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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素养对提高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行为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素养的内涵与测度、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金融素养对消费者金融行为的影响和金融素养提升路径等方面进行总结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金融素养的界定和测评方法研究逐渐完善，但如何全面、完整地评估一个地区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还没有公认的测评体系与方法;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被广泛研究，但是不同群体的研究结果存在异质性，需要进一步分析异质性存在的原因;金融素养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提高金融素养应注意社会培训与学校教育相配合，适当开展教育有效性研究。
关键词：金融素养;金融能力;金融行为;金融教育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5.010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5-0075-07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金融融合日益深入，移动支付、移动借贷、数字银行、网络保险等数字金融产品大量拥入金融市场，为金融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金融诈骗、金融风险加剧等问题也日益凸显，给金融消费者带来巨大挑战。金融素养水平低的个人金融决策错误的可能性较大，容易导致家庭财务失衡[1]。如何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在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中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消费者金融健康，不仅是各国政府关注的热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拟從金融素养的内涵与测度、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金融素养对消费者金融行为的影响和金融素养提升路径等方面，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以期为我国金融素养研究与提升、促进居民金融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金融素养的内涵与测度
1.金融素养的内涵
D.Remund[2]最初将金融素养局限在金融知识范畴，认为金融知识是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中作出正确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美国金融素养和教育委员会将金融素养视为消费者有效管理自身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福祉的知识和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金融素养视为意识、知识、技术、态度和行为的综合体现。吴卫星等[3]将金融知识视为个人理解金融问题的能力，技术是消费者运用金融知识的能力，态度和行为表现为合理制定金融决策的信心。孟宏玮等[4]认为，金融素养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
已有研究对金融素养的界定主要从两个路径来拓展：一是从金融知识到金融能力，研究金融知识与金融素养存在的差别，或者从金融素养相对金融知识延展的范围，或者从素养出发，突出获取和分析金融知识、信息的能力;二是基于金融素养是人力资本的理念。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来说，由于金融环境、文化氛围等不同，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金融素养有所不同。农村居民由于成长环境、风俗习惯、开放程度都与城市居民截然不同，其思维方式、观念态度也有自己的独特性，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研究大多直接用金融素养定义代替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定义，少有学者考虑从农户在生活和生产方面的特殊性来定义农户金融素养[5]。
2.金融素养的测度
（1）金融素养测度框架
目前金融素养测度框架大致上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区分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主观金融素养指的是个人对自身金融知识、能力的信心和认知，通过居民对自身金融素养评价来体现。客观金融素养是指个人实际掌握的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表现出来的金融态度和风险偏好，通过受调查者能否正确回答一系列金融方面的问题得到[6]。主客观金融素养测度框架见表1。
其二，分为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J.L.Jiang等[7]认为基本金融素养是指个体对金融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主要是日常财务决策（借贷和消费等）涉及的金融知识，包括利率和复利、通货膨胀和货币的时间价值。高级金融素养是指在基本金融素养的基础上，个体参与金融市场、采取投资理财行为涉及的更复杂和具体的金融知识和能力。基本金融素养可以依据日常财务决策的基础概念如利率和通货膨胀等设置问题进行评估，而高级金融素养主要是设置涵盖金融市场特有问题（主要包括收益与风险之间的权衡、不同金融资产类别的区分和股票与债券市场运作）进行评估。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应该区分考查。
其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ISA项目采用的测度框架，即从金融知识、金融能力和金融态度等维度出发设置问题构建的金融素养整体测度框架，具体见表2。
（2）金融素养测度方法
陈姿等[8]将金融知识题目（如利率、通货膨胀等）视为多个因子，同类归类整合进行因子分析，选取具备代表性的因子作为金融素养变量。孟德锋等[9]采用评分加总法，对金融知识题目答案进行赋值，将个体答案分数加总，得出该个体金融素养水平的总分。罗文颖等[10]认为在测度主观金融素养时，可以从低到高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评估划分等级，让受访者进行自我评估。K.Namhoon等[11]在对金融素养测度问题的回答赋值时，认为必须增加“不知道”或“拒绝”（DK/RF）反应，如果DK/RF反应不是随机的，在回归时会导致出现偏差。
