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区分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斗争需要，并偏重于用政治因素来解释经济现象。政治对经济当然是能够起到制约作用的，但政治又不等于经济。列宁说：“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按照他的意思，特定的阶级总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现者，所以，阶级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产生之后，会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但那是经济的派生物。我们用“买办”、“官僚”、“民族”来区分资产阶级，并赋以否定或肯定的意义，派生的东西就被强调得过了头。用过头的方法来描写历史是不免要失真的。195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引述《中国经济史全书》的话说：
　　“中国之资本家，或为大商人，或为大地主……惟于此二者之外，有一外国所不能见之资本家在焉，盖即官吏是也。东西诸国，官吏而富裕者，未始无之……惟中国之号为大资本家者，则大商人、大地主，尚不如官吏之多。彼其国人，一为官吏，则蓄产渐丰，而退隐之后，以富豪而兼绅贵，隐然操纵其政界之行动，而为乡民之所畏忌……次之者为绅商，此中固亦有相当之官阶，或至为官为商，竟不能显为区别，常表面供职于官府，而里面则经营商务也。”
　　有人统计过，在1872年到1913年之间，近代企业的创办人中地主占55.9％，商人占18.3％，买办占24.8％，而且“投资与近代企业的地主，大都有某种官僚的身份，很多是二、三流洋务派或洋务派的幕僚，绝少是土地主”。那么如果把这些官僚地主与买办剔除出去，民族资本还会剩下多少呢?况且剩下的那18.3％的商人中，认真追究起来，也不那么干净。例如，周延弼是在籍三品衔候补道，叶澄衷也因道员衔而称“观察”，等等。显然，这是一笔不太容易算清的帐。确实，中国资产阶级又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但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是他们所占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有多有少。因此，把列宁的意思贯彻到底，可以恰如其分地分别称之为：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引自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