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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革命后最初的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最为自由的时期，然而事实上，即使是在新文学发展最为“自由”的前十年，依旧存在着诸多不可调和的“不自由”。而郁达夫作为神经格外纤细敏感的作家，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大环境里感应到了这些“不自由”。
关键词：不自由；情欲感知；思想禁锢；个人书写
作者简介：黄梦菲（1990-），女，江苏苏州人，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其发轫的最初十年总是能吸引研究者的目光。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学良莠不齐，但这一时期相对“宽容”的文化环境，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带来了蓬勃顽强的生命力，更为之后的文学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时期，郁达夫携着以《沉沦》为代表的一批小说走上文坛，凭借其忧郁感伤的基调和近乎病态的情欲描写，引起文坛一阵哗然。一时之间，关注、批评、追捧、诟病纷至沓来，将郁达夫推上了一个受人瞩目的位置。
追寻自由是诸多文艺工作者的理想和目标，郁达夫这样一位极具个性的作家更是如此，然而郁达夫作为神经格外纤细敏感的作家，却在这种自由的大环境里感应到了诸多的“不自由”。
一、不自由的“情欲感知”
关于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描写，有一些研究者将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认为“性苦闷”的产生是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并与《沉沦》中的青年在自杀前喊的几句口号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爱国”的体现。如“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意识愈益加强了青春期的性苦闷，而性的苦闷又愈益加强了对民族贫弱状况的自觉意识。”[1]
然而，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其实应分开看做“情”和“欲”。以《沉沦》为例，文本中青年的性苦闷并非由于“情”的无处安置（青年有其心仪的对象）或是“欲”的无处发泄（“观淫癖”、自渎或是去妓院买妓可以作为单纯的欲望发泄），而是由于情感归属和欲望发泄得不到协调的统一。从这个层面来看，“性苦闷”更多地指向“灵与肉的冲突”，而这一矛盾其实是超越时空范畴的——数十年后的张贤亮依旧在其作品中大肆借由情欲描写去反映“灵与肉的冲突”。换而言之，郁达夫小说中的“性苦闷”并非是当时特定时代的产物，而是触碰到了人类一种永恒的矛盾。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只是让郁达夫感知并深刻体会这种矛盾而已。
郁达夫在谈到《沉沦》的创作时曾说，“（它）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 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和灵肉的冲突”。这里郁达夫将其解释为“现代人的苦闷”。事实上，有的学者将中国的文化称为非性文化，“这种非性文化的实质，是以僵死的理性教条，去闭抑或扼杀人的感性生命。”[2]因此，在旧有文化体制下，是不可能对这种“性苦闷”有所体会的。对此，郁达夫也是深有认识，他说：”中国文化中“纲常名教的那一层硬壳，是决不容许你个人的个性，有略一抬头的机会的。”[3]而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当旧伦理在新文化运动的重击下逐渐土崩瓦解，当卢梭、施蒂纳、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西方近现代的文化巨人带着他们的“感性生命”理论涌入中国，当郁达夫留日期间刚好赶上日本“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时，郁达夫获得了体验情欲的“自由”。然后这种“自由”却又带给郁达夫更大的“不自由”——“情”和“欲”的难以统一和不可协调。在现实的生活中，郁达夫一面追求自由婚恋，一面又行走于花街柳巷，沉溺酒色，也正是由于无处排遣这种情欲的“不自由”。正如刘晓枫将《牛虻》解读为一种“私人的痛苦”一样，《沉沦》实际上也是郁达夫自己“私人苦痛”的一种抒发，而这种“性苦闷”的书写，正是建立在郁达夫“自由”地体验到了“不自由”的情欲感知之上。他既无法排遣这种痛苦，又没能达到更高的视野去超脱个人的情欲，只得一遍遍地在作品中对情欲进行反复描摹，时而睹物起淫欲，时而同性恋，甚至产生“性被虐狂”、“偷物狂”等性变态心理，这也大大限制了其小说深刻的内涵。
二、不自由的“思想禁锢”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 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由此可见，在当时，郁达夫是被当做封建伦理纲常的“逆臣贼子”的，其颓废感伤和情欲描写被当成反封建的匕首和投枪。
