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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包法利夫人》和《茶花女》是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巨著。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幸福观、爱情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两个人的人生历程却殊途同归。本文将对比艾玛和玛格丽特的不同选择和不同形象，简单探讨差异中共同存在的女性问题。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 《茶花女》 女性 反抗
《包法利夫人》和《茶花女》均取材自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的真实故事，讲述了两对法国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且都以女主角为爱而死的悲剧作为结局。但两部作品之间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样是追求幸福爱情，两位女主人公卻选择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道路。这就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讨论与思索的空间。如果对比艾玛和玛格丽特面对爱情时的不同选择，便不难发现两个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面对着同样的社会问题。
一
（一）迥异的幸福观
幸福生活是每一个普通人的追求目标，但具体的观念内容很可能不尽相同。《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艾玛是一个狂热追求爱与美的浪漫主义者。艾玛较文中的同龄人更为关注自己浪漫主义情绪的形式展现，“她爱教堂是为了教堂的鲜花，爱音乐是为了浪漫的歌词，爱文学是为了文学热情的刺激”。对浪漫与激情的向往使艾玛不再满足于已有的生活，安定的乡村生活对她来说已经过于乏味，于是她一心渴望寻求外界的刺激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艾玛终于有幸受邀参加了侯爵的舞会。与上流社会的接触使艾玛获得了期待已久的满足，却也使她对上流社会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她的内心也“一经富贵熏染，再也不肯褪色”。归来后不久，艾玛的向往之情便外化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模仿行为。她按照时尚杂志上的式样打扮自己，即使是去教堂做礼拜，也要换上绸袍子；她的用餐习惯颇为讲究，各种开销庞大；她追求居所的品质，要求住所有花园和喷水池，并且始终梦想能生活在“名声大得无法衡量”的巴黎；她还置办了一辆英国式的轻便马车，不时乘马车出门闲逛。不难发现，艾玛的生活似乎与乡村环境格格不入。在旁人眼中，艾玛似乎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城里的小姐”，“样子好像一个巴黎女人”。由此可见，物质条件在艾玛的幸福观念中占有较大的权重。对于艾玛来说，幸福就是拥有美好浪漫的爱情，但这种爱情必须以贵族般的富裕生活作为依托，庸俗贫穷的乡巴佬甚至不配拥有爱情，只有上流社会才是广阔、热情、幸福的世界。就连福楼拜也不得不坦言：“她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愉快，举止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总而言之，艾玛的爱情幸福是建立在虚荣之上的。
反观《茶花女》，玛格丽特虽身居巴黎，却早已厌倦了都市的喧闹，她认为自己的生活表面热闹实则孤寂，由衷希望回到乡下，过那种纯朴又稳定的乡村生活。她对爱人阿尔芒吐露心声：“巴黎的这种生活，看起来使我十分幸福，却燃烧不起我的热情，反而使我厌烦，于是我突然渴望过上更加平静的生活，这种生活使我想起我的童年。”有趣的是，玛格丽特并不认为幸福的爱情需要有大量金钱的支撑，在她心中，没有马车、钻石和披巾的朴素的爱情生活同样幸福。阿尔芒在金钱方面的赠与，都被她断然拒绝：“你以为我会把一部马车和首饰跟你的爱情并列吗？你以为我会把虚荣当作幸福吗？一个人毫无爱情的时候可以满足于虚荣，但是有了爱情，虚荣就变得庸俗不堪了。”当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冲突时，她甚至愿意散尽家财来守护真爱，只为不让自己纯洁的感情染上金钱的铜臭。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巴黎一片灯红酒绿，人们忙着追名逐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显然，玛格丽特的价值追求亦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她同样是一个“局外人”。艾玛和玛格丽特生活在同一时期，也同样是追求幸福生活，两个人的幸福观念竟如此迥异，这着实耐人寻味。
（二）不同的爱情观
