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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重因素影响，“十三五”时期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为6.5%～7%。结合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将“十三五”期间我国的预期增长目标定为6.5%左右较为合适，可使发展环境相对从容，宏观调控比较主动。
五大因素拖曳经济下行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主要基于五大原因，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规律的自然反映，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的结果。
储蓄率回落。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储蓄率随之下降。“低价工业化”现象逐步消失，企业储蓄率降低。储蓄率降低必然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减弱。
劳动力数量减少。自2011年以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同时，人们对闲暇的需求将稳步提升，个人劳动时间趋于减少。
劳动力转移效应和对外开放外溢效应降低。随着农产品和工业品、服务品相对价格的调整和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将趋于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处于酝酿期，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明显加大。
我国进入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时期。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比较研究表明，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工业产出比重出现下降而服务业产业比重上升，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速增长，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在30%～50%。我国人均GDP按购买力计算2013年为10，272国际元，2014年接近11，000国际元。
环境约束加剧。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需要占用大量劳动和资本，增加生产成本，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四大因素支撑经济上行
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巨大余地和巨大韧性。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即便出现回落，仍显著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水平，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
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现阶段一个权重极高、综合性极强、产业间关联效应最为明显、生产要素最为集中发挥作用的领域，已经成为“十三五”经济最大的潜力所在。
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会使得城市和沿海地区有可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得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延长，我国经济有巨大的回旋余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不断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
综合考虑上述主要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及其变化规律，预计2015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6.5%左右。
从乐观的角度看，如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全面部署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预期目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趋于最大化和效益趋于最优化，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更加体现公平正义合理。同时，世界经济能够达到2014年二十国集团峰会提出的在未来五年提高2个百分点的目标，全球的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总量就会相应增加，这将带动我国对外开放的“技术外溢”效应相应提升。在上述情景下，预计我国“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左右。
五大举措转换增长动力
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一是有效推进国企改革，把投資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强化企业破产重组制度，实现正常的优胜劣汰过程，确保社会资源持续地进入更有生产效率的企业组织。二是切实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全面推行投资事项的“负面清单制”，严格限定和定期修订实行政府核准制的范围;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三是适时有序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纠正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在“十三五”期间基本完成资本、劳动、土地、资源、环境、汇率等广义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四是力促金融体制创新和改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建立健全金融系统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主体决定资金流向;加快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健全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强化开发人才红利。一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支持，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能力。二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三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努力改善各级学校特别是农村贫困、落后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加快学校课程和专业设置改革步伐，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水平。四是大力引进国外优秀人才。五是深入挖掘人口潜力。
切实转换增长动力，全面推进创新驱动。一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通过创新提高竞争力;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等试点政策，扩大到所有科技园区和科教单位。二是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前沿研究、社会公益技术、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健全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完善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机制。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侵权成本。四是设立新兴产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技术研发以及推广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扩大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大力提升后发优势。一是继续扩大市场准入，有序扩大包括金融保险、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效推动我国加工制造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医疗、教育、旅游、养老等生活服务业对外开放，在继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工艺流程的绿色化、生产和消费的低碳化。二是根据我国服务业发展需求，出台针对性更强的投资促进政策。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特别是加快复制、推广上海自由贸易区有效做法，促进跨国公司扩大对我国服务业投资。三是建立一批体制机制环境比较成熟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同时力争扩大通信、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商贸等领域服务贸易规模和质量，大力促进电子商务跨境贸易。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护生态环境。一是强化制度保障。研究制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机制和政策性文件，全面推行生态补偿机制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二是强力推进节能减排。落实全社会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和问责制，实行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考核制度。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落实循环经济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四是狠抓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五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摘自瞭望周刊社官方评论微信公众号“国是论”）
五大因素拖曳经济下行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主要基于五大原因，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规律的自然反映，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的结果。
储蓄率回落。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储蓄率随之下降。“低价工业化”现象逐步消失，企业储蓄率降低。储蓄率降低必然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减弱。
劳动力数量减少。自2011年以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同时，人们对闲暇的需求将稳步提升，个人劳动时间趋于减少。
劳动力转移效应和对外开放外溢效应降低。随着农产品和工业品、服务品相对价格的调整和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将趋于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处于酝酿期，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明显加大。
我国进入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时期。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比较研究表明，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工业产出比重出现下降而服务业产业比重上升，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速增长，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在30%～50%。我国人均GDP按购买力计算2013年为10，272国际元，2014年接近11，000国际元。
环境约束加剧。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需要占用大量劳动和资本，增加生产成本，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四大因素支撑经济上行
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巨大余地和巨大韧性。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即便出现回落，仍显著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水平，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
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现阶段一个权重极高、综合性极强、产业间关联效应最为明显、生产要素最为集中发挥作用的领域，已经成为“十三五”经济最大的潜力所在。
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会使得城市和沿海地区有可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得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延长，我国经济有巨大的回旋余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不断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
综合考虑上述主要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及其变化规律，预计2015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6.5%左右。
从乐观的角度看，如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全面部署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预期目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趋于最大化和效益趋于最优化，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更加体现公平正义合理。同时，世界经济能够达到2014年二十国集团峰会提出的在未来五年提高2个百分点的目标，全球的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总量就会相应增加，这将带动我国对外开放的“技术外溢”效应相应提升。在上述情景下，预计我国“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左右。
五大举措转换增长动力
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一是有效推进国企改革，把投資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强化企业破产重组制度，实现正常的优胜劣汰过程，确保社会资源持续地进入更有生产效率的企业组织。二是切实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全面推行投资事项的“负面清单制”，严格限定和定期修订实行政府核准制的范围;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三是适时有序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纠正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在“十三五”期间基本完成资本、劳动、土地、资源、环境、汇率等广义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四是力促金融体制创新和改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建立健全金融系统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主体决定资金流向;加快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健全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强化开发人才红利。一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支持，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能力。二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三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努力改善各级学校特别是农村贫困、落后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加快学校课程和专业设置改革步伐，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水平。四是大力引进国外优秀人才。五是深入挖掘人口潜力。
切实转换增长动力，全面推进创新驱动。一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通过创新提高竞争力;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等试点政策，扩大到所有科技园区和科教单位。二是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前沿研究、社会公益技术、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健全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完善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机制。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侵权成本。四是设立新兴产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技术研发以及推广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扩大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大力提升后发优势。一是继续扩大市场准入，有序扩大包括金融保险、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效推动我国加工制造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医疗、教育、旅游、养老等生活服务业对外开放，在继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工艺流程的绿色化、生产和消费的低碳化。二是根据我国服务业发展需求，出台针对性更强的投资促进政策。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特别是加快复制、推广上海自由贸易区有效做法，促进跨国公司扩大对我国服务业投资。三是建立一批体制机制环境比较成熟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同时力争扩大通信、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商贸等领域服务贸易规模和质量，大力促进电子商务跨境贸易。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护生态环境。一是强化制度保障。研究制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机制和政策性文件，全面推行生态补偿机制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二是强力推进节能减排。落实全社会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和问责制，实行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考核制度。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落实循环经济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四是狠抓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五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摘自瞭望周刊社官方评论微信公众号“国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