对郁达夫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对西方和外来文化的信赖是远超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郁达夫自身也确实有借其作品中的颓废感伤和情欲描写去反抗封建三纲五常的意味。然而，诚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论述的，“一般人通常把郁达夫自传式的主角看做颓废人物。不过此人颓废只是表面的，道德方面的考虑照样很多。”探究郁达夫小说就可发现，虽然他对于人物的心理描绘和一些性行为描写非常细致，但他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也能够谨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即如《沉沦》中的青年，因自身的堕落而深感忧郁决正是因为其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最后背负“中国的羞耻”选择自尽也不可不说是一种“止乎礼”的表现。而这些在郁达夫后期的小说中反应得更为明显。
夏志清称其为“颓废后的守礼”。例如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贫困作家因烟厂女工中纯洁关切而抑制住拥抱她的心思；《迟桂花》中的主人公因为年轻可爱的寡妇而克制了自己的淫欲；《过去》中主人公本想强迫已经成为寡妇的老三在旅馆陪自己过夜，却由于她的眼泪而克制了冲动，伏下身去求她宽恕。这些被抑制的情欲，豈不依然承载了儒家文化的礼教束缚？
这种矛盾其实正反映了郁达夫价值取向的迷茫，也是“他面对本土与异质文化伦理观念所产生的价值选择的困惑在心态上的投射”。[2]郁达夫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系统的中国本土文化教育；青年以后，却又受到了近、现代文化的浸润，而他所接触的那部分西方文化又恰恰是以敞开人的感性生命为特征，直接与传统中国的主流伦理文化相对抗的。从一方面来看，传统文早已成为塑造郁达夫精神气质的重要养料，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内涵更与郁达夫忧郁敏感却又略显自卑的性格特质相符合，但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语境却要求郁达夫与传统文化完全划清界限；从另一方面来看，就郁达夫那个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主观上大多更倾向于接受西方外来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生活方式，但从生活的践行上来看，传统的顽固力量和生活的现实困境又往往造成其思想信仰与行为方式的错位，由此更加深了郁达夫的困惑与无奈。 新时期新的文化语境似乎给了郁达夫反叛传统的自由，实际上却又在无形中给他上了一个新的思想枷锁。在这里，他既不能去传统文化中寻求安慰，也无法完全迎合外来的文化思想，只能在一种新的“不自由”的思想禁锢中走向孤独与沉沦。
三、不自由“个人书写”
法国大革命时期，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曾因政见的不同而产生严重的分歧，刘晓枫在《沉重的肉身》中将其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自由——个体的自由和专制的自由。现代文坛发轫的前十年，其实也是这两种自由并行的十年。郁达夫无疑是前者的代表，推行极致的个人自由。夏志清对其有着这样的评价：“他表现的当然是身边事，感伤气味重，也很颓废，可是却有把五四运动含蓄的个人自由推倒极处的勇气。”
郁达夫认为所有的文学都是自传，他的作品更是践行了这种创作理念。虽然他的有些小说用的是他叙法，但总能看见其真实生活的影子，看见其被自我的狭小世界里的感觉、情欲所支配。以《沉沦》为例，在《沉沦》发表的初期，不论是郁達夫本人表述，还是当时文坛的评论，都没有赋予《沉沦》“国家”的内涵，所关注的重点无外乎“现代人的苦闷”、“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其蕴含的情欲描写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等，这些都是从个体视角进行的解读。
到了1927年前后，随着政治时局的变化，“个人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专制的自由”开始大行其道。由此，对郁达夫小说的解读便开始偏向社会及时代层面转移，“个人的痛苦”开始变成“国家的困苦”的象征。郑伯奇认为“作者的主观，既然由狭隘的自我，扩张到自己的身边，自己的周围，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因而，当然的结果，他的感伤的情绪，也由个人，逐渐扩大到社会人类”[4]，钱杏邨将《沉沦》中的性压抑当做是经济压迫与社会压迫的象征。[5]即使是到了新时期，仍有不少研究者将郁达夫看成了时代困苦的发言人，如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评传》就说：“《沉沦》的主人公的多愁善感、孤僻自卑的性格，是在特定的时代、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因此，作品里所描述的这个故事，与其说是一个孤僻自卑者的性格悲剧，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悲剧──由于国家衰弱和民族歧视而造成的悲剧”[6]。