爱情始终是一道难解的谜题，有人爱屋及乌，将生活演绎成一出喜剧；亦有人由爱生恨，只能以悲剧收尾。艾玛年幼时曾进入修道院学习，但这并没有把她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虔诚信徒。她沉醉于浪漫主义爱情小说中，变得耽于幻想。爱情对于艾玛来说，既应如狂风般突然袭来，震撼人心，又该像宝石般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但是婚姻的落差击碎了少女的美梦，丈夫夏尔的平庸和迟钝使她一次次失望，最终由怨变成恨，于是她开始把婚外情当作心灵的慰藉。这使她变得疯狂，憎恨自己爱情道路上的一切阻碍，甚至连亲生女儿也成了恨的对象。在爱情的诱惑前，艾玛竟自私得不像一个母亲。艾玛请求罗多夫带自己私奔，被罗多夫问及女儿，艾玛考虑了几分钟，然后答道：“只好把她带走了，真倒霉！”她的言行令情场老手罗多夫也震惊不已。然而极端自私的痴情并不能感动他人，命运也似乎故意要和她作对。艾玛数度遭情夫抛弃，寻爱未果，却引得债务缠身。最终，艾玛还是未能战胜精神的重压，选择了服毒自杀。艾玛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理想的爱情，但难填的欲壑和利己的思想又使她迷失自我，只能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怨恨。
与之相对的是，玛格丽特尝到爱情的甜蜜后，她对自己羸弱的病体和身边金钱至上的人际关系的恨意渐渐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对这个世界更加宽广和深沉的爱意。“有些日子，她就像十岁的女孩子那样，在花园里追逐一只蝴蝶或一只蜻蜓。……有时候她坐在草坪上，整整一个小时观赏自己用来取名的一种普通的花。”玛格丽特对阿尔芒的爱使她变得伟大，面对迪瓦尔父亲斩断姻缘的无情要求，她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予以理解和拥抱；面对失恋的阿尔芒的疯狂报复，她选择以德报怨、默默忍受；最为可贵的是，爱情使她甘愿为了阿尔芒的前程、阿尔芒妹妹的婚姻和迪瓦尔家的门楣而放弃自己最为珍重的幸福生活。不幸的是，分手后的玛格丽特身心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人的嘲弄和自身的重病使她身陷巨大的痛苦之中，但她依然不愿意以自杀这种“自私”的方式使自己脱离苦海，只为了不让阿尔芒在未来的幸福生活中留下愧疚。直到临终前，玛格丽特仍在思念着远方的阿尔芒，她的好友朱丽在阿尔芒的信中写道：“每次有人开门，她的眼睛就闪出光束，她总是以为您要进来了。”可见，玛格丽特始终没有放弃对阿尔芒的忠诚的爱情，爱情的力量使玛格丽特如圣女般博爱而贞洁，使她懂得了舍得与奉献，这同艾玛近乎不择手段的自私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
有学者曾将《茶花女》总结为社会悲剧，也有学者认为《包法利夫人》是一出个人性格悲剧，但是，人生存于社会这个大群体中，个人的反应往往是社会问题的表象和缩影，正如《茶花女》中所言：“最圣洁的决心都有一些很细的线同现实相连，只不过这是一些铁丝，不容易挣断。”玛格丽特始终无法摆脱社会的束缚，而艾玛正迫不及待地要融入上流社会，即那个她心中的“大世界”。因此，两位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显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前文已提过，当时的法国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金钱关系成为人际交流的主要标准，例如莱昂在艾玛负债时将她抛弃，普吕■丝在玛格丽特落魄时与其断绝来往。而这一时期，处于经济优势地位的男性享受着更多的社会权利，已成为社会的绝对主导，并通过宗教、教育、制度等手段不断地巩固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男权思想的影响已经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艾玛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早已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首先是教育方面。艾玛早年在修道院学习时阅读过很多浪漫主义爱情故事。从表面上看，这为她提供了人生理想和生活动力，但这些文学作品大都是围绕男性中心主义创作的，几乎都是男性话语权下的产物。艾玛受其影响，将书中描述的贵族男性的审美标准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后来更是直接订购并参照时尚杂志来设计自己。可见，艾玛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入了男权社会的思想陷阱，这成为艾玛渐渐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的社会原因之一。其次是伦理方面。艾玛厌恶丈夫夏尔的平庸和愚钝，但她不能凭借自己的意志坦然地结束同夏尔的夫妻关系，由男性主导的婚姻制度始终是艾玛无法翻越的大山。而她追求真爱的行为也始终不能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最后是经济方面。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女性几乎没有参加工作并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艾玛亦是如此，幼年时依附于父亲，成年后又不得不依附于丈夫，想要摆脱丈夫的思想和无法实现独立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与落差，成为艾玛痛苦的主要来源。