二、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
1.个体特征因素
金融素养受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婚姻状态、职业等因素影响较大。男性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经常接触外部信息，需要作出家庭财务决策和金融投资决策，所以男性的金融素养水平普遍高于女性[12]。
年龄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存有争议，有“倒U形”、上升说等观点。张欢欢等[13]认为，青少年金融知识日益丰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参与金融活动增多，金融素养不断得到提高;到壮年客观金融素养受调查者能否正确回答相关金融问题（具体包括对购房贷款、购车贷款等贷款产品的回答，即“您家了解商业银行以下贷款产品吗？”等问题）来测度（吴卫星等[3]）。 选取6个具有代表性的金融知识问题（分别涉及利率、通货膨胀、分散化投资、外汇牌价、银行制度等）来测度客观金融素养（胡振等[14]）。
通过受访者客观回答“是否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假设银行的年利率是4%，如果把100元钱存1年定期，1年后获得的本金和利息为多少？”“假设银行的年利率是5%，通货膨胀率每年是3%，把100元钱存银行1年之后能够买到的东西将增加还是减少？” “您认为一般而言，股票和基金哪个风险更大？”四类金融知识问题来测度（周雨晴等[15]）。
通过受访者客观回答包括基本金融知识认知、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风险和回报、金融规划、金融背景信息分析、金融责任认知等13个问题来测度（张欢欢等[6]）。
时期，金融素养达到最高水平;其后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认知能力逐渐下降，金融素养水平也逐渐降低，年龄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呈现“倒U形”特征。W.David等[16]利用加拿大金融能力调查数据发现老年人的金融素养高于年轻人，年龄越大，金融素养越高。C.Doriana等[17]研究了婚姻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发现已婚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比离异和单身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高，可能是因为已婚居民为了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更加需要关注家庭财务状况和财富积累。何昇轩[18]运用2010—2011年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和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已婚群体中，配偶的学历和风险偏好将对个人金融素养水平提升产生积极作用。
在我国，有学者关注工作性质对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何学松等[5]认为从事新型职业的农村居民，金融需求和接触金融知识、信息的机会增加，金融素养水平比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高，且农民非农程度越高，风险偏好越高，越积极参与市场，金融素养水平越高[13]，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会有助于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19]。
2.家庭经济特征因素
一般而言，家庭收入和居民金融素养显著正相关[17]，净财富越多的居民家庭提高自身金融素养水平的积极性越高，故而金融素养水平越高[3]。但张欢欢等[13]基于湖北、河南两省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该结论。
金融素养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金融态度和认知。廖理等[12]研究认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理解接受金融知识和概念的能力越高，就能更好地应用金融知识、采取有效的金融行为，言传身教，帮助子女更好地理解金融概念和金融知识、接收金融信息、采取金融行为，使子女的金融素养水平更高。
3.社会资本与外部环境对金融素养的影响
C.Doriana等[17]研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非正式机制而不是仅仅通过金融教育和咨询来改善他们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态度，如在工作场所或者在闲暇活动中让人们保持与他人的关系并获得他们的技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机构分布较广，对金融文化宣传会有所偏重，金融机构的宣传和当地金融风气会促使居民了解更多金融知识，参与金融意愿更强，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其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
三、金融素养对消费者金融行为的影响
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提升金融素养将有助于居民金融行为的改进，金融素养会对居民借贷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居民借贷可得性提高、借贷规模增大，平衡家庭负担，更加合理借贷。金融素养会对居民的理财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金融市场，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降低投资理财成本和风险，提高理财的科学性和多样性，同时会为退休养老制订完备计划。金融素养会对居民的保险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增强居民保险意识，居民将更加善于利用商业保险来防范风险、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这些金融行为的改进最后将有利于保护自身权益，实现收入水平增长，扩大财富规模，减少金融纠纷，获得更高的金融福祉[20]。
1.对融资行为的影响
