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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童的小说《红粉》以建国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为背景，书写了一段不同于正史的“娼妓改造史”。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主流叙述，《红粉》将叙事焦点集中在拒绝改造以及改造失败的妓女身上，呈现了这场运动中改造与反改造的博弈，同时暗指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妓女想要获得新生是何其艰难。此外，作为“新历史小说”代表作的《红粉》，以其独特的民间和个人立场消解和颠覆了“正史”和宏大叙事，令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小写的历史”浮出历史地表。然而，作者苏童终究不是要以小说叙事挑战历史叙事，正如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其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
关键词：红粉；娼妓改造运动；新历史小说；叙事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3
苏童是公认的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塑造了一个个或柔美或哀怨或温婉或热烈或妩媚鲜活的女性形象。诚如苏童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比如《红粉》中的小萼，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或者我觉得女性身上凝结了更多的小说因素。”[1]在苏童众多的塑造女性形象的小说中，由《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组成的“红粉”系列格外引人注目。“红粉”系列中的每一个女性形象都极具特色，她们在苏童的笔下顾盼生姿，极力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和生命。
《红粉》这篇小说延续了苏童描绘女性形象时一贯的细腻与生动笔触，但小说发生的背景显得尤为特殊。在《红粉》中，苏童将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中，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可能性。本文尝试从这一历史背景切入，再读《红粉》，探讨苏童在其作品中对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这一段历史进行叙述时呈现的特殊性与某种颠覆性，并结合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一、潜藏的“娼妓改造史”
“五月的一个早晨，从营队里开来的一辆越野卡车停在翠云坊的巷口，浓妆艳抹的妓女们陆续走出来，爬上卡车的后车厢去。旁观的人包括在巷口摆烧饼摊的、卖香烟和卖白兰花的几个小贩。除此之外，有一个班的年轻士兵荷枪站在巷子两侧，他们像树一样保持直立的姿态。”
在小说开头的第一幕，苏童就将故事时间设置在妓女们被送到营房改造之前。在后文中，“1950年暮春，小萼来到了位于山洼里的劳动训练营”，这更是直接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及历史背景。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秋仪和小萼是翠云坊喜红楼的妓女，二人情同姐妹。解放以后，秋仪和小萼与其她妓女一样，必须接受新社会的改造。不同的是，秋仪在被送往劳动训练营的途中跳车逃跑，投奔了她的“老相好”老浦，但因为不被老浦的妈妈接受，秋仪走投无路，只好削发为尼。而小萼经过改造后则成为了玻璃瓶厂的一名女工，但她无法适应这种“焕然一新”的窘迫生活，当她与老浦再次相遇时，两人结婚了。然而，老浦祖上传下来的巨额财产被政府冻结了，捉襟见肘的生活令二人的婚姻千疮百孔，为了满足小萼对物质生活的欲望，老浦贪污公款以致最后被枪毙。故事的最后，小萼跟着一个北方男人走了，将她与老萼的孩子悲夫托付给了已经嫁给一个鸡胸驼背的男人的昔日好姐妹秋仪，一代“红粉”的故事就此谢幕。
《红粉》是苏童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书写的一段娼妓改造史，但这显然不属于“正史”的叙述框架之内。在2000年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中对建国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做了如下描述：“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当即关闭所有妓院，将妓女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教育，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学习劳动技能，引导和帮助她们建立正常生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纷纷开展禁娼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而在《红粉》中，苏童关注的是“罪恶渊薮绝迹”背后隐藏的故事，他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拒绝改造以及改造失败的妓女身上，在关注大时代中个人命运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另一种思路并呈现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提到建国初期的这场娼妓改造运动，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1950年）、陈西禾执导的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1951年）、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1956年）等是绕不过去的存在。