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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须时熟
慧皎《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梦见“博叉天王”显灵对自己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1]（P41）凡事都离不开“缘”与“时”。中国古典文学叙述模式大变革的“缘”与“时”，以至于逐渐形成今天的模式，差不多就发导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大败之后，中国知识界普遍从“形而下”的器物不如洋人，认识到“形而上”的治学方法也不如洋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后约十年，罗振玉在上海重印此书，其所作序文中流露出第一流中国学者的愧叹之情，至今读之，尤汗涔涔也！“中国文学史”也正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得以成立。换言之，不仅仅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式也从传统的注疏、笺释、札记、评点之学，逐步变迁为时下全球统一的“学术杂志论文”体，亦产生于那一时代大背景下。
研究中古文学史的学者，都绕不开一个话题——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章”？（这一话题相对来说，在宋及宋以后文学研究者那里较为约定俗成。）我在《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中专有一节《南齐时代到来之前的“文章”义》，指出：“在整个东周时代，文献中没有一例可以证明‘文章’有‘文学作品’的含义。”[2]（P58）刘若愚（James J.Y.Liu）也明确说过，自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文章”才有了英文literature的大致含义。[3]（P12）
再回到这一众说纷纭的核心词——“文学”上来。晚清民国学术，一如战国、三国之际，“道术将为天下裂”[4]（P14），各种新旧学说激烈碰撞。仅在“文学”的名与实层面，很遗憾，普天下最终选择了留学美国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中对“文学”的定义，而非“上天以国粹付予”[5]（P144）的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采用的“广义文学说”——这也是今天文学研究者遇到困境的百年前之重要导因之一。
大抵而言，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学术是与时代大背景有紧密联系的，很难谈得上是完全置身事外的“纯文学”、“纯学术”。举一个负面的例子，美国夏含夷教授在2000年就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过，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沙文主义”。[6]（P317）这让人依稀联想到了明治大正年间，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学术背后的话语。
其次，在“缘”与“时”的框架下，我们再来看看研究者的“认同”与“定位”这两个方面。“认同”是历史之取向（past-oriented），“定位”则是未来之取向（future-oriented）。比如治中古史大家耳熟能详的川胜义雄与谷川道雄二“雄”。余生也晚，前者没有机缘亲炙；不过倒在关西大学拜谒过谷川先生，当时谷川先生已年过八十。早年留学京大的张学锋教授曾经“考考”我请益谷川先生的印象，我用了四个字形容：望之若“王谢家人”！张教授听后非常赞同，并回忆了一段亲闻的逸事：谷川先生出身于熊本的“贵族”，幼年时看过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赈济乡里、焚烧债券，后来自己读到六朝贵族尤其是北朝士大夫做过同样的事情，就立刻深深地“认同”。但同辈以及年轻一辈日本东洋史学者，研究归研究，信不信却打问号，他们常常窃窃私语：“有人真会在灾年自己有饭不吃，让给别人吃吗？肯定是中国古书的溢美之词吧！”唯独谷川先生自己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当谷川先生遇到同样是出身于京都“贵族”的川胜义雄后，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熊本县的贵族，你是京都府的贵族，只有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六朝贵族的真谛啊！”于是一拍即合（即“认同”），共同创立了“六朝贵族制”、“豪族共同体”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即“定位”）。
二、五朝遗绪
章太炎先生的名文《五朝学》，盛赞自晋过江至陈后主之三百年间，学问“纯美不忒”[5]（P74）。这里的学问，如果不用经史子集来分，略相当于西方的“古典之学”（Classics）。
虽然常言道汉魏之际，文学由经义为中心转向诗文为中心，但经义对于文学内容以及形式的影响，从汉魏一直延续到隋唐。
我们在此举出“注疏”的例子来谈。
中国传统学问，不重“著”，而重“述”。这一点，不谈中国自己历代的学人，且看日本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等，花了七十年功力而成的皇皇巨著《尚书正义定本》。发起者吉川幸次郎有一句肺腑之言，说：中国全部学问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7]（P38）就五朝“注疏”学问而言，介于汉儒经注和唐人五经正义之间，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义疏学”。今天能看到的六朝义疏体残卷，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如下数种：《讲周易疏论家义记》、《礼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孝经述议》、《论语义疏》。五朝学人自己创作文学作品，或者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注释时，也一定深受经部新学问风尚之影响。从两晋时代开始，就文学的注疏（释）学而言，如“为古人文学注疏”，有司马彪的《上林子虚赋注》、晋灼《子虚甘泉赋注》；如“为古人文学释音”，有李轨《二京赋音注》；如“为当世人文学注疏”，有张载、刘逵、卫瓘注左思的《三都赋注》、萧广济为木玄虚《海赋注》；又如“为本人文学注疏”，有谢灵运的《山居赋自注》。谢灵运在自注中，广征博引诸家经义与集部之外的典籍，俨然是仿照经书注疏制作的一份注释。又如，至今争论不休的《文选集注》所收《文选音决》，也要将其置于中古经史“音义”的解释系谱中去考察，而非集部的一个释音文本。
