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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奶奶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中有十个隔间，床铺和帘子都是粉红色，精致洁净。王奶奶说，这座大房子是她的父亲买给她的。她说自己只有三十几岁，她管同屋的几个年纪相仿的老人叫爷爷奶奶，认为这些人都是住在她的家里。
王奶奶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这是一种老年健忘症。
每天，总会有些年轻人来王奶奶家“串门”，嘘寒问暖。他们能让王奶奶坐下来安静地谈谈心。
王艳蕊，北京市石景山区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乐龄中心）主任，是这些年轻人的“头儿”。王奶奶父亲“送”给她的这个“家”，是王艳蕊和她的团队一手建立的，名为乐龄八角南路社区养老服务站（简称乐龄站）。类似的乐龄站，这个团队已经打造了三处。
1999年，王艳蕊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先在法院实习，后进入某律师事务所工作，心怀改变中国的理想与抱负，她想要践行她的大学入学誓言，“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但是工作不久，她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它（这份工作）似乎跟公平正义没有太大关系。”
她打算离开。其时，父母托人为她安排进入国家部委工作，正等回复。王艳蕊跟父母沟通，“我说你们需要我赚钱养家吗？他们说不需要，你高兴就好。我说那我就不等了，我已经找了工作。”
2000年，王艳蕊放弃了去国家部委工作的机会，到“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开始了一份月薪600元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也并不理想。两年后，她顺应公公婆婆的建议，考取了公务员，进入“统战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工作。
“它是一家法律意义上的NGO，但其实是政府部门，是政府拨款的事业编制，直接归属统战部来管理。”没能适应体制内的工作方式，过了两年，王艳蕊再次放弃。这一次，她加入一家致力于社区发展的NGO。
在这家NGO工作期间，王艳蕊接触最多的群体就是老人，她发现，“随着年龄增加，老人们的社会参与能力不断下降，他们正在被社会所‘隔离’”。她同时发现，关注这个群体的NGO并不多。她开始考虑能为老人们做些什么，“让他们能更多地参与社会，在社区里享受快乐的老年生活。”最初，她在社区中为居委会做培训，想自上而下地做一些推动。然而，体制内的居委会在培训后并未对这方面工作有任何新的推进。
“跟别人去说，让他们去改变，还不如我深入其中。”王艳蕊想明白了，“给人家培训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那干脆自己去尝试。”
2006年，王艳蕊确定了自己的路—在一线社区为老人服务。她发起了民间公益机构“乐龄合作社”。最初，她曾尝试进行民政注册，但没有成功，便决定先闯出一条路来再说。这一年，她开始参与职业培训，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美国进行了一次长达40天的考察。这次考察对王艳蕊震撼很大，“我发现，在美国，志愿精神在真正地影响着这个国家。”
2007年，乐龄合作社在石景山天翔社区开展首个试点，建立了“天翔社区夕阳红乐园”，开展社区参与式服务，王艳蕊甚至把家也搬到了这一社区。那一年，她的女儿出生。
乐龄推动社区老年人成立兴趣小组和互助小组，发动他们发展兴趣、互相帮助。同时，乐龄还为一些中老年妇女提供培训，帮助她们制作一些手工艺品，由乐龄“代销”。最初，那些手工制品无人问津，多数被王艳蕊自掏腰包“收藏”，慢慢地，才开始有了销路。
造血问题长久困扰着王艳蕊，与之直接相关的，是机构的身份问题。为此，2008年，王艳蕊跟家人借了一些钱，加上自己的一些投入，出资十万元，进行了工商注册。是年10月，乐龄老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在王艳蕊看来，这只是权宜之计。
公司成立后，王艳蕊开始对外做一些筹款工作，启动正式项目。她前后两次前往日本考察养老服务。2009年，乐龄参加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举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获得了特别奖，得到了友成基金会的一笔资金，开始在社区内启动专业的“居家日间照料”服务。