这几部创作于“十七年”期间的文艺作品，其共同的主题是表现饱受旧社会摧残的妓女在解放后接受政府改造，并通過政府和社会的关怀获得了新生。这一创作主题无疑是符合“十七年”期间文艺作品创作的“主旋律”的。《小巷深处》中的徐文霞在妇女生产教养院中认真改造，治病、诉苦、学习生产技能……重获新生的她不仅进入一家纱厂上班，而且最后还收获了大学毕业生、技术员张俊的爱情。可以说，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唱的是一曲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赞歌，他竭力讴歌了建国初期社会改造的“光明面”。但在《红粉》中呈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以及与徐文霞完全不同的妓女形象。苏童笔下的秋仪与小萼同样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但她们对新社会、对政府要改造她们的行为充满了隔阂与冷漠，且这种隔阂与冷漠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转化为“信任”，而是愈发根深蒂固——她们对来自新中国的“改造”充满了疑惧与抵触情绪，更不用谈自我解放意识。秋仪为了逃避劳动改造中途跳车逃跑，继而投奔老浦；接受改造的小萼在劳动营因为缝不完麻袋想上吊自杀，在引起一场妓女们与士兵的激烈冲突之后被叫到营部谈话，面对“阶级姐妹”女干部们请她控诉在妓院受到的欺凌和压迫的要求时，小萼的回答显得如此无奈又令人无言以对：“我不会控诉，真的不会”、“我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就是个贱货”。无论是秋仪还是小萼，她们或在改造的过程中自暴自弃，或直接拒绝改造，但无疑都没有如《小巷深处》中的徐文霞一般获得新生。正史中所谓“正常生活”、“自食其力”等政治话语在秋仪和小萼面前似乎都失效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苏童在《红粉》中宣告了建国初期的这场娼妓改造运动的部分失败。 耐人寻味的是，苏童在小说中还将笔触伸到了妓女们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以新身份步入新社会之后所接触到的人们。一方面，新中国通过竭力推行禁娼运动，试图将妓女这一旧社会的寄生性群体变为新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另一方面，受传统道德观念及习惯性思维的束缚，整个社会心态似乎还没有做好接纳这些曾经是妓女的女人的准备，换言之，许多人对这些曾经的“妓女”并不友好甚至怀有敌意，这在《红粉》中有多处描写。首先是在小说中以改造者身份出现的军官、士兵们，他们对这些接受改造的妓女由始至终都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鄙夷、嫌恶态度。秋仪跳车逃跑时，年轻军官用山东话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操不死的臭婊子”；小萼收到秋仪的包裹后，高兴地问站岗的士兵“长官你吃糖吗？”，换来的是士兵皱着眉扭转脸甩下的一句话“谁吃你的糖？也不嫌恶心。”……其次是小萼到玻璃瓶厂工作后遇见的女厂长，她在与小萼打骂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我是麻脸，是旧社会害的，得了天花没钱治，你的脸漂亮，可你是个小婊子货，你下面脏得出蛆，你有什么脸对别人说三道四的？”这些代表着正义和进步的人们，对秋仪和小萼们的身上的“妓女”标签显然无法视而不见，相反，他们或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妓女作居高临下地审视，或是有意无意地对她们曾经的妓女身份进行侮辱和攻击。
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新社会要改造她们，但新社会似乎又容不下她们。建国初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娼妓改造运动在制度层面上无疑是成功的，但社会心态的转变没有也无法同步。苏童的视野里不仅有娼妓改造运动中改造与反改造的博弈，更观察到了在这种悖论下妓女想要获得新生是何其艰难。从这一层面来看，《红粉》将建国初期这场妓女改造运动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呈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十七年”期间歌颂革命与光明的主流叙述。
二、“新历史小说”视野下的《红粉》
前文提到，《红粉》通过再现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个人的、小写的历史，对“十七年”文学所谓正统、主流的叙事进行了消解。也正是从这一层面上，苏童的《红粉》与《妻妾成群》等作品一起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陈思和认为，“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其目的仍是要“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2]因此，“新历史小说”的“新”不在于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对“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来说，改写、解构和颠覆被既往话语赋予了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是其目的所在，而他们想象与重构历史的立脚点，正是去发现历史深处或是边缘的“真实”的历史。
