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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想史如何写作和建构，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又有哪些不经意间便掉入的陷阱，思想史写作者需要详细考察这些问题，并得出关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为研究对象，阐释思想史写作中面临的研究对象的确立和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两大难题以及用“思考”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考”为思想史建构的方法论，将有助于思想史未来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思想史 思考 研究对象 界限
十几年前一部个人视野的思想史横空出世，掀起了关于思想史若干问题的讨论。十几年后回头再来读葛兆光这部一百二十余万字、历时七载完成的《中国思想史》，感叹作者惊人学识和毅力的同时，也给后世学人带来不一样的思考角度和思考方法。
一、思想史写作面临的两大难题
对于思想史的写作而言，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思想史的界限问题，即它的内涵和外延问题。思想史究竟应该研究些什么，这似乎是横在从事思想史研究者面前的第一道鸿沟。以《孔子研究》和《中国儒学史》两本精深的研究专著蜚声学术界的赵吉惠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发出无可奈何的感慨，他在《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一文中写道：“（思想史）产生了两个颇感困难的问题：一是对象广泛无边、包罗万象，没有具体的规定性，难于研究;二是若在某个方面有所侧重的话，势必造成与某一专门思想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重复。”
这段作于20世纪80年中期的文字对思想史的边界问题做了相当深刻的思考，按照赵吉惠先生的阐释思路，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往往出现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思想史界限的模糊导致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多元化。这种复杂化、多元化的直接结果是消解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使思想史的研究失去中心，变成一个无所不包、没有边界、空洞的集合体。然而，“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但是，又有谁能写出这样包罗万象的思想史呢？”不得不说，即使有人能写出这样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但是它就真的是思想史著作吗？网罗所有学科中有关于思想的部分，加以分类整理和描述，就一定够得上一部合格的思想史著作所要求达到的标准吗？……思想史著作有没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如果有，又该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势必成为思想史建构意义上基础性、建设性的问题，回答好这些问题，也就意味着真正开始了思想史的写作和建构。
二是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思想史的写作中无疑会遇到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关系，梁启超就曾用学术史的名称来命名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以“学术史”命名，实则是作为思想史断代研究的著作。无论是过去了的20世纪还是21世纪以降，在思想史之前冠以限定词的著作不时出现，而以某时代命名的断代思想史研究著作的数量则相应地大量增加，更不用说以中国思想史命名的通史类研究著作的数量了。那么，如何清理思想史研究中与其他学科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交叉问题，是将这一问题加上括弧悬置起来，只将历史遗留至今的经典著作当做思想史阐释的文本，还是将各个学科的知识有所筛取然后融汇为思想史的叙述话语呢？这似乎是摆在思想史研究者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二、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回答
葛兆光在研究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围绕着一个明确的中心：具有建构性意义的“思考”。通过对思考的确认，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评价标准，才能保证思想史写作过程中不出现过多的枝蔓，从而将思想史的研究中心落到实处。这里所说的思考，不是日常经验世界中人们依据常识所理解的思考，而是一种理论的叙述话语，具有建构性的意义。“思考”，不是将某一件事物的形式和内容翻来覆去地思索、探究，更不是在大脑中机械地重复着事物的质与量。这里所说的思考，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人类存在方式，它拥有反思的思维方式和批判的精神，是理性地求知而非感性地比附，它是人对其所处的宇宙空间和古今时间的追问，更是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对人本身所进行的反思，它表明的是人与宇宙空间、古今时间、人类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复杂的存在状态和复杂的存在关系。可以这么说，人只有在思考中才能存在，也只有在思考中才能实现人之为人而区别于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的价值。这样说并不是想否认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价值，如果从生存的持久性而言，前者恰恰要久于人类。但就存在状态和存在关系而言，人以及思考的人确实区别于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释的人的自觉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也在于此。可以这样讲，人创造了人自己（请读者注意，这里的两个“人”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思考意义上的人，且人有思考的人和不思考的人之间的区别）。前人的技术、知识、思想、信仰成为后人思考和实践的资源或起点，也正是因为用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所以保证葛氏的思想史讨论不至于丢失研究对象和研究中心。同样，也是因为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才能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理清和其他学科之间复杂而缠绵的交叉、重复问题。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对于这一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的运用，首先体现在葛兆光对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核心的思考“秩序和建构秩序”这一点上。