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唐初三礼、《汉书》、《文选》”同为显学。[8]（P440）其实《后汉书》和《东观汉纪》也有极大的读者群，但今天的“选学”研究者们，几乎很少有人将《文选集注》与《集注后汉》的“集注”形式进行比较爬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研究者，已经有了一个紧箍咒——“《汉书》、《后汉书》不是文学”——但这当然不是“五朝遗绪”。《集注后汉》的作者刘昭是梁武帝萧衍及梁临川王萧宏的重要臣子。刘昭的曾祖，又是北府兵的核心将领——显然也不是自胡适之以来“文学”、“文学家”概念所能牢笼的人物。广被认为是“史家”的范晔，认为自己《后汉书》最得意之处，却是“文学”之笔：如“序论”、“传论”、“赞”。自诩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9]（P1830）五朝“文学”的第一大宗昭明太子《文选》也承认了这一说法，认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10]（P3，序）那么范晔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这种本不成问题的提问方法，就是以近五十年来人为的文、史、哲学科分类而产生的。 以上之林林总总，必须要退回到五朝的经史注疏之学的实态中，接承五朝的“遗绪”，才能理解五朝学人，尤其是所谓“文学之士”的文中“遗志”。
三、大夏龙雀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传统，历来把“中国古代文学史”分为四段，用四个学期来讲授。我自己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段。每次第一节课上，我总会惭愧地告诉大家：“很抱歉，诸位来听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名不副实’的课。因为目前的我，尚没有能力为大家厘清契丹文、女真文、古突厥文，更不用说复原匈奴、鲜卑的文字——那何敢大言不惭在此标明‘中国文学史’五个字呢，所以最多只能和大家谈谈‘汉文学史’。”通常中文系的讲授系谱是：魏晋→南朝→隋唐。十六国是进不了“文学史”的；北朝情况略好，但亦是围绕庾信、王褒谈，喜欢讲如何受南朝影响。其实这种思路是事先默认了：文学=literature。
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有云：
夏州赫连勃勃，以龙升二年造五口刀，背刃有龙雀环，兼金缕作一龙形，长三尺九寸。铭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迩，如风靡草，威服九区。”宋王刘裕破长安得此刀，后入于梁。[11]（P748）
薛综注《文选》收张衡《东京赋》“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句云：“龙雀，飞廉也。”[10]（P105）可见其是早期传说中的一种神鸟。赫连勃勃取之为喻，大约用其“快”的意象。《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辑本》收载这一事件，都没有谈及后文刘裕一段。因此我一直很疑惑，刘裕北伐破长安后，最畏惧的就是坐镇北方统万城那位虎视眈眈的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写信欲与之称兄道弟。“大夏龙雀”一刀，如何落入刘裕之手的呢？如果把这一则史料看成是“隐喻”，那么，南方知识人企图从北方得到怎样的一把文化“利刃”呢？
十六国的历史肇端于南匈奴，从南匈奴开始，非汉民族就不断“探寻”建立新世界的理念，这种理念除了狭义的政治理念外，当然更多的是指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北中国的中古文学甚至说广义的文化，都应该纳入这一大框架下思考。众所周知，从拓跋魏—北周（北齐）—隋唐，与其说是朝代的更替，不如说是政权在“拓跋鲜卑集团”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转移。比如，虽然唐修《五经正义》的主要学说是采自六朝江南的魏晋以来之新学风，而非北方秉持之汉儒旧学风，可谓其形为“南”，但《五经正义》颁布的核心意义却与西魏、北周、隋胡汉融合政权里面的“贤才主义”一脉相承，可谓其神为“北”。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的创刊词中，亟言“汉学”的复兴需要“虏学”的加入。关注公元三至九世纪的北中国，这才是解决唐及先唐文学的一把好似大夏龙雀般的“利刃”。
四、文史朱然
今年4月11日，我带领南京大学的大一新生们考察了位于马鞍山的三国朱然墓。《三国志》里面朱然是擒拿关羽的勇冠三军之上将，卒时年六十八；然而《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中，却有云：
（赵）云正杀之间，忽遇朱然，便与交锋；不一合，一枪刺朱然于马下。
大约因为“惹众怒”，所以朱然被塑造成一击死于赵云的枪下。赵云的枪叫“百鸟朝凤枪”，其枪法据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孤本汉籍《三国志平话》，是学自三国荆州的童渊（字雄付）。