新历史小说创作潮流的兴起，无疑与8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密不可分。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尤其是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和启发，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们深信历史是被言说和被选择的，历史话语产生于叙述之中。在他们看来，历史文本同样是一种叙事文本，历史话语对历史事实进行了“加工”，历史与其他话语一样，同样需要解释；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历史并非“历史本身”。因此，以边缘反抗中心，以细节真实和民间资源对抗权力话语，以小历史叙事取代宏大的历史叙事，便成了他们重新想象和解释历史的策略。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在文艺界推行的一系列文艺批评和批判运动，文学“一体化”趋势日益加深，一整套具有严格而不可侵犯的政治、审美规范的革命意识形态文学叙事得以确立。在革命意识形态文学叙事中，只要是不同于“革命—反革命”这一叙述框架内的叙述话语，其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历史存在着多个侧面，不可否认，革命意识形态文学叙事的话语是在反映历史的某一面，但由于其自身具有的排他性和唯我独尊的性质封锁、压制了其他的历史话语，导致许多历史的真相和细节都被遮蔽和淹没。新历史小说就是要发掘被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叙事所隐藏起来的“秘密”，而这种“秘密”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民间和个人立场的叙述。
苏童的《红粉》正是在“正史”的背景和氛围下，书写妓女们个人的命运。在叙述秋仪、小萼的个体命运的过程中，所谓的历史真实、价值等稳定的、看似毋庸置疑的意义重新受到审视。《红粉》的整个故事建立在建国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的背景之上，这是作者呈现给读者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语境，小说的故事正是在这段“真实”的历史中得以展开。但是，作者通过展现娼妓改造运动中属于社会边缘群体的个人的真实处境以及她们自身人性的弱点，又诱使读者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与这段被叙述的历史相比不同的、可能更为“真实”的世界。相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正统的历史话语而言，当这样的叙述话语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无疑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小说文本本身也形成了一种反讽的力量。他借《红粉》告诉人们也告诉自己，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与个人遭遇间可能存在悖反性。随着小说中故事的不断发展，读者很容易代入秋仪和小萼的处境，对其产生同情和怜悯，甚至引发共鸣，在这种认同感中自觉地颠覆了“正史”与宏大叙事所隐含的价值及意义。
苏童的小说写得很好看也很耐看，他以优雅流畅的文字和诱惑繁复的意象制造了一种浓郁而特殊的历史氛围，令人沉迷其中，不由自主地与作者本人合唱了一曲历史的挽歌。在我看来，这正是苏童的高明之处所在。一方面，他通过生动而细腻地再现那段“小写的历史”解构了“元叙事”和“元话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质疑了长期处于不可撼动地位的“历史真实”，同时令一直以来被遮蔽的这些边缘女性的故事浮出历史地表；但另一方面，他拒绝对自己文本中的叙事话语是否“更真实”做出确切承诺，他只是将一个可能“真实”的故事娓娓道来。换言之，苏童所做的只是消解“正史”与宏大叙事而已，他没有试图要建构、确立什么的野心。作为小说家，苏童能做的或许也仅止于此了。
以小说叙事挑战历史叙事，终究不是苏童的兴趣所在。苏童曾说，“我并不觉得我有能力去从历史中接近真理。我不知道真理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历史因素在我那个时期的小说中都是一個符号而已。我真正有能力关注的，还是人的问题。”[3]因此，在《红粉》中，所谓的“运动”不过是个体生命小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个体的生命历程才是作者旨在描摹的重点，其重在“表达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经验”。[4]历史的巨大变动在冥冥之中操纵着个体的命运，像秋仪和小萼这样的小人物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最终也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而沦为牺牲品。也正因如此，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沧桑感和无力感，这是命运本身的样子。命运的悲凉气息铺满整篇小说，秋仪、小萼、老浦等人似乎都被笼罩在命运这张无形的网之下而无力挣扎，他们因无法抗拒时代的巨大变动就索性“自毁”，在《红粉》的舞台上留下一个苍凉的背影。入乎历史之内，又能出乎历史之外，这也许正是苏童的小说吸引人之处所在。
注释：
[1]苏童：《寻找灯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页。
[3]苏童：《妇女生活》，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参考文献：
[1]于树军.苏童小说《红粉》的创作资源[J].小说评论，2014（03）：55-64.