对作品解读视野的扩大，原本并不应该波及作者本身。然而从实际的结果来看，却对郁达夫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郁达夫是一个对个人情感十分敏感的作者，相对来说“国家”或是“社会”的概念对他来说就稍显空泛。只不过当时的社会环境刚好将他的个人情感与国家意志联系在了一起，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双重解读性。但若要郁达夫主观上主动去贴合宏大的视野，去放弃个人叙述的自由转而为国家发声，却只是招致他的抵制与反抗。虽然郁达夫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创立人之一，但很快他就离开了这个组织，转而投入了林语堂、周作人等不谈政治的个人主义的文学圈。他为自己的行为有这样一番辩解：“可是社会这样东西，究竟是不是由无数个‘个人’组织而成的？假定确实也是这么一回事，那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生活。……”而郁达夫的这一番辩解，像极了丹东关于“个人的自由”申诉。
新时期的文学给了郁达夫这样一位个人主义作家自由发声的舞台。然而，国家的声音终究盖过了个人的书写，而郁达夫这样一位无法“成功转型”的作家，也只得在左右摇摆中渐渐归于沉寂。
新文学开辟时期最为自由的时代塑造了郁达夫这样一位极具个性的作家。他可以自由地描绘抑制千年的情欲纠葛，自由地驳斥绵延千年的伦理纲常，自由地高举个人主义的旗帜。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文学时代，郁达夫凭借其纤细敏感的神经却依旧感受到了种种的“不自由”——“灵与肉的冲突”他无法排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他无法调和，个人书写与国家意志的平衡他无法掌握。由此，注定了郁达夫在文坛昙花一现的命运。然而，郁达夫对个人自由的坚持，和将五四运动含蓄的个人自由推倒极处的勇气，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孟庆莲.《沉沦》中“他”的矛盾心理[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02）：215-217.
[2]唐小林.欲望、沉沦与救赎——郁达夫伦理心态研究之一[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5）：58-64.
[3]郁达夫. 郁达夫文论集[Z].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4]郑伯奇.《〈寒灰集〉批评》，《郁达夫研究资料（海外版）》，第19页.
[5]钱杏邨：《郁达夫》，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29-649页.
[6]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
关键词：不自由；情欲感知；思想禁锢；个人书写
作者简介：黄梦菲（1990-），女，江苏苏州人，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其发轫的最初十年总是能吸引研究者的目光。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学良莠不齐，但这一时期相对“宽容”的文化环境，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带来了蓬勃顽强的生命力，更为之后的文学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时期，郁达夫携着以《沉沦》为代表的一批小说走上文坛，凭借其忧郁感伤的基调和近乎病态的情欲描写，引起文坛一阵哗然。一时之间，关注、批评、追捧、诟病纷至沓来，将郁达夫推上了一个受人瞩目的位置。
追寻自由是诸多文艺工作者的理想和目标，郁达夫这样一位极具个性的作家更是如此，然而郁达夫作为神经格外纤细敏感的作家，却在这种自由的大环境里感应到了诸多的“不自由”。
一、不自由的“情欲感知”
关于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描写，有一些研究者将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认为“性苦闷”的产生是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并与《沉沦》中的青年在自杀前喊的几句口号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爱国”的体现。如“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意识愈益加强了青春期的性苦闷，而性的苦闷又愈益加强了对民族贫弱状况的自觉意识。”[1]
然而，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其实应分开看做“情”和“欲”。以《沉沦》为例，文本中青年的性苦闷并非由于“情”的无处安置（青年有其心仪的对象）或是“欲”的无处发泄（“观淫癖”、自渎或是去妓院买妓可以作为单纯的欲望发泄），而是由于情感归属和欲望发泄得不到协调的统一。从这个层面来看，“性苦闷”更多地指向“灵与肉的冲突”，而这一矛盾其实是超越时空范畴的——数十年后的张贤亮依旧在其作品中大肆借由情欲描写去反映“灵与肉的冲突”。换而言之，郁达夫小说中的“性苦闷”并非是当时特定时代的产物，而是触碰到了人类一种永恒的矛盾。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只是让郁达夫感知并深刻体会这种矛盾而已。