艾玛痛定思痛，意识到依附于一个理想男性的做法比起以妇女身份获得经济独立更为容易，由此，艾玛走上了以出轨行为反抗男权伦理社会的道路。在沃比萨的舞会中，艾玛为子爵的魅力所倾倒。归来后，艾玛不停地回想舞会的场景，还把子爵的烟匣珍藏起来，随时重温这段美好的时光，“她一读书，总会回忆起子爵。在子爵和书中的虚构人物之间，她居然建立起了联系，这个以子爵为中心的联系圈子越来越大，他头上的光辉也扩散得越来越远，结果离开了他的脸孔，照到她梦想中的其他脸孔上去了。”子爵显然已成为艾玛心中的理想男性，但两个人地位悬殊，艾玛只能转而他求，于是莱昂和罗多夫先后进入艾玛的生活。莱昂善赏音乐和文学，气质高雅，与艾玛情投意合，罗多夫衣着谈吐异于乡人，感情热烈，对艾玛也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无论是理性情人还是替代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注定是无法长久的，失去经济独立的人必然难以在社会中生存，艾玛耽于享乐的生活很快使她深陷经济危机之中。她先是中了商人勒合的圈套，随后又遭到情夫的抛弃和公证人的欺辱。走投无路之时，艾玛的反抗意识达到了顶峰，“在她看来，老天似乎有意和她过不去，她倒不但不肯低头，反而要争口气；她从来没有这样看得起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看不起别人。争强好胜使她忘乎所以。她恨不得要打男人一顿，朝他们脸上吐唾沫，把他们统统压垮。”在小说的最后，抗争失败的艾玛被迫自尽，却依然被人冠以“堕落”之名，遭人唾弃，而那些曾经加害于她的勒合、罗多夫等男人们则如日中天、步步高升。这样的黑白颠倒的结局无疑在控诉着男权社会的虚伪和无情。因此，艾玛的悲剧不应简单地总结为“个人性格悲剧”，冷酷无情的男权社会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玛格丽特同样经历了女性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数年的交际花生活为她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珠宝首饰，这是一笔数目可观的积蓄。在相对牢固的经济基础上，催生出了玛格丽特的独立人格。她意识到自己已物化为商品，成为满足男性虚荣心的附属物，“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不再是人，而是物。他们讲自尊心的时候，我们排在前面；要他们尊敬的时候，我们却降到末座。”认清现实后，玛格丽特走上了追求与男性平权的道路。她开始模仿男性的行为和习惯，希望以此来获得和男性同样的独立自我。在某种自暴自弃的心态的作用下，玛格丽特养成了酗酒的习惯，她狂饮滥喝，纵声大笑，还不时地爆出一些脏话，在初见的阿尔芒眼中，“这个二十岁的美人喝酒，像个脚夫一样说话，别人讲得不堪入耳，她越开怀大笑”，可见，玛格丽特试图以逆反男性审美的方式来表达对男权社会的反抗。除此之外，她还坚定地守护自身权利，凭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挑选伴侣，随自己的喜好接待来客，无论是面对德·N伯爵的金钱攻势还是老公爵的苦苦哀求，她都不为所动，体现出一种倨傲和独立精神。结识了心仪的爱人阿尔芒后，这兩种精神发生转变，起到贞洁所起的作用。这一时期模仿也未停止，玛格丽特坚持像男性一样独立安排两个人的生活，不愿让爱人有任何经济上的负担，这就打破了传统男女关系的主动与被动地位，体现了其女性平权意识的强化。但令人惋惜的是，个人的努力终究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传统男性主导的社会道德体系对玛格丽特的爱情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迪瓦尔父亲的出现带来了男权社会的最终审判，她不得不屈服于世俗社会，放弃已有的美好爱情，在重压下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同艾玛的悲剧一样，这又是一出女性“觉醒——反抗——失败”的社会悲剧。
综上所述，两部作品都建构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上，十九世纪的法国，从巴黎到外省，男权主导的社会生活都是沉闷冷酷的。虽然艾玛和玛格丽特两个人在生活环境、人生经历、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两个人在女性权利上的诉求是一致的。两个人大胆追爱的过程，实质上是同男权社会抗争的过程。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女性平权运动已历经漫长的发展，但是未来发展前景任重而道远，需要后继者继续以前人为鉴，投身社会事业之中，为社会整体向上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许渊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2] 小仲马.茶花女[M].郑克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傅守祥，林琳.母性意识的缺失与女性自由的迷障——《包法利夫人》中艾玛形象的重新审视[J].吉首大学学报，2013（5）.