为什么“文”和“史”上的朱然差别这么大呢？这提醒我们，文与史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顾炎武《日知录》载：“《通鉴》不载文人。”[12]（764）纯粹的文人难入“治”与“鉴”的行列。所以唐及先唐“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大文豪，容不进同为“大文豪”的司马光的书中。但韩愈、白居易却也有记载，原因并不是他们的“文”——古文或诗歌，而是他们的“史”——曾经一度左右过中晚唐之中央政治。早在二三十年前，史学界的高明之士就已提出：“史学为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不断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13]（P76）如果说当下先唐文学也遇到了“十字路口”，亦不为过。再举古人一例，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也说过：
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14]（P52）
所谓“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实在值得我们唐及唐以前文学研究者细细玩味。
限于篇幅，最后总结一下本文两个卑之无甚高论的观察：一为承续五朝学人的经史注疏之传统来理解集部之学。其实“文学家”是一个后世建构的概念，古文中的“文人”二字，通常也只是古代纵横于经史之学的士大夫的众多身份之一。二为关注北方非汉民族对中古文学、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只有跳出狭义的“文学”概念才能更好地审视。
参 考 文 献
[1] 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介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
[2] 童岭：《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 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5]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夏含夷：《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 野间文史：《近代以来日本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究》，童岭译，载彭林：《中国经学》第1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8]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9]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 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 程荣：《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12] 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13] 余英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何俊编，李彤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慧皎《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梦见“博叉天王”显灵对自己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1]（P41）凡事都离不开“缘”与“时”。中国古典文学叙述模式大变革的“缘”与“时”，以至于逐渐形成今天的模式，差不多就发导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大败之后，中国知识界普遍从“形而下”的器物不如洋人，认识到“形而上”的治学方法也不如洋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后约十年，罗振玉在上海重印此书，其所作序文中流露出第一流中国学者的愧叹之情，至今读之，尤汗涔涔也！“中国文学史”也正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得以成立。换言之，不仅仅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式也从传统的注疏、笺释、札记、评点之学，逐步变迁为时下全球统一的“学术杂志论文”体，亦产生于那一时代大背景下。
研究中古文学史的学者，都绕不开一个话题——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章”？（这一话题相对来说，在宋及宋以后文学研究者那里较为约定俗成。）我在《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中专有一节《南齐时代到来之前的“文章”义》，指出：“在整个东周时代，文献中没有一例可以证明‘文章’有‘文学作品’的含义。”[2]（P58）刘若愚（James J.Y.Liu）也明确说过，自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文章”才有了英文literature的大致含义。[3]（P12）
再回到这一众说纷纭的核心词——“文学”上来。晚清民国学术，一如战国、三国之际，“道术将为天下裂”[4]（P14），各种新旧学说激烈碰撞。仅在“文学”的名与实层面，很遗憾，普天下最终选择了留学美国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中对“文学”的定义，而非“上天以国粹付予”[5]（P144）的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采用的“广义文学说”——这也是今天文学研究者遇到困境的百年前之重要导因之一。
大抵而言，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学术是与时代大背景有紧密联系的，很难谈得上是完全置身事外的“纯文学”、“纯学术”。举一个负面的例子，美国夏含夷教授在2000年就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过，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沙文主义”。[6]（P317）这让人依稀联想到了明治大正年间，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学术背后的话语。
