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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人想要真正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还需要让世界看到他们对弱者、环境、动物等等的关怀和责任担当
中国政府正在思考怎样可以培养出不凡事依赖政府的公众
《中国慈善家》：去年以来，中国最高层以言行关注、鼓励社会企业和公益创投，为社会企业、社会投资带来重大利好的政治环境。作为长期致力于亚洲慈善事业、非营利事业实践推广，并在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等方面知识和经验丰富的专家，你对这种环境的观察是什么？ 夏露萍：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民间的力量，无论是捐款、捐时间还是捐经验，无数的中国人想要贡献一份力量，而且他们的方式也和政府想要解决的问题契合。中国政府同时意识到，如果能够把这些个人和民间机构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解决一些政府也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成效将在量和质上都能够有所提升。因此，中国政府想要鼓励这些个人和机构。
中国政府正在调整其管理方式，是吗？它正在不断地尝试，想要找出能够最好地营造利好社会环境的办法。但是，它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思考和探索仍在继续。我想，中国政府也不希望公众凡事依赖，把“嘿，政府，你来解决问题”挂在嘴边，而希望他们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我认为，中国政府正在思考怎样可以培养出这样的公众。 《中国慈善家》：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参与公益，同时在寻找公益与商业的结合办法，你怎么看这股力量？ 夏露萍：既然中国变得富有了，越来越多聪明又善良的中国人开始有自由和意愿致力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无论他们是否会成为社会企业家，他们都在寻找并努力做着让中国和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极好的变化。
中国人因其非常优秀的商业思维和智慧闻名于世，我想，如果中国人想要真正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还需要让世界看到他们对弱者、环境、动物等等的关怀和责任担当。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有志之士表达他们的关怀和责任担当的方式的趋势。 夏露萍：据我观察，许多人对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这两个概念依然很困惑。
例如，优衣库，在全世界都有，但是，只有在孟加拉与尤努斯的格莱珉合作的公司是社会企业，他们生产衣服，以非常便宜的价钱卖给穷人，不谋求利润，哪怕产生了利润，也将之重新投入到公司的运作中去，而不是分红。但是，优衣库是能获得效益的，那就是有利于它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声誉。优衣库的主席叫柳井正，他是日本最富有的人，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除了孟加拉的格莱珉分支，他的其他所有公司、门店都是传统商业意义上的。
我对社会企业家的定义是，社会企业家是有着企业家激情，同时能够运用商业思维和技能解决某个社会问题的人。他们通常运营非营利机构，但是，他们依然像商人那样思考问题，他们谈论管理、战略、市场、财务等，所有这些技能都是商业技能，只不过他们的目标是更好的教育、医疗、环境等，而不是赚钱。 社会企业要维持平衡并不容易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社会企业比慈善基金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 夏露萍：这是因为单靠募捐筹资有困难。打个比方，你需要1000块钱，过去100%来自募捐，现在一些非营利机构可能就会想通过募捐筹30%、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筹30%，另外40%来自于社会企业的经营。社会企业可以使非营利机构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你可以卖T恤，也可以出售服务，视你是什么样的机构，没有一个适合所有机构的答案。 《中国慈善家》：你提到，社会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有赚钱和公益双重底线要兼顾。如何做到？ 夏露萍：这是一个挑战，维持平衡不容易，你有时候必须选择哪样优先。对于一个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通常要优先考虑。但是，你也需要支付员工工资、租金以及其他种种开销。我想，如果你想做社会企业，或者非营利机构想通过社会企业来增加资金来源，光想是不够的，一定要制定商业战略，要向一些商业人士请教，看看你的想法究竟是不是可行。传统企业失败的很多，有双重底线的社会企业要成功难上加难。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社会企业家或社会企业，有些人想要赚很多钱，然后成为慈善家。如果陈启宗做社会企业，他可以选择不收租金，对吗？但是，他挣钱，然后去资助许多好的社会慈善、公益项目。