[4] 王琼.从《包法利夫人》看福楼拜的男性世界[J].台州学院学报，2014（2）.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 《茶花女》 女性 反抗
《包法利夫人》和《茶花女》均取材自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的真实故事，讲述了两对法国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且都以女主角为爱而死的悲剧作为结局。但两部作品之间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样是追求幸福爱情，两位女主人公卻选择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道路。这就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讨论与思索的空间。如果对比艾玛和玛格丽特面对爱情时的不同选择，便不难发现两个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面对着同样的社会问题。
一
（一）迥异的幸福观
幸福生活是每一个普通人的追求目标，但具体的观念内容很可能不尽相同。《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艾玛是一个狂热追求爱与美的浪漫主义者。艾玛较文中的同龄人更为关注自己浪漫主义情绪的形式展现，“她爱教堂是为了教堂的鲜花，爱音乐是为了浪漫的歌词，爱文学是为了文学热情的刺激”。对浪漫与激情的向往使艾玛不再满足于已有的生活，安定的乡村生活对她来说已经过于乏味，于是她一心渴望寻求外界的刺激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艾玛终于有幸受邀参加了侯爵的舞会。与上流社会的接触使艾玛获得了期待已久的满足，却也使她对上流社会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她的内心也“一经富贵熏染，再也不肯褪色”。归来后不久，艾玛的向往之情便外化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模仿行为。她按照时尚杂志上的式样打扮自己，即使是去教堂做礼拜，也要换上绸袍子；她的用餐习惯颇为讲究，各种开销庞大；她追求居所的品质，要求住所有花园和喷水池，并且始终梦想能生活在“名声大得无法衡量”的巴黎；她还置办了一辆英国式的轻便马车，不时乘马车出门闲逛。不难发现，艾玛的生活似乎与乡村环境格格不入。在旁人眼中，艾玛似乎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城里的小姐”，“样子好像一个巴黎女人”。由此可见，物质条件在艾玛的幸福观念中占有较大的权重。对于艾玛来说，幸福就是拥有美好浪漫的爱情，但这种爱情必须以贵族般的富裕生活作为依托，庸俗贫穷的乡巴佬甚至不配拥有爱情，只有上流社会才是广阔、热情、幸福的世界。就连福楼拜也不得不坦言：“她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愉快，举止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总而言之，艾玛的爱情幸福是建立在虚荣之上的。
反观《茶花女》，玛格丽特虽身居巴黎，却早已厌倦了都市的喧闹，她认为自己的生活表面热闹实则孤寂，由衷希望回到乡下，过那种纯朴又稳定的乡村生活。她对爱人阿尔芒吐露心声：“巴黎的这种生活，看起来使我十分幸福，却燃烧不起我的热情，反而使我厌烦，于是我突然渴望过上更加平静的生活，这种生活使我想起我的童年。”有趣的是，玛格丽特并不认为幸福的爱情需要有大量金钱的支撑，在她心中，没有马车、钻石和披巾的朴素的爱情生活同样幸福。阿尔芒在金钱方面的赠与，都被她断然拒绝：“你以为我会把一部马车和首饰跟你的爱情并列吗？你以为我会把虚荣当作幸福吗？一个人毫无爱情的时候可以满足于虚荣，但是有了爱情，虚荣就变得庸俗不堪了。”当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冲突时，她甚至愿意散尽家财来守护真爱，只为不让自己纯洁的感情染上金钱的铜臭。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巴黎一片灯红酒绿，人们忙着追名逐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显然，玛格丽特的价值追求亦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她同样是一个“局外人”。艾玛和玛格丽特生活在同一时期，也同样是追求幸福生活，两个人的幸福观念竟如此迥异，这着实耐人寻味。
（二）不同的爱情观
