romance），“援引自文学批评领域，通常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学说有关。弗洛伊德以‘家庭罗曼史’指称神经官能病患的某种幻想，在其幻想中病患希望能逃离自己鄙视的亲生父母，而由某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取而代之”。“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家庭罗曼史属个人层次，是个人（尤其是男性个体），美化社会地位的方式”，“由于涉及关于家庭的想象以及家庭内部之冲突，因此‘个人心理层次’与社会秩序便发生了关系”⑥。作者林·亨特利用“家庭罗曼史”中的“家庭”（相较于国家而言）、“罗曼”（意识，相较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言）这两种含义，指称此词为“政治（换言之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并赋予此名词正面意义，将其视为构成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某种集体而无意识的家庭秩序的设想”，“透过关于家庭关系的论述，法国人形成某种集体却无意识的政治理念”⑦。
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出于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子对父过分压迫（如1789年的三级会议，以及王印封书（lettres de cachet）⑧）的反抗（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种作用与被作用的实际上是由于基于强势者对利益的追求与维持，依赖者的生存机会被超限剥夺，强势者由起初的保护者角色（虽然并非出于自愿而进行保护）转化为杀手的角色，当依赖者、被保护者无法从强势者处得到想要的生存时，造反便有理了。这种违反传统稳定秩序的造访，对父和子都造成了一种由于长久习惯了某种生活和阶层状态，突然遭到扰乱甚至粉碎而产生的焦虑感，甚至是一种恐惧改变的心理。这种焦虑，对于子而言，是一种对自己冒渎的滔天暴行所感到的惊恐，为了掩饰、消除这种惊恐，对于已经无可挽回的对旧有秩序体制的破坏，子只能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对付曾强极一时、如今身体逐渐衰老的父，使父无法再就自己的破坏对自己实施惩罚，以及确保生存权，能够在反抗后不会带来更残酷的压迫。法国人选择了弑父，在找出父的种种不可容忍的罪状之后（譬如法王滥用权力），子名正言顺地处死了父，抚平了自己内心的惊慌所造成的精神压力——在吉拉德的仪式性献祭⑨的理论中，某一社群犯下滔天罪行，从社群中找出一名被认为是罪恶深重至极、足以抵消之前社群所犯错误的替罪羔羊，作为牺牲，献祭，进而将罪恶从社群内部转向外部，而社群经由替罪羔羊的选择，也在这种偿还式的杀戮中，完成了自我定位，使新秩序得以较为稳定地建立。在法国大革命中，这样一只替罪羔羊恰与作为子犯罪对象的父相重合。
法国人在使路易十六魂断断头台之后，并不是如我们想象中，大肆庆贺，同时在共和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向前，反而，社会的态度模糊不清，这可能是由于法王历来拥有的两具躯体中神圣性的一具⑩，对已经习惯，或者说是潜意识上习惯了变相服从的人们的深刻影响：激进的一方，强调国王的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认定国王被处死，“系应所有了解‘自由代价’的人的要求而生。死刑的执行是为全体人类复仇。极端派只有透过将国王处死并接受人民全体的神圣性，才能拒斥国王本身的神圣性。仪式性地献上法王以为牺牲，并象征地食其肉，是达成这场神圣性质转移的主要手段”，“极端分子要大家一起来纪念这场事件，众人才不会忘记自己在这件行为里面同谋共犯的身份”。但不少人表示：前王“地位神圣，人没有权利碰他”{11}。国民公会的代表们，作为弑君者的代表，则更为犹疑不定——他们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思弑君的问题，罪疚感日渐深重，这种罪疚感可能是在最浅的层次对法王曾有的神性最后的回应，但更多的是对“大革命所产生的暴力将有解除仪式牺牲的效力的危险”的担心——“如果情况不能控制，因牺牲而产生的危机将永远不能度过，食人的暴行与无政府的混乱，必将威胁全体社群的继续存在”。于是，该如何处理弑君周年纪的问题也就成了代表们在1794年1月所急需解决的问题。最终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该有的偏颇之处而导致的恶劣后果，国民公会制订了常规的纪念办法——“法兰西末代国王周年祭”（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the Last King of the French），在有必要纪念这场赋予共和生命的暴力的同时，需移除、封制、驱散其中的暴力成分也是绝对肯定的{12}。至此，王权已经从肉身和政治中心中被抹去，作为其重要表征的父权，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着逆子的反抗，而逐渐退出家长制的主宰地位，家长制也渐渐衰落。