金融素养对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较为充分，主要从负债态度、负债行为选择和负债结果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负债态度。金融素养较低的居民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厌恶风险、不愿或者不知借贷，导致借贷可得性较低，无法利用借贷来平滑自身家庭消费，获得更高的家庭福祉[21];另一种是非理性负债、过度负债，即对自身家庭收入状况评估过高，对自己的金融素养过于自信，高估自身负债承受和偿还能力，盲目借贷，承担过多债务，最终可能会导致家庭破产、信用损失[22]。所以，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利于居民适度负债，更加理性和积极地管理负债，既可以承受负债偿还的利息，还可以利用借贷创造更多家庭福祉[3]。
其二，负债行为选择。负债行为主要涉及借贷渠道和借贷品种的选择。曹瓅等[23]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提高将会通过改善居民和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促使居民更多选择正规信贷渠道借贷，减少对非正规信贷渠道的选擇偏好。同时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选择借贷产品，降低居民借贷成本。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话，居民将需要支付更高的交易成本和还贷利息才能获得贷款，加重家庭负担。
其三，负债结果。伍再华等[24]研究表明，提高金融素养有利于居民风险偏好增强、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信贷可得性，贷款规模也会相应增加。何学松等[5]认为金融素养较低的居民由于无法合理估计还贷成本，会出现自身债务负担过重，无法及时还款付息，造成信贷违约、自身信用水平低下。
2.对理财投资行为的影响
其一，影响消费者参与金融市场意愿。胡振等[14]研究发现，居民较高的金融素养可提高其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增加理财规划的可能性，提高居民投资理财的科学性，理财规划的时间跨度也会更长。罗文颖等[10]研究发现，金融素养的提高能够增加家庭风险投资的概率，对风险资产配置影响存在“倒U形”特征。同时，金融素养高的家庭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会更高，该现象在收入高的家庭比在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更为明显[25]。居民金融素养越自信，风险偏好越强，参与股票市场的意愿越强烈，对股票资产占比的影响越呈“U形”[26]。 其二，影响居民理财投资收益。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其理财投资行为更理性有效，能够降低成本，最终使居民获得更多收益[27]。J.L.Jiang等[7]研究共同基金散户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发现，金融素养与投资业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素养较高的散户投资者比金融素养较低的散户投资者更不容易遭受损失。这可能是因为，金融素养较高的投资者比金融素养较低的投资者更有可能咨询金融顾问，获得更有效的金融信息和金融建议，减少金融损失[28]。
其三，对其他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个人金融素养较高能够对其退休准备的各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金融素养越高的个体参与养老准备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养老准备越完善[29]，包括确定退休财务需求、制订长期财务计划和追求私人养老保险[30]。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较高[31]，能够优化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决策，显著提高农户的农业保险行为绩效。
四、金融素养水平提升路径
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其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理解程度有重要影响，提升受教育程度，有助于人们积累金融知识，并在长期内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决策能力[17]。通过对金融教育参与者表现的考察发现，对居民开展金融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其客观和主观金融素养[13]。
金融素养教育包括学校金融教育和社会金融培训。其中，图书馆金融素养教育作为社会金融教育的一种，对于提升公众金融素养水平具有可行性[32]。同时，在实施金融教育方案时应注意提高金融教育的针对性、专业性、实务性、长效性，以及居民接受金融教育的积极性，要根据运行环境中公民的经济文化和习俗定制金融教育方案，防止“一刀切”的金融教育项目。同时，应建立金融教育的长效机制，在金融教育结束后，要进行金融行为监测活动，保证金融教育的长期效果。此外，还应通过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来提高个人的金融素养[17]。
五、结论与展望
金融素养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内容，有利于帮助消费者制定合理金融决策，对居民金融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有利于增进家庭福祉和社会发展。已有对金融素养问题的研究尽管已经十分丰富，但在金融素养内涵界定、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其一，缺乏国内外普遍认可的金融素养内涵界定和测度框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金融素养研究的起点、内容有较大差异，目前对金融素养的测度尚未形成共识，金融素养水平测度结果受数据采集、工作需要等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片面性，不利于各国间的比较，也不利于一国内部不同区域居民金融素养的差异衡量。
其二，金融素养实证研究结论存有争议。目前主要分析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和金融素养带来的影响，受技术方法、样本差异的制约，不同学者对同一影响因素开展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实证结果有效性提出较大考验。
其三，金融素养实证研究偏多，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金融素养属于家庭金融的范畴，目前研究主要将其视为行为主体的某种能力，注重分析影响其能力水平的外部因素，以及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主体的行为影响，但对金融素养的形成机制与内在逻辑等理论研究尚未有突破性的进展。