[2]郝敬波.叙事模式的突围和选择——苏童小说《红粉》的一种解读[J].名作欣赏，2010（30）：46-48.
[3]王一丹.论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7（06）：26-29.
[4]郭艳英.建国初期娼妓改造与反改造的博弈[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07）：27-29.
[5]金莉丽. 重识新历史小说[D].东北师范大学，2008.
关键词：红粉；娼妓改造运动；新历史小说；叙事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3
苏童是公认的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塑造了一个个或柔美或哀怨或温婉或热烈或妩媚鲜活的女性形象。诚如苏童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比如《红粉》中的小萼，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或者我觉得女性身上凝结了更多的小说因素。”[1]在苏童众多的塑造女性形象的小说中，由《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组成的“红粉”系列格外引人注目。“红粉”系列中的每一个女性形象都极具特色，她们在苏童的笔下顾盼生姿，极力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和生命。
《红粉》这篇小说延续了苏童描绘女性形象时一贯的细腻与生动笔触，但小说发生的背景显得尤为特殊。在《红粉》中，苏童将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中，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可能性。本文尝试从这一历史背景切入，再读《红粉》，探讨苏童在其作品中对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这一段历史进行叙述时呈现的特殊性与某种颠覆性，并结合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一、潜藏的“娼妓改造史”
“五月的一个早晨，从营队里开来的一辆越野卡车停在翠云坊的巷口，浓妆艳抹的妓女们陆续走出来，爬上卡车的后车厢去。旁观的人包括在巷口摆烧饼摊的、卖香烟和卖白兰花的几个小贩。除此之外，有一个班的年轻士兵荷枪站在巷子两侧，他们像树一样保持直立的姿态。”
在小说开头的第一幕，苏童就将故事时间设置在妓女们被送到营房改造之前。在后文中，“1950年暮春，小萼来到了位于山洼里的劳动训练营”，这更是直接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及历史背景。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秋仪和小萼是翠云坊喜红楼的妓女，二人情同姐妹。解放以后，秋仪和小萼与其她妓女一样，必须接受新社会的改造。不同的是，秋仪在被送往劳动训练营的途中跳车逃跑，投奔了她的“老相好”老浦，但因为不被老浦的妈妈接受，秋仪走投无路，只好削发为尼。而小萼经过改造后则成为了玻璃瓶厂的一名女工，但她无法适应这种“焕然一新”的窘迫生活，当她与老浦再次相遇时，两人结婚了。然而，老浦祖上传下来的巨额财产被政府冻结了，捉襟见肘的生活令二人的婚姻千疮百孔，为了满足小萼对物质生活的欲望，老浦贪污公款以致最后被枪毙。故事的最后，小萼跟着一个北方男人走了，将她与老萼的孩子悲夫托付给了已经嫁给一个鸡胸驼背的男人的昔日好姐妹秋仪，一代“红粉”的故事就此谢幕。
《红粉》是苏童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书写的一段娼妓改造史，但这显然不属于“正史”的叙述框架之内。在2000年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中对建国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做了如下描述：“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当即关闭所有妓院，将妓女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教育，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学习劳动技能，引导和帮助她们建立正常生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纷纷开展禁娼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而在《红粉》中，苏童关注的是“罪恶渊薮绝迹”背后隐藏的故事，他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拒绝改造以及改造失败的妓女身上，在关注大时代中个人命运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另一种思路并呈现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提到建国初期的这场娼妓改造运动，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1950年）、陈西禾执导的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1951年）、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1956年）等是绕不过去的存在。这几部创作于“十七年”期间的文艺作品，其共同的主题是表现饱受旧社会摧残的妓女在解放后接受政府改造，并通過政府和社会的关怀获得了新生。这一创作主题无疑是符合“十七年”期间文艺作品创作的“主旋律”的。《小巷深处》中的徐文霞在妇女生产教养院中认真改造，治病、诉苦、学习生产技能……重获新生的她不仅进入一家纱厂上班，而且最后还收获了大学毕业生、技术员张俊的爱情。