但是，慈善家需要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善款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他们究竟想要得到怎样的效果？这绝不是捐了钱很有面子的问题，要认真思考，找到能够帮他们把影响力最大化的机构和人。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慈善家多来自企业家群体，在你看来，在推动社会企业、鼓励社会企业家的过程中，企业家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夏露萍：他们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成功的企业家深谙商业之道，知道怎样运营、管理，所以，他们在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或捐钱给社会企业家运营的非营利机构的同时，目标虽然不是营利，但是，也应该帮助这些社会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制定战略、完善管理、开拓视野。他们的商业经验可能是这些社会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从业者们所不具备的，所以，给钱当然很好，但是，拿出时间来传授经验和方法，也至关重要。
张欣在中国捐赠了很多钱，但是，她同时鼓励SOHO的工作人员去为非营利机构做志愿者。也就是说，这些大佬们在捐钱、捐想法的同时，还可以鼓励员工们去做志愿者，可以在公司内部营造这种好的氛围。 在中国，与政府合作很重要
《中国慈善家》：在你编著的《真正的问题解决者》一书中，专门有一个部分讲“社会企业家在中国”，其中举了包括庄爱玲、吕朝、马军、陈志强、方黄吉雯在内的五人做例子。你选择以他们作为中国社会企业家代表的标准是什么？ 夏露萍：我说他们作代表是觉得，第一，能够鼓舞我；第二，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第三，他们自身有一些独特之处，值得学习。还有更多的例子，不仅仅是这五个。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中国的社会企业家有哪些特质？ 夏露萍：在中国，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标签或许是新的，但是，其背后的精神传统不是新的。中国有着很长的守望相助的传统，自古以来，你们就帮助你们的村子、你们的宗族，这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并不是新近才产生的。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儒家文化对此的影响，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些现象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另外，中国人很务实。中国人或许并不那么理想主义，而是更加实用主义，你觉得呢？他们做事条理分明，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知道需要做什么和怎么做去解决它。人们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新的，社会创新像雨后春笋一样。花钱、使用科技的方式日新月异，你看，微博、微信起了多大的作用！
中国和英国及美国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中国，与政府合作很重要，但是在英国和美国你不必过多考虑及此，是否与政府合作因人、因事而异。在我的书中，这些成功的中国社会企业家们都深谙与政府合作的益处，政府可以提供资金，可以协调沟通，可以让事情进展得更顺利。 《中国慈善家》：除了与政府的关系外，中国的社会企业家是否还有其他不同于英国和美国社会企业家的地方？ 夏露萍：在中国的会议上，人们谈论爱，这让我触动很深。我告诉你，在美国，爱或许也是人们行善的动机之一，可是，人们不常谈论爱，他们谈论回馈、责任和照料弱者等。这并不意味着在美国没有爱，当然有，但是，美国人通常不会像昨天那些中国与会者那样，说是爱激发了他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在中国，这种情感很强烈，这非常美好。中国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让人们可以更好地发扬他们的爱，去更多、更好、更容易地帮助有需要的人。 《中国慈善家》：那么，中国在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领域的发展，与亚洲范围内的其他国家相比，如日本、印度等，异同又在哪里呢？ 夏露萍：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法律。每一个亚洲国家关于慈善、非营利机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法律都不一样。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重新考虑这些领域的法律，因为亚洲现在更加富有了，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慈善、公益事业，因此它们都在思考怎样的法律才能够营造出更有利的环境。
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力量比较弱小，所以，有很多社会企业家都在代替政府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像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巴基斯坦等。这些国家的非营利机构、社会企业家做了很多本来应该由政府去做的事情，因为它们的政府力有不逮。在中国，政府如果认为你的做法可行，就可能把它上升为政策，一下子极大地提升它的影响力。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特别的中国模式，可以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学习。