其四，金融素养提升路径有效性研究相对有限。对于金融素养重要的假设基础，已有研究大多认为金融教育或金融培训能够提升金融素养，但较少对金融教育或金融培训提高金融素养的真实效果进行跟踪研究，且缺乏不同教育途径方式的成本与有效性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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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素养;金融能力;金融行为;金融教育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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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5-0075-07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金融融合日益深入，移动支付、移动借贷、数字银行、网络保险等数字金融产品大量拥入金融市场，为金融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金融诈骗、金融风险加剧等问题也日益凸显，给金融消费者带来巨大挑战。金融素养水平低的个人金融决策错误的可能性较大，容易导致家庭财务失衡[1]。如何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在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中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消费者金融健康，不仅是各国政府关注的热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拟從金融素养的内涵与测度、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金融素养对消费者金融行为的影响和金融素养提升路径等方面，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以期为我国金融素养研究与提升、促进居民金融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金融素养的内涵与测度
1.金融素养的内涵
D.Remund[2]最初将金融素养局限在金融知识范畴，认为金融知识是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中作出正确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美国金融素养和教育委员会将金融素养视为消费者有效管理自身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福祉的知识和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金融素养视为意识、知识、技术、态度和行为的综合体现。吴卫星等[3]将金融知识视为个人理解金融问题的能力，技术是消费者运用金融知识的能力，态度和行为表现为合理制定金融决策的信心。孟宏玮等[4]认为，金融素养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
已有研究对金融素养的界定主要从两个路径来拓展：一是从金融知识到金融能力，研究金融知识与金融素养存在的差别，或者从金融素养相对金融知识延展的范围，或者从素养出发，突出获取和分析金融知识、信息的能力;二是基于金融素养是人力资本的理念。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来说，由于金融环境、文化氛围等不同，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金融素养有所不同。农村居民由于成长环境、风俗习惯、开放程度都与城市居民截然不同，其思维方式、观念态度也有自己的独特性，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研究大多直接用金融素养定义代替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定义，少有学者考虑从农户在生活和生产方面的特殊性来定义农户金融素养[5]。
2.金融素养的测度
（1）金融素养测度框架
目前金融素养测度框架大致上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区分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主观金融素养指的是个人对自身金融知识、能力的信心和认知，通过居民对自身金融素养评价来体现。客观金融素养是指个人实际掌握的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表现出来的金融态度和风险偏好，通过受调查者能否正确回答一系列金融方面的问题得到[6]。主客观金融素养测度框架见表1。
其二，分为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J.L.Jiang等[7]认为基本金融素养是指个体对金融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主要是日常财务决策（借贷和消费等）涉及的金融知识，包括利率和复利、通货膨胀和货币的时间价值。高级金融素养是指在基本金融素养的基础上，个体参与金融市场、采取投资理财行为涉及的更复杂和具体的金融知识和能力。基本金融素养可以依据日常财务决策的基础概念如利率和通货膨胀等设置问题进行评估，而高级金融素养主要是设置涵盖金融市场特有问题（主要包括收益与风险之间的权衡、不同金融资产类别的区分和股票与债券市场运作）进行评估。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应该区分考查。
其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ISA项目采用的测度框架，即从金融知识、金融能力和金融态度等维度出发设置问题构建的金融素养整体测度框架，具体见表2。
（2）金融素养测度方法
陈姿等[8]将金融知识题目（如利率、通货膨胀等）视为多个因子，同类归类整合进行因子分析，选取具备代表性的因子作为金融素养变量。孟德锋等[9]采用评分加总法，对金融知识题目答案进行赋值，将个体答案分数加总，得出该个体金融素养水平的总分。罗文颖等[10]认为在测度主观金融素养时，可以从低到高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评估划分等级，让受访者进行自我评估。K.Namhoon等[11]在对金融素养测度问题的回答赋值时，认为必须增加“不知道”或“拒绝”（DK/RF）反应，如果DK/RF反应不是随机的，在回归时会导致出现偏差。
二、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
1.个体特征因素
金融素养受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婚姻状态、职业等因素影响较大。男性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经常接触外部信息，需要作出家庭财务决策和金融投资决策，所以男性的金融素养水平普遍高于女性[12]。
