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庭暴力法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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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家庭暴力几乎是不受社会干预和制约的私人行为。在暴力几乎不用付出什么法律代价时,悲剧的发生就会相对容易
  
  2011年12月15日上午,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和外籍妻子金(Kim)的离婚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李阳和金都亲自出庭应诉。起因是8月31日,金在微博发出多张受伤的照片,并称遭遇家庭暴力。
  这一爆料,瞬间引发了舆论对李阳人品和其倡导的英语教学模式大讨论,“疯狂家暴”是否有“疯狂英语”的痕迹?
  在中国,家庭暴力是个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针对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从湖南省长沙市通过第一个地方性法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到现在已走过了15个年头。
  “家暴”一词逐渐深入人心,但家暴现象难以杜绝。2011年10月,全国人大正式启动反家暴法立法项目论证工作,一部《反家庭暴力法》呼之欲出。
  
  从家暴到抢劫
  美国小说家欧·亨利曾写过一篇《警察与赞美诗》,小说主人公苏比穷困潦倒,为了熬过寒冷的冬季,想起通过干坏事进入监狱,他把监狱当做冬日最好的寓所。几个月前,44岁的王红霞也想通过抢劫进入监狱,但她不是怕寒冷,她躲避的是令她心惊胆战的家庭暴力。
  王红霞曾是北京一普通的公交售票员,因家庭琐事与丈夫矛盾不断,决定离婚,不但没被丈夫同意,甚至还经常遭受其打骂,丈夫甚至威胁说“捅死你”。
  2011年3月2日早上,一个疯狂的念头在王红霞心里酝酿:我要进监狱,得到公安机关的保护,这样就能躲避丈夫。为了进监狱,我要干件违法的事。
  随后,王红霞到菜市场买了把水果刀。当天傍晚,她坐上一辆出租车,目标锁定了出租车司机马师傅。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她担心掏出刀会伤害到司机,就让出租车开到宣武医院门口。
  司机马师傅完全不知道这个身穿公交制服中年妇女的想法。车停在宣武医院时,见王红霞掏出水果刀,顶向自己肚子,并声称“抢劫”时,马师傅还以为对方是开玩笑。
  按照王红霞要求,马师傅继续开车,并趁机启动了车内的GPS报警器。GPS中心和民警相继给司机打电话锁定了司机的位置。
  当出租车开到牛街南口时,马师傅谎称上厕所离车而去。三四分钟后,民警赶到,将还在出租车内的王红霞控制。王红霞见到民警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想进监狱”。
  王红霞取保候审后,如愿以偿跟丈夫离婚,但她却声称“不后悔,通过这个方法离婚离成了”。
  办理此案的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白春雪表示,王红霞为了进监狱躲避事端竟然选择抢劫他人,不仅危害了被害出租车司机的人身、财产安全,也给社会造成了不安定因素,危害了社会秩序,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白春雪看来,王红霞算是那种“极不理智的人中又带有理智的人”,相比较遭受暴力而“以暴制暴”甚至杀死施暴者的行为,王红霞自认为选择了一条可以接受的代价——犯罪未遂。
  难以启齿的家暴
  无论是名人家庭还是普通夫妻,都曾出现过家暴的踪迹。根据全国妇联一项全国性调查,三分之一的中国家庭受家暴的影响,其中85%至90%的受害者是妇女。据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研究发现,2010年至2011年3月,在100件离婚案中,有28件的女方当事人表示遭受过男方的家庭暴力。
  “实际发生在中国家庭里的暴力,可能不止三分之一。”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理事于怀清认为,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受害者将家暴视为私事,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发生伤亡事故,才被外人知晓。
  2011年5月开始,一项由联合国人口基金等4个联合国机构合作进行的“针对性别暴力的调查项目”在湖南省浏阳市进行。参加这次调查的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彭小凡告诉记者,在农村偏远地区,调查家暴是件困难的事,当地人很忌讳向陌生人坦露曾遭受家暴。
  “家庭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责任归因也很模糊,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能简而化之的话题。”离开学校,深入农村调查后,彭小凡真正体会到农村家暴现象的严峻性。
  “对家暴的宣传和援助在偏远地方的力度一向就不够,有些人甚至没有‘家庭暴力’或者‘家暴’的概念,一位接受调查的中年阿姨表示不知道‘强奸’的意思,更不用说家暴中婚内强奸的概念。”
  彭小凡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母亲听说他们是调查家庭纠纷的,就哭诉着说她女儿的遭遇。两年前她女儿出嫁了,婚后男方无端殴打妻子,甚至差点开车撞死他妻子,后来他妻子负气独自离家出走。这位母亲也将近两年没有见过她女儿。
  主持这次性别暴力调查项目的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教授方刚说,如果家暴仅仅就是农村打老婆的行为显然是种误解。限制经济支出,剥夺自由支配金钱的权力,也会受害者给生活造成严重的不便,造成心理伤害的也属于家庭暴力。
  方刚提到,就国际上承认的家庭暴力既包括肢体暴力、精神暴力还包括性暴力和经济控制,作为社会上热议的“冷暴力”即属于精神暴力的一种。
  家暴在社会各层人群中都会出现。方刚说,冷暴力现象在知识分子和高级白领中很突出,如果夫妻一方长时间不理睬另一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家务工作,其实是变相折磨对方。
  方刚曾经对一个男性公务员进行心理辅导,发现对方一直对其妻子漠不关心,对家庭事务一概不管,妻子稍微有过错,就招致痛骂。进一步了解知道,该干部挨领导批评,在仕途晋升上遇到挫折,所以将焦虑和怨气撒向家庭。
  
