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读鲁迅，都知道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国民性改造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工作，并且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光辉论著。然而，鲁迅先生关于国民性改造的一个杰出的策略思想，却一直并不引起论者的太多关注。
　　笔者在阅读《鲁迅全集》时，时时感受到鲁迅先生一直坚持而且时时阐发的这一思想，这就是：改造国民性，要有更激烈的主张。他这一思想最精辟集中的概括是他1927年在香港青年会作的一个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在这个讲演中，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931年4月，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又说了类似的话。而他的一生，对他的这一思想身体力行。无疑，这一主张，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鲁迅这一思想的提出，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质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积累、延续下来的封建文化。由于这种文化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对国民性格的形成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鲁迅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曾尖锐指出：“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这些旧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堆积，一方面使中国社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正像鲁迅说的，国粹太多，执著太深，不易随着时势的迁移而变化。另一方面，它又像一把“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继续毒害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使后代的血管里，也遗传下了祖先那种昏乱病的病毒。于是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就充满了惰性，表现得保守、愚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对中国人来说，“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他们对于旧状况总是心平气和，对于新机运往往疾首蹙额，对于已成之局老是委曲求全，对于初兴之事则常常求全责备。”（《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几乎已成为中国人处世的一种常态。因此，没有更激烈的主张，对于我们这个固步自封的民族，连振聋发聩的作用也达不到，就更谈不上改革和疗救了。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孳乳连绵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格外顽强，有着巨大的同化力。鲁迅对此多有论述。他说：“中国大约太老了……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两地书》）“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即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花边文学·偶感》）他还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处来思想，也立即变了颜色。”（《热风·“圣武”》）“无论什么主义，也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有什么主义。”（《热风·“来了”》）“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书信·致宋崇义》）因为传统文化的这种顽固性，所以在中国的进化过程中，便有了两种非常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任何新思想、新学说，往往被它消融、同化，变得面目全非，或者在与它的较量、冲突中落荒而逃。面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如果没有思想准备，提不出更激烈的主张，仅仅很平和的把目标定在恰到好处的程度，则传统文化与习惯势力往回一扳，便又回到了老路，也即等于一事无成。
　　其次，鲁迅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戊戌变法这场政治变革，是以文化变革为其先导和发展的。从文化的角度讲，戊戌新文化运动大约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这期间，维新派以变封建主义之旧、维资产阶级之新为宗旨，宣扬西学（亦称新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批判中学（亦称旧学），即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这场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新文化运动，几乎涉及文化的各个领域，打破了封建文化的一统天下。但是即使如此，西学与中学斗争的结果，却仍然是新学一个个战败了，风靡一时的进化论，“终于也不过留下了一个空泛的名词”（《二心集·〈进化与退化〉小引》）。曾经提倡改良主义的康有为，俨然以当代孔子自居，大倡孔教主义；当初鼓吹“西学”最卖力的严复，也主张复辟帝制，提倡尊孔读经，他发起孔教会，参加筹安会，迷信灵学万能，完全地投进了封建思想文化的怀抱中。这是一次历史的教训。1918年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几千年来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的一次威力空前的进攻，并把矛头对准了封建礼教、道德、传统观念的最集中代表——孔子学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然而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封建文化又一次抬头，国粹主义思潮再度泛滥，文化界出现了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旧的国粹派和新的国学家纷纷给青年开列了长长的书目，梁启超还要办复古的文化学院，一时搞得乌烟瘴气。这实际上是对五四运动的一次反动，其目的是借提倡整理国故，大读特读古书，散布封建主义思想，宣传保守、倒退、复古，再一次把青年引导到脱离实际斗争的书斋和研究室里去。鲁迅先生经历了这两场关键的历程，切身感受到旧文化的强大，对新旧文化较量的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他指出：“旧社会的根祗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绝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运动了，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因此他认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他受到了白话文对文言文胜绩的启示。在提倡白话文之初，也是备受保守派的攻击和反对，但后来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玄同，白话乘了这一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二心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先生从白话文的胜利看到了对旧势力的斗争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要有更激烈的主张的策略思想。
　　鲁迅先生这一思想的提出，是非常切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的。他洞知传统势力的强大，知道中国的事情往往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所以认为，在改革的主张上，必须取一个修正值，过正才能矫枉。
　　第三，鲁迅先生不但是这一策略思想的创立者，而且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比如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鲁迅认为：“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是杀人不见血、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又如对中国文明，鲁迅鞭笞说：中国的固有文明，是人肉的筵宴，是吃人的文明（《坟·灯下漫笔》）。中国的文明，是“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华盖集续编·忽然想到》）。再如对中国古书的态度，鲁迅在1901年致许寿裳的信中就说：“中国古书，叶叶害人。”（《书信·致许寿裳》）1925年，他在应《京报副刊》之约回答“青年必读书”的书目时，断然发表了“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意见。鲁迅曾说，他这些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一时的愤激之词，而是用了许多痛苦换来的真话（《坟·写在〈坟〉后面》）。以上所举，都是鲁迅先生“要有更激烈的主张”这一一贯思想的具体体现，鲁迅以他犀利的目光，透过千年的苦难历史和沉重的现实，看到了中国国民性的顽劣和改造国民性的艰巨，正可以作我们当前改革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