如果说要给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概括出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无疑就是“秩序”。且不用看所写的内容，单看一下两卷的目录：第一卷第一编第五节“后世思想史的背景：仪式、象征、与数字化的世界秩序”;第二编第八节“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II）：社会秩序”;第二卷第一编第五节“重建国家意识形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将思想史的发展看成是秩序的解构与建构的思想便一目了然。纵观中国古代那些优秀的思想家们和他们深邃的思想，无论是从先秦时期的儒墨道法还是到晚清康南海的《大同书》抑或民国熊十力的《體用论》，历史的滚滚车轮中，思想的洪流总是重复又重复，千年后的人们同样进行着千年前人们的思考，湮没在历史黄沙中的片纸只字，被千年后的人们阐释成自己的理论所拥有的久远的历史记忆，韩愈挖掘出孟子在后世儒家中的思想地位，为自己“道统”思想的建立确立了久远的历史联系，梁漱溟、熊十力搜寻佛学典籍，在玄奘、窥基的唯识学体系上嫁接救亡图存的种子，凡此种种思想行为的背后，都有着明确的，甚至唯一的目的——秩序——建构天地人之间的秩序，建构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是建构人心的秩序。可以这样说，中国思想史的核心就是秩序涣散和秩序建构的复杂的互动过程。因为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时代变化，使原有的秩序一次次被解构，也正是如此，新的、更能适应新时代的秩序又一次次被建构，于是，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就是这样不断地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的复杂的动态流动过程。这一点，正是葛氏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基本立足点。正是基于对秩序这一关键词的把握，才使葛氏在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很好地确立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也很好地清理了思想史写作与其他学科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关系，为思想史清理出一方适合自己作战的战场。 三、两大难题如何解决？
何以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核心，就可解决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两大难题而使自己的研究游刃有余？对于思想史的写法，葛兆光在完成《中国思想史》之后写过这样一段话：“思想史究竟如何写？有相当多的疑问仍然盘旋在我的心中，直到我写完了这部两卷本的思想史，回过头来重新修订这个《导论》，说实在话，仍有些没有清楚。”这里所说的疑惑显然针对思想史写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两大难题，但纵观两卷本思想史，从中可以看出葛兆光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首先是关于思想史界限的问题，对于究竟应不应该纳入其他学科关于思想的学说，应该纳入多少，葛氏在其著中虽然没有进行明确的讨论，可在《中国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无疑纳入了哲学史、宗教史的相关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哲学史、宗教史的知识全部纳入，而是将其作为思想史思考的背景。新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影响，跨学科、多元化的理论倾向成为学者追求的贵妇，而那种严格确立研究领域界限的做法已被斥之为低贱的奴仆。从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不得不纳入其他学科系统的常识和知识作为自己讨论的背景和基石这一点来看，这种缠绵悱恻的关系似乎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思想史、社会史、宗教史，甚至是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看起来并不相同但却有着这样那样关系的学科之间很难将各自的界限定义的十分准确，换句话说，这类学科很难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其实，并不是只有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界限很难理清，甚至是在自然科学类的学科之间，这种问题依然相当严重，这种学科之间的互动，或许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跨学科等不再严格按照传统学科门类进行严苛的学科限制的新型学科分类思想和方法興起的原因，又或许是这一原因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如此所导致的结果是打破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天然或人为屏障，带来知识更自由的流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发展趋势本身是否也包含着消解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结构自身的因素？在打破学科界限的同时，原本的学科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这是新一轮的知识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居高临下，还是知识的普及化甚至庸俗化倾向呢？这些问题似乎还需要更多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所以，在跨学科的研究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思想史的写作中想要保持纯洁性似乎已经变得不太现实，剩下的就只有如何把握“跨”度。从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中可以看出，如何保证不发生喧宾夺主的现象，首先就是要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中心。思考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存在方式，而这恰恰是其他学科门类诸如社会史、经济史所不需要倾力关注的。这样一来，思想史写作过程中所存在的两大难题实际上都已经被解决，即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核心（中心），既规定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思想史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同时也与其他诸学科划清了各自的领地。
任何一门学科，首先要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旦研究对象确立起来，这门学科相关的问题便都会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研究对象的确立，就如同古代战争中的王旗，往往具有精神向导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而在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思考”无疑就是这样一面王旗。这里要再次提醒读者的是，不要把“思考”简单地比附为“想”，这样就丧失了思考中反思的思维方式和批判的精神。而这两者，正如葛著中所揭示的那样，是一种复杂的存在方式。思想史复杂的写作过程首先必须明确叙述话语的中心——思考，在思考这一中心的统摄下有效地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界限，选择能建构思想史核心的有效材料，还必须纳入普通人的思想世界作为建构思想史大厦必不可少的支柱，以此方可建构起真正的思想史写作和研究。