爱情始终是一道难解的谜题，有人爱屋及乌，将生活演绎成一出喜剧；亦有人由爱生恨，只能以悲剧收尾。艾玛年幼时曾进入修道院学习，但这并没有把她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虔诚信徒。她沉醉于浪漫主义爱情小说中，变得耽于幻想。爱情对于艾玛来说，既应如狂风般突然袭来，震撼人心，又该像宝石般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但是婚姻的落差击碎了少女的美梦，丈夫夏尔的平庸和迟钝使她一次次失望，最终由怨变成恨，于是她开始把婚外情当作心灵的慰藉。这使她变得疯狂，憎恨自己爱情道路上的一切阻碍，甚至连亲生女儿也成了恨的对象。在爱情的诱惑前，艾玛竟自私得不像一个母亲。艾玛请求罗多夫带自己私奔，被罗多夫问及女儿，艾玛考虑了几分钟，然后答道：“只好把她带走了，真倒霉！”她的言行令情场老手罗多夫也震惊不已。然而极端自私的痴情并不能感动他人，命运也似乎故意要和她作对。艾玛数度遭情夫抛弃，寻爱未果，却引得债务缠身。最终，艾玛还是未能战胜精神的重压，选择了服毒自杀。艾玛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理想的爱情，但难填的欲壑和利己的思想又使她迷失自我，只能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怨恨。
与之相对的是，玛格丽特尝到爱情的甜蜜后，她对自己羸弱的病体和身边金钱至上的人际关系的恨意渐渐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对这个世界更加宽广和深沉的爱意。“有些日子，她就像十岁的女孩子那样，在花园里追逐一只蝴蝶或一只蜻蜓。……有时候她坐在草坪上，整整一个小时观赏自己用来取名的一种普通的花。”玛格丽特对阿尔芒的爱使她变得伟大，面对迪瓦尔父亲斩断姻缘的无情要求，她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予以理解和拥抱；面对失恋的阿尔芒的疯狂报复，她选择以德报怨、默默忍受；最为可贵的是，爱情使她甘愿为了阿尔芒的前程、阿尔芒妹妹的婚姻和迪瓦尔家的门楣而放弃自己最为珍重的幸福生活。不幸的是，分手后的玛格丽特身心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人的嘲弄和自身的重病使她身陷巨大的痛苦之中，但她依然不愿意以自杀这种“自私”的方式使自己脱离苦海，只为了不让阿尔芒在未来的幸福生活中留下愧疚。直到临终前，玛格丽特仍在思念着远方的阿尔芒，她的好友朱丽在阿尔芒的信中写道：“每次有人开门，她的眼睛就闪出光束，她总是以为您要进来了。”可见，玛格丽特始终没有放弃对阿尔芒的忠诚的爱情，爱情的力量使玛格丽特如圣女般博爱而贞洁，使她懂得了舍得与奉献，这同艾玛近乎不择手段的自私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
有学者曾将《茶花女》总结为社会悲剧，也有学者认为《包法利夫人》是一出个人性格悲剧，但是，人生存于社会这个大群体中，个人的反应往往是社会问题的表象和缩影，正如《茶花女》中所言：“最圣洁的决心都有一些很细的线同现实相连，只不过这是一些铁丝，不容易挣断。”玛格丽特始终无法摆脱社会的束缚，而艾玛正迫不及待地要融入上流社会，即那个她心中的“大世界”。因此，两位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显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前文已提过，当时的法国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金钱关系成为人际交流的主要标准，例如莱昂在艾玛负债时将她抛弃，普吕■丝在玛格丽特落魄时与其断绝来往。而这一时期，处于经济优势地位的男性享受着更多的社会权利，已成为社会的绝对主导，并通过宗教、教育、制度等手段不断地巩固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男权思想的影响已经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艾玛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早已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首先是教育方面。艾玛早年在修道院学习时阅读过很多浪漫主义爱情故事。从表面上看，这为她提供了人生理想和生活动力，但这些文学作品大都是围绕男性中心主义创作的，几乎都是男性话语权下的产物。艾玛受其影响，将书中描述的贵族男性的审美标准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后来更是直接订购并参照时尚杂志来设计自己。可见，艾玛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入了男权社会的思想陷阱，这成为艾玛渐渐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的社会原因之一。其次是伦理方面。艾玛厌恶丈夫夏尔的平庸和愚钝，但她不能凭借自己的意志坦然地结束同夏尔的夫妻关系，由男性主导的婚姻制度始终是艾玛无法翻越的大山。而她追求真爱的行为也始终不能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最后是经济方面。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女性几乎没有参加工作并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艾玛亦是如此，幼年时依附于父亲，成年后又不得不依附于丈夫，想要摆脱丈夫的思想和无法实现独立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与落差，成为艾玛痛苦的主要来源。艾玛痛定思痛，意识到依附于一个理想男性的做法比起以妇女身份获得经济独立更为容易，由此，艾玛走上了以出轨行为反抗男权伦理社会的道路。