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和《故乡》这三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虽然文体不同,写作时代背景及作者心情各异,但是都有以儿童的生活、情感、视角来再现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一特点。本文把这三篇作品放在一起观照,希望更多地发掘一些鲁迅作品的内在意蕴,体悟艺术大师的情感世界,认知典范的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也为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更好地理解作者作品,用心体验最伟大的艺术家的感情世界,提供一个范例。
　　
　　一
　　
　　让我们先来看看鲁迅先生给我们描述的一个童真的世界吧。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于1926年,作者人到中年回忆起童年时的快乐生活。一方面随着岁月流逝的浓缩,那些快乐生活的片断更加精粹;另一方面,由于人之天性,回忆往事,特别是童年的记忆,总是给人以一种现实生活所没有办法弥补的满足感,或者就是心灵的慰藉。且看这被称作“乐园”的“百草园”:
　　菜畦之“碧绿”,桑葚之“紫红”,菜花或白或黄,覆盆子之“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鲜艳美丽的色彩最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了。至于小动物就更可爱的了:鸣蝉的“长吟”、油蛉的“低唱”、蟋蟀的“弹琴”,这固然美妙动听,而黄蜂的“低伏”与叫天子(云雀)的“直窜云霄”两相对照,亦尽是美妙,即使是平时在别的场所碰到了叫人害怕的毒虫,例如蜈蚣和斑蝥,在“百草园”也是可爱的。这是从优美动听的声音方面表现其乐园的特点。而“何首乌”和“木莲”则是从奇怪的形态方面去描述,由于要找寻一块像人形的何首乌根,“吃了便可成仙”,因此弄坏了泥墙,这种顺藤摸瓜式的好奇,正是孩子对未知世界求索的天性。
　　以上是作者对百草园的色彩、声音和形态三方面的概写。下文作者详写了两件事:一件是长妈妈给自己讲的有关美女蛇的故事,一件是冬天里在百草园捕鸟的事。前者是虚拟的,后者是现实的。
　　长妈妈在作者幼时,一定讲了许多故事给他听的,但为什么作者对美女蛇的故事记忆最深刻呢?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对神异鬼怪之类的天生的好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故事的叙述的情景与百草园的现实情景有可类比的地方。例如夏日纳凉与蛇的出没的规律是有关的,而故事里的古庙与老旧的百草园也是有联系的,因而童年的联想得以激发,实际上,就“美女蛇”而言,孩子更担心的还是“蛇”,所以希望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虽然“蛇”和“蜈蚣”都是虚构的,但是童年的“我”不是对百草园多了更多更现实的期待吗?
　　百草园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荒园”,小鸟自然多了一些,冬日的雪天,设下一个简单的明白的陷阱,只需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鸟雀”,但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不如成人(闰土的父亲)捉得多,但足以得到一种成就感,而且也从中悟到某种道理——“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鸟)走到中间去”。原来设陷阱者,是希望被陷者落入万劫不复之地的,这是成人世界的险恶了,与孩童的世界是无关的。
　　“百草园”还带给自己以人生的启发,要到“三味书屋”去上学了,“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告别的是童年的纯真!与之相反衬的则是即将步入成年人的行列的虚假:一是两次行礼。虽然“我”对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老先生“很恭敬”,但他对“我”所请教的“怪哉”虫是怎么回事,“仍是不愿意说”,童年的好奇心在“年纪比我大的人”那里,总是很难找到答案的。二是“读书”。虽然“大声朗读”,“人声鼎沸”,却都未必解其意。这种不知其为何意的漫无目的的“读书”与孩童世界的纯真相去甚远。所以当先生在读“极好的文章”而入神之时,“我”却在影写小说的绣像,这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二
　　
　　《社戏》和《故乡》分别作于1922年和1921年。收入鲁迅先生的第一个小说集《呐喊》。虽然是小说,但两篇作品所叙之事细致周详,因而显得真实。也唯其细节的真实,让读者能细细品嚼,回味无穷。
　　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静景描写为主不同,《社戏》主要是动态的叙述。前者主要是从“我”的一个人的主观视觉去写,后者则由一群孩子的活动来写,更能表现他们之间绝无半点世俗尘杂的纯真情谊,这真是中年的鲁迅先生为之念念不忘的意趣所在,也是我们作为读者要去品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应该用心体味的关键所在,此亦所谓知人论世者也。
　　平桥村是作品中的“我”的外祖母家,但在“我”说来,却是一片“乐土”,“乐”在哪里呢?