关键词：思想史 思考 研究对象 界限
十几年前一部个人视野的思想史横空出世，掀起了关于思想史若干问题的讨论。十几年后回头再来读葛兆光这部一百二十余万字、历时七载完成的《中国思想史》，感叹作者惊人学识和毅力的同时，也给后世学人带来不一样的思考角度和思考方法。
一、思想史写作面临的两大难题
对于思想史的写作而言，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思想史的界限问题，即它的内涵和外延问题。思想史究竟应该研究些什么，这似乎是横在从事思想史研究者面前的第一道鸿沟。以《孔子研究》和《中国儒学史》两本精深的研究专著蜚声学术界的赵吉惠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发出无可奈何的感慨，他在《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一文中写道：“（思想史）产生了两个颇感困难的问题：一是对象广泛无边、包罗万象，没有具体的规定性，难于研究;二是若在某个方面有所侧重的话，势必造成与某一专门思想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重复。”
这段作于20世纪80年中期的文字对思想史的边界问题做了相当深刻的思考，按照赵吉惠先生的阐释思路，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往往出现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思想史界限的模糊导致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多元化。这种复杂化、多元化的直接结果是消解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使思想史的研究失去中心，变成一个无所不包、没有边界、空洞的集合体。然而，“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但是，又有谁能写出这样包罗万象的思想史呢？”不得不说，即使有人能写出这样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但是它就真的是思想史著作吗？网罗所有学科中有关于思想的部分，加以分类整理和描述，就一定够得上一部合格的思想史著作所要求达到的标准吗？……思想史著作有没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如果有，又该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势必成为思想史建构意义上基础性、建设性的问题，回答好这些问题，也就意味着真正开始了思想史的写作和建构。
二是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思想史的写作中无疑会遇到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关系，梁启超就曾用学术史的名称来命名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以“学术史”命名，实则是作为思想史断代研究的著作。无论是过去了的20世纪还是21世纪以降，在思想史之前冠以限定词的著作不时出现，而以某时代命名的断代思想史研究著作的数量则相应地大量增加，更不用说以中国思想史命名的通史类研究著作的数量了。那么，如何清理思想史研究中与其他学科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交叉问题，是将这一问题加上括弧悬置起来，只将历史遗留至今的经典著作当做思想史阐释的文本，还是将各个学科的知识有所筛取然后融汇为思想史的叙述话语呢？这似乎是摆在思想史研究者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二、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回答
葛兆光在研究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围绕着一个明确的中心：具有建构性意义的“思考”。通过对思考的确认，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评价标准，才能保证思想史写作过程中不出现过多的枝蔓，从而将思想史的研究中心落到实处。这里所说的思考，不是日常经验世界中人们依据常识所理解的思考，而是一种理论的叙述话语，具有建构性的意义。“思考”，不是将某一件事物的形式和内容翻来覆去地思索、探究，更不是在大脑中机械地重复着事物的质与量。这里所说的思考，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人类存在方式，它拥有反思的思维方式和批判的精神，是理性地求知而非感性地比附，它是人对其所处的宇宙空间和古今时间的追问，更是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对人本身所进行的反思，它表明的是人与宇宙空间、古今时间、人类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复杂的存在状态和复杂的存在关系。可以这么说，人只有在思考中才能存在，也只有在思考中才能实现人之为人而区别于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的价值。这样说并不是想否认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价值，如果从生存的持久性而言，前者恰恰要久于人类。但就存在状态和存在关系而言，人以及思考的人确实区别于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释的人的自觉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也在于此。可以这样讲，人创造了人自己（请读者注意，这里的两个“人”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思考意义上的人，且人有思考的人和不思考的人之间的区别）。前人的技术、知识、思想、信仰成为后人思考和实践的资源或起点，也正是因为用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所以保证葛氏的思想史讨论不至于丢失研究对象和研究中心。同样，也是因为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才能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理清和其他学科之间复杂而缠绵的交叉、重复问题。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对于这一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的运用，首先体现在葛兆光对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核心的思考“秩序和建构秩序”这一点上。如果说要给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概括出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无疑就是“秩序”。且不用看所写的内容，单看一下两卷的目录：第一卷第一编第五节“后世思想史的背景：仪式、象征、与数字化的世界秩序”;第二编第八节“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II）：社会秩序”;第二卷第一编第五节“重建国家意识形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将思想史的发展看成是秩序的解构与建构的思想便一目了然。