郁达夫在谈到《沉沦》的创作时曾说，“（它）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 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和灵肉的冲突”。这里郁达夫将其解释为“现代人的苦闷”。事实上，有的学者将中国的文化称为非性文化，“这种非性文化的实质，是以僵死的理性教条，去闭抑或扼杀人的感性生命。”[2]因此，在旧有文化体制下，是不可能对这种“性苦闷”有所体会的。对此，郁达夫也是深有认识，他说：”中国文化中“纲常名教的那一层硬壳，是决不容许你个人的个性，有略一抬头的机会的。”[3]而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当旧伦理在新文化运动的重击下逐渐土崩瓦解，当卢梭、施蒂纳、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西方近现代的文化巨人带着他们的“感性生命”理论涌入中国，当郁达夫留日期间刚好赶上日本“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时，郁达夫获得了体验情欲的“自由”。然后这种“自由”却又带给郁达夫更大的“不自由”——“情”和“欲”的难以统一和不可协调。在现实的生活中，郁达夫一面追求自由婚恋，一面又行走于花街柳巷，沉溺酒色，也正是由于无处排遣这种情欲的“不自由”。正如刘晓枫将《牛虻》解读为一种“私人的痛苦”一样，《沉沦》实际上也是郁达夫自己“私人苦痛”的一种抒发，而这种“性苦闷”的书写，正是建立在郁达夫“自由”地体验到了“不自由”的情欲感知之上。他既无法排遣这种痛苦，又没能达到更高的视野去超脱个人的情欲，只得一遍遍地在作品中对情欲进行反复描摹，时而睹物起淫欲，时而同性恋，甚至产生“性被虐狂”、“偷物狂”等性变态心理，这也大大限制了其小说深刻的内涵。
二、不自由的“思想禁锢”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 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由此可见，在当时，郁达夫是被当做封建伦理纲常的“逆臣贼子”的，其颓废感伤和情欲描写被当成反封建的匕首和投枪。
对郁达夫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对西方和外来文化的信赖是远超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郁达夫自身也确实有借其作品中的颓废感伤和情欲描写去反抗封建三纲五常的意味。然而，诚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论述的，“一般人通常把郁达夫自传式的主角看做颓废人物。不过此人颓废只是表面的，道德方面的考虑照样很多。”探究郁达夫小说就可发现，虽然他对于人物的心理描绘和一些性行为描写非常细致，但他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也能够谨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即如《沉沦》中的青年，因自身的堕落而深感忧郁决正是因为其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最后背负“中国的羞耻”选择自尽也不可不说是一种“止乎礼”的表现。而这些在郁达夫后期的小说中反应得更为明显。
夏志清称其为“颓废后的守礼”。例如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贫困作家因烟厂女工中纯洁关切而抑制住拥抱她的心思；《迟桂花》中的主人公因为年轻可爱的寡妇而克制了自己的淫欲；《过去》中主人公本想强迫已经成为寡妇的老三在旅馆陪自己过夜，却由于她的眼泪而克制了冲动，伏下身去求她宽恕。这些被抑制的情欲，豈不依然承载了儒家文化的礼教束缚？
这种矛盾其实正反映了郁达夫价值取向的迷茫，也是“他面对本土与异质文化伦理观念所产生的价值选择的困惑在心态上的投射”。[2]郁达夫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系统的中国本土文化教育；青年以后，却又受到了近、现代文化的浸润，而他所接触的那部分西方文化又恰恰是以敞开人的感性生命为特征，直接与传统中国的主流伦理文化相对抗的。从一方面来看，传统文早已成为塑造郁达夫精神气质的重要养料，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内涵更与郁达夫忧郁敏感却又略显自卑的性格特质相符合，但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语境却要求郁达夫与传统文化完全划清界限；从另一方面来看，就郁达夫那个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主观上大多更倾向于接受西方外来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生活方式，但从生活的践行上来看，传统的顽固力量和生活的现实困境又往往造成其思想信仰与行为方式的错位，由此更加深了郁达夫的困惑与无奈。 新时期新的文化语境似乎给了郁达夫反叛传统的自由，实际上却又在无形中给他上了一个新的思想枷锁。在这里，他既不能去传统文化中寻求安慰，也无法完全迎合外来的文化思想，只能在一种新的“不自由”的思想禁锢中走向孤独与沉沦。