　　首先,是“我”在这里受到了特别的“优待”。一是因为“我”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且是以外甥的身份到外祖母家来消夏;二是因为这里“极偏僻”的,可是人们是极淳朴,极好客的;三是因为村民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而我却能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人,那“将来一定要中状元”的了,淳朴的村民自有他们最淳朴的观念。
　　其次,是“我”在这里可以放纵自己的天性。不念枯燥乏味的书,能钓小的“虾”,又不敢接近大的“黄牛,水牛”,小朋友们“却全都嘲笑起来了”,于是“我”也就乐在其中了。
　　当然,以上只是“乐”的铺垫而已,作者真正要写的“乐”,是我在这里可以去看“社戏”了。
　　说要去看社戏,先说不能去看,因为没有船,在水乡是寸步难行的。这样的“欲擒故纵”的写法太妙了!接下来当然是难得有一条船了,又尽是十多个少年为伴,没有大人,他们可以尽情地放任他们的纯真的童心了!童年的无拘无束,正是人生情趣产生的前提和源泉。所以“我”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船“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实际是这一群少年的心情在这样一种与自然亲近的氛围中,毫无拘束地飞扬开去了!
　　以这样的一颗“童心”去观察河两岸的景色,则真是情趣横生了!豆麦和水草的扑面“清香”,水汽里的朦胧“月色”,淡黑的起伏的向船尾跑去的“连山”,依稀的几点“渔火”,婉转、悠扬的“横笛”,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及灯光里“红红绿绿”的人物,以及近台河里看戏人家的“乌篷船”,这就是“我”所见过的画上的“仙境”!难怪少年们对于真正的戏台上演出的社戏并不留心了,反而觉得无趣又无聊,那台戏是属于成年人的,而少年们的童趣并不在“社戏”,而在乎那格外皎洁的“月光”,戏台的“灯火光”以及悠扬的“横笛”交响辉映而成的“缥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似的情景!
　　至于回家路上,少年们“偷”罗汉豆煮着吃,则是“乐趣”的补充了,也可以算是余音袅袅,童趣无尽了。双喜问阿发是“偷”他家的还是偷六一公公家的,阿发说:“偷我们家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当然,这也无所谓是“偷”了,少年的淳朴与可爱尽现其中。第二天,六一公公送来的罗汉豆,我吃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实在是那夜“我”的心灵深处的纯真、质朴的童年情趣被激发,从而一生一世刻骨铭心使之然也。
　　
　　三
　　
　　与上述两篇作品的格调完全不同,《故乡》的一开头就写出主人公离别“故乡”二十年的当时哀愁心情:“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因为什么而“悲凉”?
　　一个深冬阴晦的天气里,冷风呜呜,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已显毫无生机的景象,而近看自己二十年前曾经居住的老屋,“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联想此次回故乡的目的,是要变卖家产,甚至于老屋也“难免易主”了,这不用说“我”自己,连母亲,虽表面上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自己的家道变故过程的真实写照。心情怎能不悲凉!
　　见见故乡的人吧。本来闰土就是自己儿时的玩伴,二十年来总牵挂着,见了面叙一叙儿时的情谊,回忆童年的生活,也可以找到一点心灵的慰藉,舒解一些悲凉哀愁的情绪,却先出场的是“豆腐西施”杨二嫂。她“凸颧骨,薄嘴唇”,却面上“擦着白粉”,这是人与鬼之间的形象,“细脚伶仃的圆规”似的双脚,在拿了我家的一个器具——“狗气杀”之后却能“飞也似的跑了”。且诬说闰土在灰堆里藏了碗碟,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是五十多岁的乡间女人的专长。作者的印象中,淳朴、善良的故乡人怎么会变得如此尖酸刻薄,贪婪自私了呢?悲凉也就由心而生了。
　　那么闰土到底怎样了呢?他还像是个在金黄的圆月下,海边的沙地上,碧绿的西瓜地里,带着明晃晃的银项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的小“英雄”吗?他还是那个在冬雪天里和自己一起设陷阱捕鸟的聪明玩伴吗?他还是那个告诉自己许多海边的新鲜事,并且一起去捡五色贝壳的活泼少年吗?事实是,“我”和“闰土”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闰土见到“我”,虽有“欢喜”的情绪,但那是属于过去的,更多的是现实的“凄凉”的神情。什么样的现实使闰土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就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现在,闰土送给“我”的礼物和他要的东面都与童年友情无关了,仅仅与生活的“辛苦麻木”有关,这“又使我非常的悲哀”。可以说,黑暗的社会现实,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天灾人祸横行的人间世道,改变了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正如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言:“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疗救”是刻不容缓的,不然“我”与“闰土”的人生悲哀还会在“宏儿”与“水生”身上重现。“地上的路”与人生之路以及社会的出路是一样的,中国人国民性的重新改造,公平、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付出巨大的牺牲的,至今,鲁迅作为现代伟大的思想家的“呐喊”,响彻人寰。
　　“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思想家卓越的超越时代的思想而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本质结合起来,去贴近鲁迅先生的作品,从中接受启迪,产生崭新的思想火花,来照亮我们未来的人生或社会发展的大道。
　　
　　(责任编辑 李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