但是，综观亚洲，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亚洲几乎所有国家的人们都希望和政府合作，因为问题太复杂了，社会企业家、政府、企业等各方社会力量联合起来至关重要。这最有效，但也最困难，因为这样的跨界合作关系维持起来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 所立之法要明智和足够灵活
《中国慈善家》：据你观察，中国尚有哪些不利于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发展的社会因素存在？ 夏露萍：首先，中国需要通过立法对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进行清晰的厘定。但是，所立之法要明智和足够灵活，不能太过于严苛，以至于阻碍好心人做好事。
第二，中国社会的信任度不够，社会捐赠还不够多，像郭美美这样的丑闻造成的伤害太大了。除此之外，造成信任不足的因素还有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拿新加坡做例子，最近他们修改了慈善法，明确了慈善捐赠的纳税优惠，极大地加速了新加坡慈善事业的发展。为什么？一是因为纳税优惠，二是因为新加坡人知道了政府鼓励人们做慈善公益。在中国，倡导型社会组织和服务型社会组织的界限的模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任。企业家不会捐钱给那些会转过头来攻击他或政府的机构，是吗？在我看来，中国政府也在学习，但是他们忌讳公开地被批评。
第三，常有一种倾向认为从英国或是从美国得来的就是最好的方法或最棒的主意，也常有人假设来自美国或英国的人都是专家、知道得比中国人多。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中国人在与外界接触的时候，要思考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好的、究竟是不是适用于中国，不可盲目。 《中国慈善家》：成为社会企业家，或创办社会企业，再造故乡，这种现象在中国年轻一代中日益兴起。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夏露萍：我发觉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拥有最新款的普拉达牌包包，他们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等问题。你记得吗，昨天的会议上，当我问在场有多少人曾经志愿奉献时间去帮助别人时，有多少人举手？90%！
对他们，我想说，太棒了，不要轻易放弃，这值得你去付出。然后，要敢于冒险，因为你也可能会失败，但是，要坚持不懈，要从中学习，成为更智慧、更强大的人。想想那些你钦佩的前辈，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穆罕默德·甘地、纳尔逊·曼德拉，他们哪个人的一生不是充满困难险阻？还有穆罕默德·尤努斯、特蕾莎修女等等，他们哪个人的一生没历经披荆斩棘？要知道马云、柳传志，他们都不是一夜暴富的，他们一路上克服了无数困难才有今天。
我觉得，对于他们，最重要的还是创建一个让他们觉得有安全感、并且敢于冒险的社会环境，让他们知道，如果失败了，也还可以重头再来。如果他们觉得一旦失败了就完了，那么他们一开始就可能不敢尝试去做。
中国政府正在思考怎样可以培养出不凡事依赖政府的公众
《中国慈善家》：去年以来，中国最高层以言行关注、鼓励社会企业和公益创投，为社会企业、社会投资带来重大利好的政治环境。作为长期致力于亚洲慈善事业、非营利事业实践推广，并在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等方面知识和经验丰富的专家，你对这种环境的观察是什么？ 夏露萍：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民间的力量，无论是捐款、捐时间还是捐经验，无数的中国人想要贡献一份力量，而且他们的方式也和政府想要解决的问题契合。中国政府同时意识到，如果能够把这些个人和民间机构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解决一些政府也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成效将在量和质上都能够有所提升。因此，中国政府想要鼓励这些个人和机构。
中国政府正在调整其管理方式，是吗？它正在不断地尝试，想要找出能够最好地营造利好社会环境的办法。但是，它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思考和探索仍在继续。我想，中国政府也不希望公众凡事依赖，把“嘿，政府，你来解决问题”挂在嘴边，而希望他们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我认为，中国政府正在思考怎样可以培养出这样的公众。 《中国慈善家》：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参与公益，同时在寻找公益与商业的结合办法，你怎么看这股力量？ 夏露萍：既然中国变得富有了，越来越多聪明又善良的中国人开始有自由和意愿致力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无论他们是否会成为社会企业家，他们都在寻找并努力做着让中国和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极好的变化。
中国人因其非常优秀的商业思维和智慧闻名于世，我想，如果中国人想要真正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还需要让世界看到他们对弱者、环境、动物等等的关怀和责任担当。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有志之士表达他们的关怀和责任担当的方式的趋势。 夏露萍：据我观察，许多人对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这两个概念依然很困惑。