可以说，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唱的是一曲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赞歌，他竭力讴歌了建国初期社会改造的“光明面”。但在《红粉》中呈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以及与徐文霞完全不同的妓女形象。苏童笔下的秋仪与小萼同样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但她们对新社会、对政府要改造她们的行为充满了隔阂与冷漠，且这种隔阂与冷漠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转化为“信任”，而是愈发根深蒂固——她们对来自新中国的“改造”充满了疑惧与抵触情绪，更不用谈自我解放意识。秋仪为了逃避劳动改造中途跳车逃跑，继而投奔老浦；接受改造的小萼在劳动营因为缝不完麻袋想上吊自杀，在引起一场妓女们与士兵的激烈冲突之后被叫到营部谈话，面对“阶级姐妹”女干部们请她控诉在妓院受到的欺凌和压迫的要求时，小萼的回答显得如此无奈又令人无言以对：“我不会控诉，真的不会”、“我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就是个贱货”。无论是秋仪还是小萼，她们或在改造的过程中自暴自弃，或直接拒绝改造，但无疑都没有如《小巷深处》中的徐文霞一般获得新生。正史中所谓“正常生活”、“自食其力”等政治话语在秋仪和小萼面前似乎都失效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苏童在《红粉》中宣告了建国初期的这场娼妓改造运动的部分失败。 耐人寻味的是，苏童在小说中还将笔触伸到了妓女们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以新身份步入新社会之后所接触到的人们。一方面，新中国通过竭力推行禁娼运动，试图将妓女这一旧社会的寄生性群体变为新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另一方面，受传统道德观念及习惯性思维的束缚，整个社会心态似乎还没有做好接纳这些曾经是妓女的女人的准备，换言之，许多人对这些曾经的“妓女”并不友好甚至怀有敌意，这在《红粉》中有多处描写。首先是在小说中以改造者身份出现的军官、士兵们，他们对这些接受改造的妓女由始至终都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鄙夷、嫌恶态度。秋仪跳车逃跑时，年轻军官用山东话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操不死的臭婊子”；小萼收到秋仪的包裹后，高兴地问站岗的士兵“长官你吃糖吗？”，换来的是士兵皱着眉扭转脸甩下的一句话“谁吃你的糖？也不嫌恶心。”……其次是小萼到玻璃瓶厂工作后遇见的女厂长，她在与小萼打骂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我是麻脸，是旧社会害的，得了天花没钱治，你的脸漂亮，可你是个小婊子货，你下面脏得出蛆，你有什么脸对别人说三道四的？”这些代表着正义和进步的人们，对秋仪和小萼们的身上的“妓女”标签显然无法视而不见，相反，他们或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妓女作居高临下地审视，或是有意无意地对她们曾经的妓女身份进行侮辱和攻击。
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新社会要改造她们，但新社会似乎又容不下她们。建国初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娼妓改造运动在制度层面上无疑是成功的，但社会心态的转变没有也无法同步。苏童的视野里不仅有娼妓改造运动中改造与反改造的博弈，更观察到了在这种悖论下妓女想要获得新生是何其艰难。从这一层面来看，《红粉》将建国初期这场妓女改造运动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呈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十七年”期间歌颂革命与光明的主流叙述。
二、“新历史小说”视野下的《红粉》
前文提到，《红粉》通过再现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个人的、小写的历史，对“十七年”文学所谓正统、主流的叙事进行了消解。也正是从这一层面上，苏童的《红粉》与《妻妾成群》等作品一起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陈思和认为，“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其目的仍是要“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2]因此，“新历史小说”的“新”不在于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对“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来说，改写、解构和颠覆被既往话语赋予了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是其目的所在，而他们想象与重构历史的立脚点，正是去发现历史深处或是边缘的“真实”的历史。