  干预家暴,司法不给力
  家庭暴力一直是环绕在家庭上空挥之难去的阴云,久治未愈。
  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拉开中国反家暴立法帷幕伊始,我国针对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立法先从地方开始。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率先通过中国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迄今,已有28个省(市、区)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地方性法规或政策。
  但国家层面的反家庭暴力法依然空白。有的法律,比如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都有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但只存在于一些条款中。
  “已出台的全国性法律法规涉及反家暴的条例原则性太强,缺乏可操作性。”于怀清认为,现行的法律法规偏于宣示性,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被遵从。
  对此,检察官白春雪也深有体会,“在干预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司法机关常常面临于法无据的困境。”
  白春雪谈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等我们检察机关介入家暴时,一定是已有伤害或伤亡案件发生。”
  白春雪在办理王红霞抢劫案时发现,王红霞作案前曾找过宣武区妇联和北京市妇联,请求援助。得到的答复是建议王红霞尽快搬出来,跟丈夫分开并离婚。但王红霞根本就没地方可去,本身住房条件有限,没有租房的经济承受能力。
  “其实很多严重家庭暴力行为是由轻微家庭暴力升级造成的。”白春雪说,如果家暴在开始时就有司法强力介入,进行约束和调节,就不会发展到极端的刑事案件。
  发生在上海市的王长芸杀夫案就是个典型。当时于怀清正担任中国妇女报记者,对案件做过持续的报道。
  2005年9月15日晚上,在商场当营业员的王长芸在家里用菜刀将自己丈夫砍倒在地,随后又用小尖刀捅了90多刀,导致丈夫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谁也不曾料到一名瑟瑟发抖的弱女子,是怎样变成极端暴力的施行者。不过,据王长芸的同事及受害人家属称,王长芸生活在丈夫的暴力中已经6年。她由受暴到施暴,是积怨和无助长期累积的结果。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在判决时并没有考虑王长芸遭受家庭暴力的历史。王长芸一案主审法官苏琼曾在接受于怀清采访时表示,王长芸受家暴的证据不是很充分,她没有验伤证明,也没有为此报过警,也没有提出离婚,也没有其他记录。被害人的哥哥、居委会干部、被告人的同事,都没有在施暴现场亲眼见到,他们的证言不能作为法律上的证据。
  实际上,在过去已经审理的因家庭暴力引发的以暴制暴刑事案件中,不管判轻判重,当事人无一不是以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而领刑,即使轻判,也是以自首情节等为由。于怀清认为,此类案件中,控辩双方经常出现的“故意杀人还是防卫”之争,原因在于家庭暴力这一概念尚未被纳入刑法框架。
  