父权作为旧有家庭秩序的核心而衰落，表明旧制度、旧秩序在不断解体，同时伴随着新制度、新秩序的渗透，曾经非常明确、非常成熟的旧秩序如今逐渐模糊，不可遵循，新生的秩序又缺乏清晰成熟的原则，一切陷于混乱之中，父系血缘遭到打压，乱伦这一家庭秩序混乱的伦理话题在当时越来越多的文化载体中呈现，反映这一时期人们对新社会既向往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向往其光明与新生希望，恐惧其过渡阶段的混乱，以及担心自身对新生事物的适应性。这一新生秩序的核心是兄弟（而非“众子”，因其父已死）。如何维持兄弟间的紧密联系，或者说“兄弟”一词在此时的本质上是否与血缘有关？父亲已死，血缘的联系已经毫无意义，感情的维系已经无法因为血缘一统而获得合法理由，感情是否可以紧密联系与血缘是否相同已经毫无关系，一方面，革命通过为国捐躯的英雄死后的安详及对其反抗暴虐的道义行径的鼓吹使革命者获得心理上对投身革命的自我认可，使得革命者之间的感情联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则是革命者之间几分隐约的同性恋的气质已经无形中、有意无意中得到允许被保留下来，这几分同性恋气质也隐约透露出乱伦的影子，透露出动荡而不稳定的秩序中，对乱伦的习惯性抵触，以及一定程度的依赖与认可——乱伦背后似是含有新秩序常伦的意味，但也只有在新旧交替阶段，乱伦才会被认同为是一定程度上的常态，过渡阶段之后，当新秩序在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之后，乱伦终究也会被定性为乱伦，新的常伦依旧会与旧制度下的乱伦相对立，而不是画上等号。
父子之间、夫妻（男女）之间，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不安中，源于一种双方对峙的焦虑，这种焦虑无疑成为当时社会一种普遍的心理特征，一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父子之间的冲突，最终以子的胜利逐步结束，了结的是国家层面的王权，以及家庭层面的父权，但是，王权、父权并未结束，在家庭中找到了可以被作用和寄生的对象——女性，于是，王权转化成父权潜入新秩序中的家庭内部，与家庭中苟延残存的父权相结合，转变为男权，继续对女性进行专制统治，所以，法国大革命表面结果了王权，限制了父权的发展，都是为了解除男权的统治危机，就正如之前所有的封建王朝，我们也就不能过多地希望，法国大革命。以及它那著名的《人权宣言》在人本的历史潮流中向女权主义迈出一大步，而维护男权的统治，恐怕也就是大革命根本目标所在。
注释：
①作者简介：林·亨特（Lynn Hunt，1945—），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曾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费城宾州大学，之后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迄今。主要著作有：《大革命与法国外省特鲁瓦、兰斯的城市政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等；并先后主编了两部重要的新文化史理论文集：《新文化史》、《超越文化转向》。
②［美］林·亨特 著.郑明萱，陈瑛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商务印书馆，2008.本书以“家庭罗曼史”指称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图像，这种家庭秩序的图像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基调。作者借着讨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阐述这种政治理念；并以家国互喻的方式，陈述18世纪的法国人视其统治者为父、视其国为家的想法。本书的论述并非沿着时间的脉络直线前进，而是在革命十年间颠来倒去地反复叙说，彻底颠覆单一观点的直线史观，呈现给读者另一种解读历史的典范之作。
③同上，第8页。
④同上，第8页。
⑤同上，第8页。
⑥同上，第1页。
⑦同上，第1—2页。
⑧同上，第24页。
⑨同上，第15页：吉拉德认为仪式性牺牲的意义，基本上不在弑亲与乱伦，却是出于社群对自己冒渎的滔天暴行感到惊恐，因此加以掩饰，将暴力行使仪式化——挑出一名替罪羔羊——具有重新划定界限的作用，遂将罪行由社群内部向外转移，“牺牲的目的，在恢复社群和谐、强化社会纹理”。界限之设，尤为重要，因为“牺牲危机”（sacrificial crisis）危及“性别区分”（sexual differentiation）。而单挑出一名替罪羔羊之举——羔羊可能是任何人，不一定只是父亲——在吉拉德的眼里，则是一切神话（myth）、仪式、亲族体系，甚至象征思维（symbolic thought）的根源。
⑩同上，第103页：根据对“‘王有双身’迷思”（the mystic fiction of the King’s Two Bodies）有所研究的坎托罗维奇（Ernst Kantorowicz）表示，英法两国的君王，都各自拥有两个身躯，一是看得见、摸得着、会死、会腐朽的个人“肉身”，另一是看不见、摸不着、永远不会死、不朽、代表模范理想的“政治躯体”，亦即国家。其实这“政治躯体”也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神性之上的。
{11}同上，第68页。
{12}同上，第72页。
参考文献：
［１］［美］林·亨特著.郑明萱,陈瑛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商务印书馆，2008.