三、不自由“个人书写”
法国大革命时期，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曾因政见的不同而产生严重的分歧，刘晓枫在《沉重的肉身》中将其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自由——个体的自由和专制的自由。现代文坛发轫的前十年，其实也是这两种自由并行的十年。郁达夫无疑是前者的代表，推行极致的个人自由。夏志清对其有着这样的评价：“他表现的当然是身边事，感伤气味重，也很颓废，可是却有把五四运动含蓄的个人自由推倒极处的勇气。”
郁达夫认为所有的文学都是自传，他的作品更是践行了这种创作理念。虽然他的有些小说用的是他叙法，但总能看见其真实生活的影子，看见其被自我的狭小世界里的感觉、情欲所支配。以《沉沦》为例，在《沉沦》发表的初期，不论是郁達夫本人表述，还是当时文坛的评论，都没有赋予《沉沦》“国家”的内涵，所关注的重点无外乎“现代人的苦闷”、“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其蕴含的情欲描写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等，这些都是从个体视角进行的解读。
到了1927年前后，随着政治时局的变化，“个人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专制的自由”开始大行其道。由此，对郁达夫小说的解读便开始偏向社会及时代层面转移，“个人的痛苦”开始变成“国家的困苦”的象征。郑伯奇认为“作者的主观，既然由狭隘的自我，扩张到自己的身边，自己的周围，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因而，当然的结果，他的感伤的情绪，也由个人，逐渐扩大到社会人类”[4]，钱杏邨将《沉沦》中的性压抑当做是经济压迫与社会压迫的象征。[5]即使是到了新时期，仍有不少研究者将郁达夫看成了时代困苦的发言人，如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评传》就说：“《沉沦》的主人公的多愁善感、孤僻自卑的性格，是在特定的时代、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因此，作品里所描述的这个故事，与其说是一个孤僻自卑者的性格悲剧，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悲剧──由于国家衰弱和民族歧视而造成的悲剧”[6]。
对作品解读视野的扩大，原本并不应该波及作者本身。然而从实际的结果来看，却对郁达夫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郁达夫是一个对个人情感十分敏感的作者，相对来说“国家”或是“社会”的概念对他来说就稍显空泛。只不过当时的社会环境刚好将他的个人情感与国家意志联系在了一起，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双重解读性。但若要郁达夫主观上主动去贴合宏大的视野，去放弃个人叙述的自由转而为国家发声，却只是招致他的抵制与反抗。虽然郁达夫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创立人之一，但很快他就离开了这个组织，转而投入了林语堂、周作人等不谈政治的个人主义的文学圈。他为自己的行为有这样一番辩解：“可是社会这样东西，究竟是不是由无数个‘个人’组织而成的？假定确实也是这么一回事，那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生活。……”而郁达夫的这一番辩解，像极了丹东关于“个人的自由”申诉。
新时期的文学给了郁达夫这样一位个人主义作家自由发声的舞台。然而，国家的声音终究盖过了个人的书写，而郁达夫这样一位无法“成功转型”的作家，也只得在左右摇摆中渐渐归于沉寂。
新文学开辟时期最为自由的时代塑造了郁达夫这样一位极具个性的作家。他可以自由地描绘抑制千年的情欲纠葛，自由地驳斥绵延千年的伦理纲常，自由地高举个人主义的旗帜。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文学时代，郁达夫凭借其纤细敏感的神经却依旧感受到了种种的“不自由”——“灵与肉的冲突”他无法排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他无法调和，个人书写与国家意志的平衡他无法掌握。由此，注定了郁达夫在文坛昙花一现的命运。然而，郁达夫对个人自由的坚持，和将五四运动含蓄的个人自由推倒极处的勇气，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孟庆莲.《沉沦》中“他”的矛盾心理[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02）：215-217.
[2]唐小林.欲望、沉沦与救赎——郁达夫伦理心态研究之一[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5）：58-64.
[3]郁达夫. 郁达夫文论集[Z].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4]郑伯奇.《〈寒灰集〉批评》，《郁达夫研究资料（海外版）》，第19页.
[5]钱杏邨：《郁达夫》，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29-649页.
[6]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