其次，在“缘”与“时”的框架下，我们再来看看研究者的“认同”与“定位”这两个方面。“认同”是历史之取向（past-oriented），“定位”则是未来之取向（future-oriented）。比如治中古史大家耳熟能详的川胜义雄与谷川道雄二“雄”。余生也晚，前者没有机缘亲炙；不过倒在关西大学拜谒过谷川先生，当时谷川先生已年过八十。早年留学京大的张学锋教授曾经“考考”我请益谷川先生的印象，我用了四个字形容：望之若“王谢家人”！张教授听后非常赞同，并回忆了一段亲闻的逸事：谷川先生出身于熊本的“贵族”，幼年时看过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赈济乡里、焚烧债券，后来自己读到六朝贵族尤其是北朝士大夫做过同样的事情，就立刻深深地“认同”。但同辈以及年轻一辈日本东洋史学者，研究归研究，信不信却打问号，他们常常窃窃私语：“有人真会在灾年自己有饭不吃，让给别人吃吗？肯定是中国古书的溢美之词吧！”唯独谷川先生自己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当谷川先生遇到同样是出身于京都“贵族”的川胜义雄后，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熊本县的贵族，你是京都府的贵族，只有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六朝贵族的真谛啊！”于是一拍即合（即“认同”），共同创立了“六朝贵族制”、“豪族共同体”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即“定位”）。
二、五朝遗绪
章太炎先生的名文《五朝学》，盛赞自晋过江至陈后主之三百年间，学问“纯美不忒”[5]（P74）。这里的学问，如果不用经史子集来分，略相当于西方的“古典之学”（Classics）。
虽然常言道汉魏之际，文学由经义为中心转向诗文为中心，但经义对于文学内容以及形式的影响，从汉魏一直延续到隋唐。
我们在此举出“注疏”的例子来谈。
中国传统学问，不重“著”，而重“述”。这一点，不谈中国自己历代的学人，且看日本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等，花了七十年功力而成的皇皇巨著《尚书正义定本》。发起者吉川幸次郎有一句肺腑之言，说：中国全部学问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7]（P38）就五朝“注疏”学问而言，介于汉儒经注和唐人五经正义之间，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义疏学”。今天能看到的六朝义疏体残卷，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如下数种：《讲周易疏论家义记》、《礼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孝经述议》、《论语义疏》。五朝学人自己创作文学作品，或者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注释时，也一定深受经部新学问风尚之影响。从两晋时代开始，就文学的注疏（释）学而言，如“为古人文学注疏”，有司马彪的《上林子虚赋注》、晋灼《子虚甘泉赋注》；如“为古人文学释音”，有李轨《二京赋音注》；如“为当世人文学注疏”，有张载、刘逵、卫瓘注左思的《三都赋注》、萧广济为木玄虚《海赋注》；又如“为本人文学注疏”，有谢灵运的《山居赋自注》。谢灵运在自注中，广征博引诸家经义与集部之外的典籍，俨然是仿照经书注疏制作的一份注释。又如，至今争论不休的《文选集注》所收《文选音决》，也要将其置于中古经史“音义”的解释系谱中去考察，而非集部的一个释音文本。
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唐初三礼、《汉书》、《文选》”同为显学。[8]（P440）其实《后汉书》和《东观汉纪》也有极大的读者群，但今天的“选学”研究者们，几乎很少有人将《文选集注》与《集注后汉》的“集注”形式进行比较爬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研究者，已经有了一个紧箍咒——“《汉书》、《后汉书》不是文学”——但这当然不是“五朝遗绪”。《集注后汉》的作者刘昭是梁武帝萧衍及梁临川王萧宏的重要臣子。刘昭的曾祖，又是北府兵的核心将领——显然也不是自胡适之以来“文学”、“文学家”概念所能牢笼的人物。广被认为是“史家”的范晔，认为自己《后汉书》最得意之处，却是“文学”之笔：如“序论”、“传论”、“赞”。自诩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9]（P1830）五朝“文学”的第一大宗昭明太子《文选》也承认了这一说法，认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10]（P3，序）那么范晔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这种本不成问题的提问方法，就是以近五十年来人为的文、史、哲学科分类而产生的。 以上之林林总总，必须要退回到五朝的经史注疏之学的实态中，接承五朝的“遗绪”，才能理解五朝学人，尤其是所谓“文学之士”的文中“遗志”。
三、大夏龙雀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传统，历来把“中国古代文学史”分为四段，用四个学期来讲授。我自己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段。每次第一节课上，我总会惭愧地告诉大家：“很抱歉，诸位来听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名不副实’的课。因为目前的我，尚没有能力为大家厘清契丹文、女真文、古突厥文，更不用说复原匈奴、鲜卑的文字——那何敢大言不惭在此标明‘中国文学史’五个字呢，所以最多只能和大家谈谈‘汉文学史’。”通常中文系的讲授系谱是：魏晋→南朝→隋唐。十六国是进不了“文学史”的；北朝情况略好，但亦是围绕庾信、王褒谈，喜欢讲如何受南朝影响。其实这种思路是事先默认了：文学=literature。
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有云：