［２］［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 法国大革命 家庭罗曼史 男权
封建专制生根、发芽、成熟、鼎盛，在中古时期成为在世界上占绝对多数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依靠统治的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能够在肉体上给被统治阶级造成伤害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对肉体疼痛的恐惧逃避心理，及至最后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潜移默化，演变成一种普遍的对统治的强权阶级畏惧、变相驯服的自然心理。多数君主都利用的君权神授或类似的带有厚重的神话色彩的宗教理论，给君主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同时也让统治阶级内部及被统治阶级的人民对君主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一如其对神灵的态度。
以上带有负面因素的大众心理便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构成了封建专制统治时期所必需的心理基础，这无疑带有一种较为客观的心理因素，具有一种“理性的含义”③，但正如柏克所言：“要民爱国，国必须先有其可爱之处。”④所谓的“可爱之处”，“若用现代的讲法，应该是认同”⑤，这种认同除了上述“从来不会自动发生”的压抑性的感情之外（这些压抑性情感至今还依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以理性著称的民主国家），还源于一种更为原始的、与家庭有关的心理，即对父权的敬畏、服从心理，这种心理可能源于原始社会中，由于依赖强势而获得生存乃至足食的好处，而趋向强势的心理。这种对父权敬畏、服从、信任、敬爱的心理，是在微观上使封建王权矗立而不能轻易被推倒的感性因素，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大众心理因素一样，都源于对强权矛盾的需求，这种心理需求从家庭出发，发展至封建王权利用其与宗教、武装的结合来塑造自己成为一国之父，从而即在感情上，其实对大众而言也是最为敏感、最为彻底、最为直接的层面上，扎实奠定了封建专制的统治根基，即封建社会中，公共政治蕴含着几近于根基性的私人情愫，而这些私人情愫，便能够解释，为什么奴隶社会的命会比封建社会短得多，为什么改称“传统文化”的封建因素，或是说孕育于封建之中的传统文化至今还留给我们的现代化社会那无法一次性彻底抹去的记忆和影响。
“家庭罗曼史”（family romance），“援引自文学批评领域，通常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学说有关。弗洛伊德以‘家庭罗曼史’指称神经官能病患的某种幻想，在其幻想中病患希望能逃离自己鄙视的亲生父母，而由某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取而代之”。“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家庭罗曼史属个人层次，是个人（尤其是男性个体），美化社会地位的方式”，“由于涉及关于家庭的想象以及家庭内部之冲突，因此‘个人心理层次’与社会秩序便发生了关系”⑥。作者林·亨特利用“家庭罗曼史”中的“家庭”（相较于国家而言）、“罗曼”（意识，相较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言）这两种含义，指称此词为“政治（换言之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并赋予此名词正面意义，将其视为构成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某种集体而无意识的家庭秩序的设想”，“透过关于家庭关系的论述，法国人形成某种集体却无意识的政治理念”⑦。