在沃比萨的舞会中，艾玛为子爵的魅力所倾倒。归来后，艾玛不停地回想舞会的场景，还把子爵的烟匣珍藏起来，随时重温这段美好的时光，“她一读书，总会回忆起子爵。在子爵和书中的虚构人物之间，她居然建立起了联系，这个以子爵为中心的联系圈子越来越大，他头上的光辉也扩散得越来越远，结果离开了他的脸孔，照到她梦想中的其他脸孔上去了。”子爵显然已成为艾玛心中的理想男性，但两个人地位悬殊，艾玛只能转而他求，于是莱昂和罗多夫先后进入艾玛的生活。莱昂善赏音乐和文学，气质高雅，与艾玛情投意合，罗多夫衣着谈吐异于乡人，感情热烈，对艾玛也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无论是理性情人还是替代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注定是无法长久的，失去经济独立的人必然难以在社会中生存，艾玛耽于享乐的生活很快使她深陷经济危机之中。她先是中了商人勒合的圈套，随后又遭到情夫的抛弃和公证人的欺辱。走投无路之时，艾玛的反抗意识达到了顶峰，“在她看来，老天似乎有意和她过不去，她倒不但不肯低头，反而要争口气；她从来没有这样看得起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看不起别人。争强好胜使她忘乎所以。她恨不得要打男人一顿，朝他们脸上吐唾沫，把他们统统压垮。”在小说的最后，抗争失败的艾玛被迫自尽，却依然被人冠以“堕落”之名，遭人唾弃，而那些曾经加害于她的勒合、罗多夫等男人们则如日中天、步步高升。这样的黑白颠倒的结局无疑在控诉着男权社会的虚伪和无情。因此，艾玛的悲剧不应简单地总结为“个人性格悲剧”，冷酷无情的男权社会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玛格丽特同样经历了女性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数年的交际花生活为她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珠宝首饰，这是一笔数目可观的积蓄。在相对牢固的经济基础上，催生出了玛格丽特的独立人格。她意识到自己已物化为商品，成为满足男性虚荣心的附属物，“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不再是人，而是物。他们讲自尊心的时候，我们排在前面；要他们尊敬的时候，我们却降到末座。”认清现实后，玛格丽特走上了追求与男性平权的道路。她开始模仿男性的行为和习惯，希望以此来获得和男性同样的独立自我。在某种自暴自弃的心态的作用下，玛格丽特养成了酗酒的习惯，她狂饮滥喝，纵声大笑，还不时地爆出一些脏话，在初见的阿尔芒眼中，“这个二十岁的美人喝酒，像个脚夫一样说话，别人讲得不堪入耳，她越开怀大笑”，可见，玛格丽特试图以逆反男性审美的方式来表达对男权社会的反抗。除此之外，她还坚定地守护自身权利，凭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挑选伴侣，随自己的喜好接待来客，无论是面对德·N伯爵的金钱攻势还是老公爵的苦苦哀求，她都不为所动，体现出一种倨傲和独立精神。结识了心仪的爱人阿尔芒后，这兩种精神发生转变，起到贞洁所起的作用。这一时期模仿也未停止，玛格丽特坚持像男性一样独立安排两个人的生活，不愿让爱人有任何经济上的负担，这就打破了传统男女关系的主动与被动地位，体现了其女性平权意识的强化。但令人惋惜的是，个人的努力终究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传统男性主导的社会道德体系对玛格丽特的爱情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迪瓦尔父亲的出现带来了男权社会的最终审判，她不得不屈服于世俗社会，放弃已有的美好爱情，在重压下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同艾玛的悲剧一样，这又是一出女性“觉醒——反抗——失败”的社会悲剧。
综上所述，两部作品都建构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上，十九世纪的法国，从巴黎到外省，男权主导的社会生活都是沉闷冷酷的。虽然艾玛和玛格丽特两个人在生活环境、人生经历、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两个人在女性权利上的诉求是一致的。两个人大胆追爱的过程，实质上是同男权社会抗争的过程。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女性平权运动已历经漫长的发展，但是未来发展前景任重而道远，需要后继者继续以前人为鉴，投身社会事业之中，为社会整体向上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许渊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2] 小仲马.茶花女[M].郑克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傅守祥，林琳.母性意识的缺失与女性自由的迷障——《包法利夫人》中艾玛形象的重新审视[J].吉首大学学报，2013（5）.
[4] 王琼.从《包法利夫人》看福楼拜的男性世界[J].台州学院学报，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