例如，优衣库，在全世界都有，但是，只有在孟加拉与尤努斯的格莱珉合作的公司是社会企业，他们生产衣服，以非常便宜的价钱卖给穷人，不谋求利润，哪怕产生了利润，也将之重新投入到公司的运作中去，而不是分红。但是，优衣库是能获得效益的，那就是有利于它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声誉。优衣库的主席叫柳井正，他是日本最富有的人，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除了孟加拉的格莱珉分支，他的其他所有公司、门店都是传统商业意义上的。
我对社会企业家的定义是，社会企业家是有着企业家激情，同时能够运用商业思维和技能解决某个社会问题的人。他们通常运营非营利机构，但是，他们依然像商人那样思考问题，他们谈论管理、战略、市场、财务等，所有这些技能都是商业技能，只不过他们的目标是更好的教育、医疗、环境等，而不是赚钱。 社会企业要维持平衡并不容易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社会企业比慈善基金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 夏露萍：这是因为单靠募捐筹资有困难。打个比方，你需要1000块钱，过去100%来自募捐，现在一些非营利机构可能就会想通过募捐筹30%、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筹30%，另外40%来自于社会企业的经营。社会企业可以使非营利机构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你可以卖T恤，也可以出售服务，视你是什么样的机构，没有一个适合所有机构的答案。 《中国慈善家》：你提到，社会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有赚钱和公益双重底线要兼顾。如何做到？ 夏露萍：这是一个挑战，维持平衡不容易，你有时候必须选择哪样优先。对于一个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通常要优先考虑。但是，你也需要支付员工工资、租金以及其他种种开销。我想，如果你想做社会企业，或者非营利机构想通过社会企业来增加资金来源，光想是不够的，一定要制定商业战略，要向一些商业人士请教，看看你的想法究竟是不是可行。传统企业失败的很多，有双重底线的社会企业要成功难上加难。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社会企业家或社会企业，有些人想要赚很多钱，然后成为慈善家。如果陈启宗做社会企业，他可以选择不收租金，对吗？但是，他挣钱，然后去资助许多好的社会慈善、公益项目。
但是，慈善家需要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善款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他们究竟想要得到怎样的效果？这绝不是捐了钱很有面子的问题，要认真思考，找到能够帮他们把影响力最大化的机构和人。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慈善家多来自企业家群体，在你看来，在推动社会企业、鼓励社会企业家的过程中，企业家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夏露萍：他们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成功的企业家深谙商业之道，知道怎样运营、管理，所以，他们在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或捐钱给社会企业家运营的非营利机构的同时，目标虽然不是营利，但是，也应该帮助这些社会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制定战略、完善管理、开拓视野。他们的商业经验可能是这些社会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从业者们所不具备的，所以，给钱当然很好，但是，拿出时间来传授经验和方法，也至关重要。
张欣在中国捐赠了很多钱，但是，她同时鼓励SOHO的工作人员去为非营利机构做志愿者。也就是说，这些大佬们在捐钱、捐想法的同时，还可以鼓励员工们去做志愿者，可以在公司内部营造这种好的氛围。 在中国，与政府合作很重要
《中国慈善家》：在你编著的《真正的问题解决者》一书中，专门有一个部分讲“社会企业家在中国”，其中举了包括庄爱玲、吕朝、马军、陈志强、方黄吉雯在内的五人做例子。你选择以他们作为中国社会企业家代表的标准是什么？ 夏露萍：我说他们作代表是觉得，第一，能够鼓舞我；第二，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第三，他们自身有一些独特之处，值得学习。还有更多的例子，不仅仅是这五个。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中国的社会企业家有哪些特质？ 夏露萍：在中国，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标签或许是新的，但是，其背后的精神传统不是新的。中国有着很长的守望相助的传统，自古以来，你们就帮助你们的村子、你们的宗族，这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并不是新近才产生的。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儒家文化对此的影响，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些现象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另外，中国人很务实。中国人或许并不那么理想主义，而是更加实用主义，你觉得呢？他们做事条理分明，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知道需要做什么和怎么做去解决它。人们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新的，社会创新像雨后春笋一样。花钱、使用科技的方式日新月异，你看，微博、微信起了多大的作用！