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出于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子对父过分压迫（如1789年的三级会议，以及王印封书（lettres de cachet）⑧）的反抗（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种作用与被作用的实际上是由于基于强势者对利益的追求与维持，依赖者的生存机会被超限剥夺，强势者由起初的保护者角色（虽然并非出于自愿而进行保护）转化为杀手的角色，当依赖者、被保护者无法从强势者处得到想要的生存时，造反便有理了。这种违反传统稳定秩序的造访，对父和子都造成了一种由于长久习惯了某种生活和阶层状态，突然遭到扰乱甚至粉碎而产生的焦虑感，甚至是一种恐惧改变的心理。这种焦虑，对于子而言，是一种对自己冒渎的滔天暴行所感到的惊恐，为了掩饰、消除这种惊恐，对于已经无可挽回的对旧有秩序体制的破坏，子只能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对付曾强极一时、如今身体逐渐衰老的父，使父无法再就自己的破坏对自己实施惩罚，以及确保生存权，能够在反抗后不会带来更残酷的压迫。法国人选择了弑父，在找出父的种种不可容忍的罪状之后（譬如法王滥用权力），子名正言顺地处死了父，抚平了自己内心的惊慌所造成的精神压力——在吉拉德的仪式性献祭⑨的理论中，某一社群犯下滔天罪行，从社群中找出一名被认为是罪恶深重至极、足以抵消之前社群所犯错误的替罪羔羊，作为牺牲，献祭，进而将罪恶从社群内部转向外部，而社群经由替罪羔羊的选择，也在这种偿还式的杀戮中，完成了自我定位，使新秩序得以较为稳定地建立。在法国大革命中，这样一只替罪羔羊恰与作为子犯罪对象的父相重合。
法国人在使路易十六魂断断头台之后，并不是如我们想象中，大肆庆贺，同时在共和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向前，反而，社会的态度模糊不清，这可能是由于法王历来拥有的两具躯体中神圣性的一具⑩，对已经习惯，或者说是潜意识上习惯了变相服从的人们的深刻影响：激进的一方，强调国王的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认定国王被处死，“系应所有了解‘自由代价’的人的要求而生。死刑的执行是为全体人类复仇。极端派只有透过将国王处死并接受人民全体的神圣性，才能拒斥国王本身的神圣性。仪式性地献上法王以为牺牲，并象征地食其肉，是达成这场神圣性质转移的主要手段”，“极端分子要大家一起来纪念这场事件，众人才不会忘记自己在这件行为里面同谋共犯的身份”。但不少人表示：前王“地位神圣，人没有权利碰他”{11}。国民公会的代表们，作为弑君者的代表，则更为犹疑不定——他们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思弑君的问题，罪疚感日渐深重，这种罪疚感可能是在最浅的层次对法王曾有的神性最后的回应，但更多的是对“大革命所产生的暴力将有解除仪式牺牲的效力的危险”的担心——“如果情况不能控制，因牺牲而产生的危机将永远不能度过，食人的暴行与无政府的混乱，必将威胁全体社群的继续存在”。于是，该如何处理弑君周年纪的问题也就成了代表们在1794年1月所急需解决的问题。最终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该有的偏颇之处而导致的恶劣后果，国民公会制订了常规的纪念办法——“法兰西末代国王周年祭”（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the Last King of the French），在有必要纪念这场赋予共和生命的暴力的同时，需移除、封制、驱散其中的暴力成分也是绝对肯定的{12}。至此，王权已经从肉身和政治中心中被抹去，作为其重要表征的父权，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着逆子的反抗，而逐渐退出家长制的主宰地位，家长制也渐渐衰落。父权作为旧有家庭秩序的核心而衰落，表明旧制度、旧秩序在不断解体，同时伴随着新制度、新秩序的渗透，曾经非常明确、非常成熟的旧秩序如今逐渐模糊，不可遵循，新生的秩序又缺乏清晰成熟的原则，一切陷于混乱之中，父系血缘遭到打压，乱伦这一家庭秩序混乱的伦理话题在当时越来越多的文化载体中呈现，反映这一时期人们对新社会既向往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向往其光明与新生希望，恐惧其过渡阶段的混乱，以及担心自身对新生事物的适应性。这一新生秩序的核心是兄弟（而非“众子”，因其父已死）。如何维持兄弟间的紧密联系，或者说“兄弟”一词在此时的本质上是否与血缘有关？父亲已死，血缘的联系已经毫无意义，感情的维系已经无法因为血缘一统而获得合法理由，感情是否可以紧密联系与血缘是否相同已经毫无关系，一方面，革命通过为国捐躯的英雄死后的安详及对其反抗暴虐的道义行径的鼓吹使革命者获得心理上对投身革命的自我认可，使得革命者之间的感情联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则是革命者之间几分隐约的同性恋的气质已经无形中、有意无意中得到允许被保留下来，这几分同性恋气质也隐约透露出乱伦的影子，透露出动荡而不稳定的秩序中，对乱伦的习惯性抵触，以及一定程度的依赖与认可——乱伦背后似是含有新秩序常伦的意味，但也只有在新旧交替阶段，乱伦才会被认同为是一定程度上的常态，过渡阶段之后，当新秩序在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之后，乱伦终究也会被定性为乱伦，新的常伦依旧会与旧制度下的乱伦相对立，而不是画上等号。