但这一服务项目运作得并不理想。虽然为很多老年人解决了生活难题，但老年人不愿掏钱为这类服务买单，使得这一项目始终无法做到收支平衡。
2011年，王艳蕊尝试加入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那是一个资助青年人突破成长瓶颈、帮助其成为公益领域的领导型人才的长期计划，但她没能入选。“他们说我在整合资源上可能还欠缺一些。”王艳蕊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
这一年，于王艳蕊来说有些艰难，但也是乐龄发展历程中最值得庆贺的一年。是年10月，乐龄终于拥有了民非资格—乐龄中心注册成功。“乐龄用多年的努力换来了政府的信任”，王艳蕊感叹。
王艳蕊和乐龄对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果获得了更多认可。转年，王艳蕊获得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南都“社会企业自我突破奖”。
2013年，乐龄启动“全托服务”和“老年餐桌”项目，并逐渐完善模式，成功拿到了政府购买项目。这一年，王艳蕊再次申请加入南都基金会的银杏伙伴计划，此次，获得资金已经不是她的最大目标，她看中的是“银杏伙伴计划”中的那些公益牛人。这一次，她成功了。
“入选这个计划的都是蛮有影响力的人，我也发现，我们这批人互相之间的沟通、磨合、学习，对人、对机构、对社会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王艳蕊说。
从单打独斗到掌管一家全职员工逾二十名的NGO，王艳蕊经历过太多的艰难。“只要认准方向，困难的时候，你只需要再咬一咬牙，就能挺过来”，她感悟道。如今，乐龄中心的服务和活动已经辐射到北京石景山区的近三十个社区。王艳蕊打算将成熟的养老服务模式推广到更多的社区，也推广给更多的公益组织。“我们去年有一个三年战略，就是要在三年内复制十家养老服务站。”
王艳蕊早已放弃了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模式，她更倾向于从每一个人做起。“老年人更有志愿精神，让他们自我推动，而不是变成居委会主导的那种模式，更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参与。”如今，老人互助小组已发展到超过50个，王艳蕊试图让这些组织更为成熟。“从人民到公民，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你要维护他的权利，第二，每个人有他应尽的义务。这些东西是同时相互生长出来的，我觉得不光是老年人，青年人包括所有人都是如此。”王艳蕊说。
王奶奶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这是一种老年健忘症。
每天，总会有些年轻人来王奶奶家“串门”，嘘寒问暖。他们能让王奶奶坐下来安静地谈谈心。
王艳蕊，北京市石景山区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乐龄中心）主任，是这些年轻人的“头儿”。王奶奶父亲“送”给她的这个“家”，是王艳蕊和她的团队一手建立的，名为乐龄八角南路社区养老服务站（简称乐龄站）。类似的乐龄站，这个团队已经打造了三处。
1999年，王艳蕊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先在法院实习，后进入某律师事务所工作，心怀改变中国的理想与抱负，她想要践行她的大学入学誓言，“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但是工作不久，她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它（这份工作）似乎跟公平正义没有太大关系。”
她打算离开。其时，父母托人为她安排进入国家部委工作，正等回复。王艳蕊跟父母沟通，“我说你们需要我赚钱养家吗？他们说不需要，你高兴就好。我说那我就不等了，我已经找了工作。”
2000年，王艳蕊放弃了去国家部委工作的机会，到“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开始了一份月薪600元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也并不理想。两年后，她顺应公公婆婆的建议，考取了公务员，进入“统战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工作。
“它是一家法律意义上的NGO，但其实是政府部门，是政府拨款的事业编制，直接归属统战部来管理。”没能适应体制内的工作方式，过了两年，王艳蕊再次放弃。这一次，她加入一家致力于社区发展的NGO。