中国和英国及美国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中国，与政府合作很重要，但是在英国和美国你不必过多考虑及此，是否与政府合作因人、因事而异。在我的书中，这些成功的中国社会企业家们都深谙与政府合作的益处，政府可以提供资金，可以协调沟通，可以让事情进展得更顺利。 《中国慈善家》：除了与政府的关系外，中国的社会企业家是否还有其他不同于英国和美国社会企业家的地方？ 夏露萍：在中国的会议上，人们谈论爱，这让我触动很深。我告诉你，在美国，爱或许也是人们行善的动机之一，可是，人们不常谈论爱，他们谈论回馈、责任和照料弱者等。这并不意味着在美国没有爱，当然有，但是，美国人通常不会像昨天那些中国与会者那样，说是爱激发了他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在中国，这种情感很强烈，这非常美好。中国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让人们可以更好地发扬他们的爱，去更多、更好、更容易地帮助有需要的人。 《中国慈善家》：那么，中国在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领域的发展，与亚洲范围内的其他国家相比，如日本、印度等，异同又在哪里呢？ 夏露萍：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法律。每一个亚洲国家关于慈善、非营利机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法律都不一样。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重新考虑这些领域的法律，因为亚洲现在更加富有了，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慈善、公益事业，因此它们都在思考怎样的法律才能够营造出更有利的环境。
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力量比较弱小，所以，有很多社会企业家都在代替政府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像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巴基斯坦等。这些国家的非营利机构、社会企业家做了很多本来应该由政府去做的事情，因为它们的政府力有不逮。在中国，政府如果认为你的做法可行，就可能把它上升为政策，一下子极大地提升它的影响力。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特别的中国模式，可以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学习。
但是，综观亚洲，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亚洲几乎所有国家的人们都希望和政府合作，因为问题太复杂了，社会企业家、政府、企业等各方社会力量联合起来至关重要。这最有效，但也最困难，因为这样的跨界合作关系维持起来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 所立之法要明智和足够灵活
《中国慈善家》：据你观察，中国尚有哪些不利于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发展的社会因素存在？ 夏露萍：首先，中国需要通过立法对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进行清晰的厘定。但是，所立之法要明智和足够灵活，不能太过于严苛，以至于阻碍好心人做好事。
第二，中国社会的信任度不够，社会捐赠还不够多，像郭美美这样的丑闻造成的伤害太大了。除此之外，造成信任不足的因素还有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拿新加坡做例子，最近他们修改了慈善法，明确了慈善捐赠的纳税优惠，极大地加速了新加坡慈善事业的发展。为什么？一是因为纳税优惠，二是因为新加坡人知道了政府鼓励人们做慈善公益。在中国，倡导型社会组织和服务型社会组织的界限的模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任。企业家不会捐钱给那些会转过头来攻击他或政府的机构，是吗？在我看来，中国政府也在学习，但是他们忌讳公开地被批评。
第三，常有一种倾向认为从英国或是从美国得来的就是最好的方法或最棒的主意，也常有人假设来自美国或英国的人都是专家、知道得比中国人多。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中国人在与外界接触的时候，要思考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好的、究竟是不是适用于中国，不可盲目。 《中国慈善家》：成为社会企业家，或创办社会企业，再造故乡，这种现象在中国年轻一代中日益兴起。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夏露萍：我发觉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拥有最新款的普拉达牌包包，他们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等问题。你记得吗，昨天的会议上，当我问在场有多少人曾经志愿奉献时间去帮助别人时，有多少人举手？90%！
对他们，我想说，太棒了，不要轻易放弃，这值得你去付出。然后，要敢于冒险，因为你也可能会失败，但是，要坚持不懈，要从中学习，成为更智慧、更强大的人。想想那些你钦佩的前辈，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穆罕默德·甘地、纳尔逊·曼德拉，他们哪个人的一生不是充满困难险阻？还有穆罕默德·尤努斯、特蕾莎修女等等，他们哪个人的一生没历经披荆斩棘？要知道马云、柳传志，他们都不是一夜暴富的，他们一路上克服了无数困难才有今天。
我觉得，对于他们，最重要的还是创建一个让他们觉得有安全感、并且敢于冒险的社会环境，让他们知道，如果失败了，也还可以重头再来。如果他们觉得一旦失败了就完了，那么他们一开始就可能不敢尝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