年龄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存有争议，有“倒U形”、上升说等观点。张欢欢等[13]认为，青少年金融知识日益丰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参与金融活动增多，金融素养不断得到提高;到壮年客观金融素养受调查者能否正确回答相关金融问题（具体包括对购房贷款、购车贷款等贷款产品的回答，即“您家了解商业银行以下贷款产品吗？”等问题）来测度（吴卫星等[3]）。 选取6个具有代表性的金融知识问题（分别涉及利率、通货膨胀、分散化投资、外汇牌价、银行制度等）来测度客观金融素养（胡振等[14]）。
通过受访者客观回答“是否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假设银行的年利率是4%，如果把100元钱存1年定期，1年后获得的本金和利息为多少？”“假设银行的年利率是5%，通货膨胀率每年是3%，把100元钱存银行1年之后能够买到的东西将增加还是减少？” “您认为一般而言，股票和基金哪个风险更大？”四类金融知识问题来测度（周雨晴等[15]）。
通过受访者客观回答包括基本金融知识认知、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风险和回报、金融规划、金融背景信息分析、金融责任认知等13个问题来测度（张欢欢等[6]）。
时期，金融素养达到最高水平;其后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认知能力逐渐下降，金融素养水平也逐渐降低，年龄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呈现“倒U形”特征。W.David等[16]利用加拿大金融能力调查数据发现老年人的金融素养高于年轻人，年龄越大，金融素养越高。C.Doriana等[17]研究了婚姻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发现已婚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比离异和单身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高，可能是因为已婚居民为了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更加需要关注家庭财务状况和财富积累。何昇轩[18]运用2010—2011年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和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已婚群体中，配偶的学历和风险偏好将对个人金融素养水平提升产生积极作用。
在我国，有学者关注工作性质对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何学松等[5]认为从事新型职业的农村居民，金融需求和接触金融知识、信息的机会增加，金融素养水平比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高，且农民非农程度越高，风险偏好越高，越积极参与市场，金融素养水平越高[13]，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会有助于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19]。
2.家庭经济特征因素
一般而言，家庭收入和居民金融素养显著正相关[17]，净财富越多的居民家庭提高自身金融素养水平的积极性越高，故而金融素养水平越高[3]。但张欢欢等[13]基于湖北、河南两省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该结论。
金融素养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金融态度和认知。廖理等[12]研究认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理解接受金融知识和概念的能力越高，就能更好地应用金融知识、采取有效的金融行为，言传身教，帮助子女更好地理解金融概念和金融知识、接收金融信息、采取金融行为，使子女的金融素养水平更高。
3.社会资本与外部环境对金融素养的影响
C.Doriana等[17]研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非正式机制而不是仅仅通过金融教育和咨询来改善他们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态度，如在工作场所或者在闲暇活动中让人们保持与他人的关系并获得他们的技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机构分布较广，对金融文化宣传会有所偏重，金融机构的宣传和当地金融风气会促使居民了解更多金融知识，参与金融意愿更强，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其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
三、金融素养对消费者金融行为的影响
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提升金融素养将有助于居民金融行为的改进，金融素养会对居民借贷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居民借贷可得性提高、借贷规模增大，平衡家庭负担，更加合理借贷。金融素养会对居民的理财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金融市场，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降低投资理财成本和风险，提高理财的科学性和多样性，同时会为退休养老制订完备计划。金融素养会对居民的保险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增强居民保险意识，居民将更加善于利用商业保险来防范风险、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这些金融行为的改进最后将有利于保护自身权益，实现收入水平增长，扩大财富规模，减少金融纠纷，获得更高的金融福祉[20]。
1.对融资行为的影响
金融素养对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较为充分，主要从负债态度、负债行为选择和负债结果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负债态度。金融素养较低的居民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厌恶风险、不愿或者不知借贷，导致借贷可得性较低，无法利用借贷来平滑自身家庭消费，获得更高的家庭福祉[21];另一种是非理性负债、过度负债，即对自身家庭收入状况评估过高，对自己的金融素养过于自信，高估自身负债承受和偿还能力，盲目借贷，承担过多债务，最终可能会导致家庭破产、信用损失[22]。所以，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利于居民适度负债，更加理性和积极地管理负债，既可以承受负债偿还的利息，还可以利用借贷创造更多家庭福祉[3]。