  证据在哪里
  其实,如何采信家暴的证据一直是个难题,很多家庭暴力事件并不能得到认定,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以维护救济。
  2008年9月5日全国妇联等七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意见》中强调一定‘造成一定伤害后果’,就容易出现对家庭暴力存在与否的争议。”于怀清告诉记者,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私人场所,而大部分受害者在婚姻关系尚未恶化到离婚边缘时,一般忍辱求全,不会大肆张扬,更不用说向基层组织报告,以至于诉至法院,需要举证证明暴力行为的存在时,往往事过境迁,无法举证。
  于怀清建议可以适当减轻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举证责任,采用举证倒置原则。同时,涉及家庭暴力投诉,如果家暴受害者存在人身安全受威胁、精神受控制的情况,国家有必要干预,给受害人以“人身保护令”和法律援助。
  据悉,美国最早针对家庭暴力问题设立这种“人身保护令”(也被称做“民事保护令”)。民事保护令的主要作用是充当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隔离墙,避免双方的接触,同时保障受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的日常生活费和医疗费,从而达到预防暴力发生的效果。
  其实早在200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就发布了一项涉及人身保护令的法官办案参考性文件——《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
  指南在全国9个基层法院中试点,在审理离婚案件中,一旦发现存在家庭暴力影响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试点法院可以发布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禁止施暴者接近受害者。
  于怀清谈到,虽然没有全国性的反家暴立法,但部分地方一些好的做法很值得借鉴。据了解,很多地方和部门都尝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通过制定实施细则、办案指南、行为规范的形式来提高家暴干预措施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于怀清曾协助起草公安机关干预家暴工作规范建议稿,内容包括干预家庭暴力的方式、程度、最终目的等问题。于怀清说,从各地实际看,工作规范对民警处理家暴很有帮助。
  
  应同时矫正施暴者
  每逢11月25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国际日”)前后,每次家庭暴力升级为更严重的事态,专家学者、媒体观众对于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2011年反家暴立法终于取得突破。
  2011年8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对这部法律的研究论证工作正式开始。10月,反家暴法立法项目论证正式启动。
  “一旦将反家暴立法,就有一整套对各部门的专门规定。这样就有罚责,有强制力,反家暴工作开展起来就好办了。”白春雪认为,无论是在国家部门中选取一些来配合反家暴工作,还是参照国家禁毒委员会模式设立反家暴专门委员会,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交由某一个部门牵头领导管理。避免出现各个部门都可以管,但又互相推诿责任。
  据反家暴网前任负责人陈本建透露,全国妇联和反家暴网均已向立法机关递交了《反家庭暴力法》专家建议稿。
  陈本建认为,除了立法,政府和NGO组织应该为受暴妇女提供更多的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庇护救助等专业性和综合性的服务。
  而站在施暴者的角度看问题,方刚认为对施暴者的行为矫正机制也尤为重要。一般暴力行为的发作有其心理根源,具有反复性,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不是表现为一次见到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反复的暴力侵犯。
  方刚说,“法律当然要严厉惩处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但是,如果只停留在惩处的层次,而不同时去检查、反省、变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家庭暴力的彻底根除便显得遥遥无期。帮助施暴者发掘内心深处的症结所在,让他们意识到家庭暴力既伤害了他们和家人的关系,也伤害了他们自己。”
  “现在还不能说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正式进入了立法阶段,但全国妇联和各专家正在力推这项工作。”陈本建告诉记者,反家庭暴力工作虽然走过了二十多年,依然任重道远,她希望反家庭暴力立法过程像2001年修改婚姻法那样,全民参与,“在全民的参与和讨论中,把反家庭暴力行动传递到社会各个角落,真正深入人心。”
  
  >家庭暴力有哪些?
  由于社会文化习俗,打老婆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不过,这种陋习在当代早已是违背道德甚至是违法行为了,碰上这种事,女性朋友们一定要鼓起勇气,像李阳的太太那样,在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亲友,报警并诉诸法律,唯有如此才能遏制丈夫对自己的侵害。一味的委曲求全,只能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的梅湘南那样,使家暴愈演愈烈。
  家庭暴力,指的是家庭成员内部发生的虐待行为,包括殴打、辱骂、恐吓等行为。其中殴打妻子是比较常见的,李阳的妻子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除去殴打等攻击行为外,家庭暴力还表现为性攻击,精神情感上的折磨(如伤害的威协,恫吓威胁,使之极度嫉妒,对其剥夺占有,对其进行躯体上或社会上的隔离、孤立等)。对受害者来说,多种暴力形式常合并出现,且反复发生,越演越重。施虐者对受害者进行肉体上的攻击可表现为:用武器袭击或打击,殴打,用拳或物击打,用拳猛击,打烂,踢,烧,掌掴,用武器(刀、枪)危胁等。
  家暴往往是一方(主要是男性)为了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而实施的,妇女和儿童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但有些中老年人、男性和残疾人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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