在这家NGO工作期间，王艳蕊接触最多的群体就是老人，她发现，“随着年龄增加，老人们的社会参与能力不断下降，他们正在被社会所‘隔离’”。她同时发现，关注这个群体的NGO并不多。她开始考虑能为老人们做些什么，“让他们能更多地参与社会，在社区里享受快乐的老年生活。”最初，她在社区中为居委会做培训，想自上而下地做一些推动。然而，体制内的居委会在培训后并未对这方面工作有任何新的推进。
“跟别人去说，让他们去改变，还不如我深入其中。”王艳蕊想明白了，“给人家培训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那干脆自己去尝试。”
2006年，王艳蕊确定了自己的路—在一线社区为老人服务。她发起了民间公益机构“乐龄合作社”。最初，她曾尝试进行民政注册，但没有成功，便决定先闯出一条路来再说。这一年，她开始参与职业培训，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美国进行了一次长达40天的考察。这次考察对王艳蕊震撼很大，“我发现，在美国，志愿精神在真正地影响着这个国家。”
2007年，乐龄合作社在石景山天翔社区开展首个试点，建立了“天翔社区夕阳红乐园”，开展社区参与式服务，王艳蕊甚至把家也搬到了这一社区。那一年，她的女儿出生。
乐龄推动社区老年人成立兴趣小组和互助小组，发动他们发展兴趣、互相帮助。同时，乐龄还为一些中老年妇女提供培训，帮助她们制作一些手工艺品，由乐龄“代销”。最初，那些手工制品无人问津，多数被王艳蕊自掏腰包“收藏”，慢慢地，才开始有了销路。
造血问题长久困扰着王艳蕊，与之直接相关的，是机构的身份问题。为此，2008年，王艳蕊跟家人借了一些钱，加上自己的一些投入，出资十万元，进行了工商注册。是年10月，乐龄老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在王艳蕊看来，这只是权宜之计。
公司成立后，王艳蕊开始对外做一些筹款工作，启动正式项目。她前后两次前往日本考察养老服务。2009年，乐龄参加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举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获得了特别奖，得到了友成基金会的一笔资金，开始在社区内启动专业的“居家日间照料”服务。
但这一服务项目运作得并不理想。虽然为很多老年人解决了生活难题，但老年人不愿掏钱为这类服务买单，使得这一项目始终无法做到收支平衡。
2011年，王艳蕊尝试加入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那是一个资助青年人突破成长瓶颈、帮助其成为公益领域的领导型人才的长期计划，但她没能入选。“他们说我在整合资源上可能还欠缺一些。”王艳蕊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
这一年，于王艳蕊来说有些艰难，但也是乐龄发展历程中最值得庆贺的一年。是年10月，乐龄终于拥有了民非资格—乐龄中心注册成功。“乐龄用多年的努力换来了政府的信任”，王艳蕊感叹。
王艳蕊和乐龄对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果获得了更多认可。转年，王艳蕊获得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南都“社会企业自我突破奖”。
2013年，乐龄启动“全托服务”和“老年餐桌”项目，并逐渐完善模式，成功拿到了政府购买项目。这一年，王艳蕊再次申请加入南都基金会的银杏伙伴计划，此次，获得资金已经不是她的最大目标，她看中的是“银杏伙伴计划”中的那些公益牛人。这一次，她成功了。
“入选这个计划的都是蛮有影响力的人，我也发现，我们这批人互相之间的沟通、磨合、学习，对人、对机构、对社会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王艳蕊说。
从单打独斗到掌管一家全职员工逾二十名的NGO，王艳蕊经历过太多的艰难。“只要认准方向，困难的时候，你只需要再咬一咬牙，就能挺过来”，她感悟道。如今，乐龄中心的服务和活动已经辐射到北京石景山区的近三十个社区。王艳蕊打算将成熟的养老服务模式推广到更多的社区，也推广给更多的公益组织。“我们去年有一个三年战略，就是要在三年内复制十家养老服务站。”
王艳蕊早已放弃了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模式，她更倾向于从每一个人做起。“老年人更有志愿精神，让他们自我推动，而不是变成居委会主导的那种模式，更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参与。”如今，老人互助小组已发展到超过50个，王艳蕊试图让这些组织更为成熟。“从人民到公民，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你要维护他的权利，第二，每个人有他应尽的义务。这些东西是同时相互生长出来的，我觉得不光是老年人，青年人包括所有人都是如此。”王艳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