其二，负债行为选择。负债行为主要涉及借贷渠道和借贷品种的选择。曹瓅等[23]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提高将会通过改善居民和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促使居民更多选择正规信贷渠道借贷，减少对非正规信贷渠道的选擇偏好。同时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选择借贷产品，降低居民借贷成本。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话，居民将需要支付更高的交易成本和还贷利息才能获得贷款，加重家庭负担。
其三，负债结果。伍再华等[24]研究表明，提高金融素养有利于居民风险偏好增强、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信贷可得性，贷款规模也会相应增加。何学松等[5]认为金融素养较低的居民由于无法合理估计还贷成本，会出现自身债务负担过重，无法及时还款付息，造成信贷违约、自身信用水平低下。
2.对理财投资行为的影响
其一，影响消费者参与金融市场意愿。胡振等[14]研究发现，居民较高的金融素养可提高其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增加理财规划的可能性，提高居民投资理财的科学性，理财规划的时间跨度也会更长。罗文颖等[10]研究发现，金融素养的提高能够增加家庭风险投资的概率，对风险资产配置影响存在“倒U形”特征。同时，金融素养高的家庭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会更高，该现象在收入高的家庭比在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更为明显[25]。居民金融素养越自信，风险偏好越强，参与股票市场的意愿越强烈，对股票资产占比的影响越呈“U形”[26]。 其二，影响居民理财投资收益。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其理财投资行为更理性有效，能够降低成本，最终使居民获得更多收益[27]。J.L.Jiang等[7]研究共同基金散户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发现，金融素养与投资业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素养较高的散户投资者比金融素养较低的散户投资者更不容易遭受损失。这可能是因为，金融素养较高的投资者比金融素养较低的投资者更有可能咨询金融顾问，获得更有效的金融信息和金融建议，减少金融损失[28]。
其三，对其他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个人金融素养较高能够对其退休准备的各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金融素养越高的个体参与养老准备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养老准备越完善[29]，包括确定退休财务需求、制订长期财务计划和追求私人养老保险[30]。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较高[31]，能够优化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决策，显著提高农户的农业保险行为绩效。
四、金融素养水平提升路径
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其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理解程度有重要影响，提升受教育程度，有助于人们积累金融知识，并在长期内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决策能力[17]。通过对金融教育参与者表现的考察发现，对居民开展金融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其客观和主观金融素养[13]。
金融素养教育包括学校金融教育和社会金融培训。其中，图书馆金融素养教育作为社会金融教育的一种，对于提升公众金融素养水平具有可行性[32]。同时，在实施金融教育方案时应注意提高金融教育的针对性、专业性、实务性、长效性，以及居民接受金融教育的积极性，要根据运行环境中公民的经济文化和习俗定制金融教育方案，防止“一刀切”的金融教育项目。同时，应建立金融教育的长效机制，在金融教育结束后，要进行金融行为监测活动，保证金融教育的长期效果。此外，还应通过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来提高个人的金融素养[17]。
五、结论与展望
金融素养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内容，有利于帮助消费者制定合理金融决策，对居民金融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有利于增进家庭福祉和社会发展。已有对金融素养问题的研究尽管已经十分丰富，但在金融素养内涵界定、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其一，缺乏国内外普遍认可的金融素养内涵界定和测度框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金融素养研究的起点、内容有较大差异，目前对金融素养的测度尚未形成共识，金融素养水平测度结果受数据采集、工作需要等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片面性，不利于各国间的比较，也不利于一国内部不同区域居民金融素养的差异衡量。
其二，金融素养实证研究结论存有争议。目前主要分析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和金融素养带来的影响，受技术方法、样本差异的制约，不同学者对同一影响因素开展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实证结果有效性提出较大考验。
其三，金融素养实证研究偏多，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金融素养属于家庭金融的范畴，目前研究主要将其视为行为主体的某种能力，注重分析影响其能力水平的外部因素，以及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主体的行为影响，但对金融素养的形成机制与内在逻辑等理论研究尚未有突破性的进展。
其四，金融素养提升路径有效性研究相对有限。对于金融素养重要的假设基础，已有研究大多认为金融教育或金融培训能够提升金融素养，但较少对金融教育或金融培训提高金融素养的真实效果进行跟踪研究，且缺乏不同教育途径方式的成本与有效性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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