夏州赫连勃勃，以龙升二年造五口刀，背刃有龙雀环，兼金缕作一龙形，长三尺九寸。铭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迩，如风靡草，威服九区。”宋王刘裕破长安得此刀，后入于梁。[11]（P748）
薛综注《文选》收张衡《东京赋》“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句云：“龙雀，飞廉也。”[10]（P105）可见其是早期传说中的一种神鸟。赫连勃勃取之为喻，大约用其“快”的意象。《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辑本》收载这一事件，都没有谈及后文刘裕一段。因此我一直很疑惑，刘裕北伐破长安后，最畏惧的就是坐镇北方统万城那位虎视眈眈的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写信欲与之称兄道弟。“大夏龙雀”一刀，如何落入刘裕之手的呢？如果把这一则史料看成是“隐喻”，那么，南方知识人企图从北方得到怎样的一把文化“利刃”呢？
十六国的历史肇端于南匈奴，从南匈奴开始，非汉民族就不断“探寻”建立新世界的理念，这种理念除了狭义的政治理念外，当然更多的是指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北中国的中古文学甚至说广义的文化，都应该纳入这一大框架下思考。众所周知，从拓跋魏—北周（北齐）—隋唐，与其说是朝代的更替，不如说是政权在“拓跋鲜卑集团”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转移。比如，虽然唐修《五经正义》的主要学说是采自六朝江南的魏晋以来之新学风，而非北方秉持之汉儒旧学风，可谓其形为“南”，但《五经正义》颁布的核心意义却与西魏、北周、隋胡汉融合政权里面的“贤才主义”一脉相承，可谓其神为“北”。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的创刊词中，亟言“汉学”的复兴需要“虏学”的加入。关注公元三至九世纪的北中国，这才是解决唐及先唐文学的一把好似大夏龙雀般的“利刃”。
四、文史朱然
今年4月11日，我带领南京大学的大一新生们考察了位于马鞍山的三国朱然墓。《三国志》里面朱然是擒拿关羽的勇冠三军之上将，卒时年六十八；然而《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中，却有云：
（赵）云正杀之间，忽遇朱然，便与交锋；不一合，一枪刺朱然于马下。
大约因为“惹众怒”，所以朱然被塑造成一击死于赵云的枪下。赵云的枪叫“百鸟朝凤枪”，其枪法据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孤本汉籍《三国志平话》，是学自三国荆州的童渊（字雄付）。
为什么“文”和“史”上的朱然差别这么大呢？这提醒我们，文与史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顾炎武《日知录》载：“《通鉴》不载文人。”[12]（764）纯粹的文人难入“治”与“鉴”的行列。所以唐及先唐“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大文豪，容不进同为“大文豪”的司马光的书中。但韩愈、白居易却也有记载，原因并不是他们的“文”——古文或诗歌，而是他们的“史”——曾经一度左右过中晚唐之中央政治。早在二三十年前，史学界的高明之士就已提出：“史学为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不断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13]（P76）如果说当下先唐文学也遇到了“十字路口”，亦不为过。再举古人一例，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也说过：
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14]（P52）
所谓“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实在值得我们唐及唐以前文学研究者细细玩味。
限于篇幅，最后总结一下本文两个卑之无甚高论的观察：一为承续五朝学人的经史注疏之传统来理解集部之学。其实“文学家”是一个后世建构的概念，古文中的“文人”二字，通常也只是古代纵横于经史之学的士大夫的众多身份之一。二为关注北方非汉民族对中古文学、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只有跳出狭义的“文学”概念才能更好地审视。
参 考 文 献
[1] 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介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
[2] 童岭：《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 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5]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夏含夷：《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 野间文史：《近代以来日本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究》，童岭译，载彭林：《中国经学》第1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8]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9]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 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 程荣：《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12] 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13] 余英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何俊编，李彤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