父子之间、夫妻（男女）之间，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不安中，源于一种双方对峙的焦虑，这种焦虑无疑成为当时社会一种普遍的心理特征，一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父子之间的冲突，最终以子的胜利逐步结束，了结的是国家层面的王权，以及家庭层面的父权，但是，王权、父权并未结束，在家庭中找到了可以被作用和寄生的对象——女性，于是，王权转化成父权潜入新秩序中的家庭内部，与家庭中苟延残存的父权相结合，转变为男权，继续对女性进行专制统治，所以，法国大革命表面结果了王权，限制了父权的发展，都是为了解除男权的统治危机，就正如之前所有的封建王朝，我们也就不能过多地希望，法国大革命。以及它那著名的《人权宣言》在人本的历史潮流中向女权主义迈出一大步，而维护男权的统治，恐怕也就是大革命根本目标所在。
注释：
①作者简介：林·亨特（Lynn Hunt，1945—），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曾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费城宾州大学，之后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迄今。主要著作有：《大革命与法国外省特鲁瓦、兰斯的城市政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等；并先后主编了两部重要的新文化史理论文集：《新文化史》、《超越文化转向》。
②［美］林·亨特 著.郑明萱，陈瑛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商务印书馆，2008.本书以“家庭罗曼史”指称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图像，这种家庭秩序的图像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基调。作者借着讨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阐述这种政治理念；并以家国互喻的方式，陈述18世纪的法国人视其统治者为父、视其国为家的想法。本书的论述并非沿着时间的脉络直线前进，而是在革命十年间颠来倒去地反复叙说，彻底颠覆单一观点的直线史观，呈现给读者另一种解读历史的典范之作。
③同上，第8页。
④同上，第8页。
⑤同上，第8页。
⑥同上，第1页。
⑦同上，第1—2页。
⑧同上，第24页。
⑨同上，第15页：吉拉德认为仪式性牺牲的意义，基本上不在弑亲与乱伦，却是出于社群对自己冒渎的滔天暴行感到惊恐，因此加以掩饰，将暴力行使仪式化——挑出一名替罪羔羊——具有重新划定界限的作用，遂将罪行由社群内部向外转移，“牺牲的目的，在恢复社群和谐、强化社会纹理”。界限之设，尤为重要，因为“牺牲危机”（sacrificial crisis）危及“性别区分”（sexual differentiation）。而单挑出一名替罪羔羊之举——羔羊可能是任何人，不一定只是父亲——在吉拉德的眼里，则是一切神话（myth）、仪式、亲族体系，甚至象征思维（symbolic thought）的根源。
⑩同上，第103页：根据对“‘王有双身’迷思”（the mystic fiction of the King’s Two Bodies）有所研究的坎托罗维奇（Ernst Kantorowicz）表示，英法两国的君王，都各自拥有两个身躯，一是看得见、摸得着、会死、会腐朽的个人“肉身”，另一是看不见、摸不着、永远不会死、不朽、代表模范理想的“政治躯体”，亦即国家。其实这“政治躯体”也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神性之上的。
{11}同上，第68页。
{12}同上，第72页。
参考文献：
［１］［美］林·亨特著.郑明萱,陈瑛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商务印书馆，2008.
［２］［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