纵观中国古代那些优秀的思想家们和他们深邃的思想，无论是从先秦时期的儒墨道法还是到晚清康南海的《大同书》抑或民国熊十力的《體用论》，历史的滚滚车轮中，思想的洪流总是重复又重复，千年后的人们同样进行着千年前人们的思考，湮没在历史黄沙中的片纸只字，被千年后的人们阐释成自己的理论所拥有的久远的历史记忆，韩愈挖掘出孟子在后世儒家中的思想地位，为自己“道统”思想的建立确立了久远的历史联系，梁漱溟、熊十力搜寻佛学典籍，在玄奘、窥基的唯识学体系上嫁接救亡图存的种子，凡此种种思想行为的背后，都有着明确的，甚至唯一的目的——秩序——建构天地人之间的秩序，建构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是建构人心的秩序。可以这样说，中国思想史的核心就是秩序涣散和秩序建构的复杂的互动过程。因为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时代变化，使原有的秩序一次次被解构，也正是如此，新的、更能适应新时代的秩序又一次次被建构，于是，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就是这样不断地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的复杂的动态流动过程。这一点，正是葛氏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基本立足点。正是基于对秩序这一关键词的把握，才使葛氏在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很好地确立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也很好地清理了思想史写作与其他学科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关系，为思想史清理出一方适合自己作战的战场。 三、两大难题如何解决？
何以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核心，就可解决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两大难题而使自己的研究游刃有余？对于思想史的写法，葛兆光在完成《中国思想史》之后写过这样一段话：“思想史究竟如何写？有相当多的疑问仍然盘旋在我的心中，直到我写完了这部两卷本的思想史，回过头来重新修订这个《导论》，说实在话，仍有些没有清楚。”这里所说的疑惑显然针对思想史写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两大难题，但纵观两卷本思想史，从中可以看出葛兆光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首先是关于思想史界限的问题，对于究竟应不应该纳入其他学科关于思想的学说，应该纳入多少，葛氏在其著中虽然没有进行明确的讨论，可在《中国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无疑纳入了哲学史、宗教史的相关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哲学史、宗教史的知识全部纳入，而是将其作为思想史思考的背景。新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影响，跨学科、多元化的理论倾向成为学者追求的贵妇，而那种严格确立研究领域界限的做法已被斥之为低贱的奴仆。从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不得不纳入其他学科系统的常识和知识作为自己讨论的背景和基石这一点来看，这种缠绵悱恻的关系似乎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思想史、社会史、宗教史，甚至是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看起来并不相同但却有着这样那样关系的学科之间很难将各自的界限定义的十分准确，换句话说，这类学科很难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其实，并不是只有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界限很难理清，甚至是在自然科学类的学科之间，这种问题依然相当严重，这种学科之间的互动，或许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跨学科等不再严格按照传统学科门类进行严苛的学科限制的新型学科分类思想和方法興起的原因，又或许是这一原因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如此所导致的结果是打破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天然或人为屏障，带来知识更自由的流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发展趋势本身是否也包含着消解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结构自身的因素？在打破学科界限的同时，原本的学科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这是新一轮的知识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居高临下，还是知识的普及化甚至庸俗化倾向呢？这些问题似乎还需要更多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所以，在跨学科的研究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思想史的写作中想要保持纯洁性似乎已经变得不太现实，剩下的就只有如何把握“跨”度。从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中可以看出，如何保证不发生喧宾夺主的现象，首先就是要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中心。思考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存在方式，而这恰恰是其他学科门类诸如社会史、经济史所不需要倾力关注的。这样一来，思想史写作过程中所存在的两大难题实际上都已经被解决，即将“思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核心（中心），既规定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思想史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同时也与其他诸学科划清了各自的领地。
任何一门学科，首先要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旦研究对象确立起来，这门学科相关的问题便都会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研究对象的确立，就如同古代战争中的王旗，往往具有精神向导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而在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思考”无疑就是这样一面王旗。这里要再次提醒读者的是，不要把“思考”简单地比附为“想”，这样就丧失了思考中反思的思维方式和批判的精神。而这两者，正如葛著中所揭示的那样，是一种复杂的存在方式。思想史复杂的写作过程首先必须明确叙述话语的中心——思考，在思考这一中心的统摄下有效地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界限，选择能建构思想史核心的有效材料，还必须纳入普通人的思想世界作为建构思想史大厦必不可少的支柱，以此方可建构起真正的思想史写作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