新历史小说创作潮流的兴起，无疑与8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密不可分。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尤其是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和启发，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们深信历史是被言说和被选择的，历史话语产生于叙述之中。在他们看来，历史文本同样是一种叙事文本，历史话语对历史事实进行了“加工”，历史与其他话语一样，同样需要解释；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历史并非“历史本身”。因此，以边缘反抗中心，以细节真实和民间资源对抗权力话语，以小历史叙事取代宏大的历史叙事，便成了他们重新想象和解释历史的策略。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在文艺界推行的一系列文艺批评和批判运动，文学“一体化”趋势日益加深，一整套具有严格而不可侵犯的政治、审美规范的革命意识形态文学叙事得以确立。在革命意识形态文学叙事中，只要是不同于“革命—反革命”这一叙述框架内的叙述话语，其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历史存在着多个侧面，不可否认，革命意识形态文学叙事的话语是在反映历史的某一面，但由于其自身具有的排他性和唯我独尊的性质封锁、压制了其他的历史话语，导致许多历史的真相和细节都被遮蔽和淹没。新历史小说就是要发掘被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叙事所隐藏起来的“秘密”，而这种“秘密”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民间和个人立场的叙述。
苏童的《红粉》正是在“正史”的背景和氛围下，书写妓女们个人的命运。在叙述秋仪、小萼的个体命运的过程中，所谓的历史真实、价值等稳定的、看似毋庸置疑的意义重新受到审视。《红粉》的整个故事建立在建国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的背景之上，这是作者呈现给读者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语境，小说的故事正是在这段“真实”的历史中得以展开。但是，作者通过展现娼妓改造运动中属于社会边缘群体的个人的真实处境以及她们自身人性的弱点，又诱使读者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与这段被叙述的历史相比不同的、可能更为“真实”的世界。相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正统的历史话语而言，当这样的叙述话语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无疑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小说文本本身也形成了一种反讽的力量。他借《红粉》告诉人们也告诉自己，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与个人遭遇间可能存在悖反性。随着小说中故事的不断发展，读者很容易代入秋仪和小萼的处境，对其产生同情和怜悯，甚至引发共鸣，在这种认同感中自觉地颠覆了“正史”与宏大叙事所隐含的价值及意义。
苏童的小说写得很好看也很耐看，他以优雅流畅的文字和诱惑繁复的意象制造了一种浓郁而特殊的历史氛围，令人沉迷其中，不由自主地与作者本人合唱了一曲历史的挽歌。在我看来，这正是苏童的高明之处所在。一方面，他通过生动而细腻地再现那段“小写的历史”解构了“元叙事”和“元话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质疑了长期处于不可撼动地位的“历史真实”，同时令一直以来被遮蔽的这些边缘女性的故事浮出历史地表；但另一方面，他拒绝对自己文本中的叙事话语是否“更真实”做出确切承诺，他只是将一个可能“真实”的故事娓娓道来。换言之，苏童所做的只是消解“正史”与宏大叙事而已，他没有试图要建构、确立什么的野心。作为小说家，苏童能做的或许也仅止于此了。
以小说叙事挑战历史叙事，终究不是苏童的兴趣所在。苏童曾说，“我并不觉得我有能力去从历史中接近真理。我不知道真理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历史因素在我那个时期的小说中都是一個符号而已。我真正有能力关注的，还是人的问题。”[3]因此，在《红粉》中，所谓的“运动”不过是个体生命小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个体的生命历程才是作者旨在描摹的重点，其重在“表达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经验”。[4]历史的巨大变动在冥冥之中操纵着个体的命运，像秋仪和小萼这样的小人物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最终也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而沦为牺牲品。也正因如此，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沧桑感和无力感，这是命运本身的样子。命运的悲凉气息铺满整篇小说，秋仪、小萼、老浦等人似乎都被笼罩在命运这张无形的网之下而无力挣扎，他们因无法抗拒时代的巨大变动就索性“自毁”，在《红粉》的舞台上留下一个苍凉的背影。入乎历史之内，又能出乎历史之外，这也许正是苏童的小说吸引人之处所在。
注释：
[1]苏童：《寻找灯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页。
[3]苏童：《妇女生活》，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参考文献：
[1]于树军.苏童小说《红粉》的创作资源[J].小说评论，2014（03）：55-64.
[2]郝敬波.叙事模式的突围和选择——苏童小说《红粉》的一种解读[J].名作欣赏，2010（30）：46-48.
[3]王一丹.论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7（06）：26-29.
[4]郭艳英.建国初期娼妓改造与反改造的博弈[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07）：27-29.
[5]金莉丽. 重识新历史小说[D].东北师范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