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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我什么也干不下去，心情沉重。每天都守在电视机旁收看四川那边的新闻，一直跟着流泪。朋友们也和我一样，相互发着短信，相互安慰着，祈祷着，祝福着。
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我经历了：地震、被骗、醉酒、“入道”、丢手机。
5月12日上午9：30，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参加了军旅作家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冰冷血热》发布会。会议差不多在11：30结束，与会的赵瑜、李炳银、胡殷红、萧立军、何西来等几位老朋友说要一起吃午饭。正在商量的时候，徐剑说：“晚上我要设大宴请大家，六点钟，在宣武门附近那个云南菜馆。”于是，我们几位中午就不想再吃饭，各自回家。
我本已买好12日晚回长春的火车票，打算开完徐剑的会就要走的，但在大家的挽留劝说下，我准备去退票。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萧立军打车，把我和评论家李炳银顺路捎到建国门。之后我去北京站，李炳银回家了。
到了北京站，我先去售票口问有没有人买我这张票，问了几声，没有人理我。我转身向退票口走去，这时一位穿着赭色西装的矮个子男人向我走来，说：“你的票是软席，有点贵啊。”我没理他，想他也不会买。他又跟随上来：“我着急，贵也买吧。”我一阵欣喜，想想这样自己还能少赔一些退票费。票价是365元，他付给我370元，我又找给他5元。我说：“谢谢啊！”接下来把钱放在包里就坐地铁回宾馆了。
回到宾馆房间时还不到一点钟，很累，很困，但想着给《羊城晚报》副刊“文学后台”专栏的文章还没有写好，就马上泡一杯浓茶，翻看着刚给责编胡文辉发走的那篇《大师走了，也带走一个时代》，该文写的是王元化的故事，当时我还没有从王元化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然后我又打开电脑开始写《陈忠实的故事》。
突然，我的身体慢慢地开始晃动，身下的椅子也跟着溜动了几下。我没有在意，以为是自己犯困的缘故。间隔不到一分钟，又开始晃动，我头上的书架玻璃也开始响动。我还是没有在意，以为是三楼装修的电锯导致的。蓦地，我感觉非常恶心、头晕！我使劲振作了一下，想先把稿子写完再睡上一会。接下来，晃动又开始了，我终于坚持不住，像晕车一样想吐，想上厕所，于是电脑也没关，我就到床上躺下。很快，不适的感觉过去了。
这时，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审高秀芹给我发来短信：“四川那边地震了，北京有震感，东城区一带震感强烈，社科院一带为重。”我正好住在这一带，看来刚才我的那些反应是地震导致的。天哪！
我马上下楼走到街上，看到街上的人都很正常，谁也没感觉到有地震的样子。我开始对自己刚才的反应产生怀疑：是最近身体不好的原因吧？的确，工作太累，透支太大，近来常感疲劳。我不敢对路人声张地震的事，怕沾上“传播假新闻”的嫌疑。
走进一家卖休闲服装的小店，我选中了一件白色运动上衣，标价50元。我从包里顺手拿出退票所得的那370元钱中的一张50元，收款员看了一眼说：假币！我把那320元也拿出来让她看，她说这300元都是假币，只有这张20元的是真币。
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假币，也从来没有拿到钱后验证真假的概念和习惯。
我打电话给高秀芹，她说：破财免灾！
徐剑的宴请是晚上6点。我走到饭店大厅时，遇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艺术中心主任黄宾堂。我们一起来到“999”包房，大家已经到齐了。徐剑说还是由胡殷红姐姐起杯，大家响应，一同畅饮。
《文艺报》资深编辑胡殷红，一位非常有能力有魅力的女人，我们都叫她“胡姐姐”。我与殷红可谓“一见钟情”，几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与陈忠实一起吃饭，期间胡姐姐接了个电话后便出去拿回一包东西，当即打开，是朋友从国外带给她的两瓶高级香水，她顺手就递给我一瓶：见面分一半！而今天，胡姐姐又命令我说：“朱竞，你如果以后想常在这圈子里混，那就得跟在座的每人喝三杯啤酒。这叫‘入道’。”
我如同服从军令一样服从胡姐姐的调遣。这样的场合只要胡姐姐在场，她的话就是军令。她太有指挥能力和号召能力了，你不能不听她的。我也是舍命陪君子的性格，一圈下来，头晕脚轻，但意识清醒。胡姐姐说：好，正式同意你“入道”啦。然后大家都笑。
时间到了22点。在谈笑声中，我们关注着四川的新闻，听到的消息让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们开始谈论严肃而深刻的话题：98年的抗洪、76年的唐山大地震、美国大片《后天》、日本的自救教育……
在座的几位都是非常有良知的作家、批评家、出版家、编辑。作家赵瑜以敏锐的思想和对现实审视批判的态度写出过《强国梦》、《马家军调查》、《中国的要害》等优秀作品。评论家、作家萧立军几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冕皇帝》，讽刺一系列肮脏龌龊的文坛现实，面世后如同一次强烈的地震，引得很多人对号入座，让中国文坛“不得安宁”了好一阵；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也是经萧立军之手，几经周折才得以在《中国作家》发表。徐剑的优秀作品《东方哈达》、《大国长剑》曾让多少人感动，年初徐剑又冲到抗冰雪战斗第一线，采访到了一幕幕真实感人的故事，写出《冰冷血热》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黄宾堂曾任《青年文学》杂志主编多年，编发了许多好作品。还有电力出版社的大编辑、高级工程师刘克兴，他的成就和故事就更多了……
这时我的手机短信声响起，是谢冕先生发来的，他给很多人发了短信，问候大家。看完短信，我把手机放在餐桌上继续聊天，直到兴尽而散。
5月12日的一天，就是这样过来的。
当我醒来时，已是5月13日中午。
打开电视，收看央视新闻频道，四川汶川，惨绝人寰的场面出现了：一片废墟、一片哭海……
赵瑜打来电话，说饭店的人电话通知他：“你们昨天有人把手机落在了这里。”赵瑜取回手机，却不知道是谁的，问了几个人后才问到我。我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徐剑也打来电话：“我接到命令，明天一早，赶往灾区采访！”我只说了一声：“保重！带一些巧克力吧。方便时发短信报个平安。”
萧立军说他们刊物要在近期举行的大型文学颁奖活动已取消。
谢有顺从广东发来短信：“有两位朋友在四川地震时被压在下面了，其中一位至今没有消息，一直弄得心绪不宁，总是无法完成你刊布置的文章，耽误了，抱歉。”
郜元宝从上海发来短信：“这两天什么也不想做，就是从电视上看汶川的消息。那地方以前去九寨沟时好像经过的。活在这个时代，见过的灾难多了，有时心凉，但事过后还是热的……死是悲惨的，生也应该是尊严的……”
……短信、邮件、电话，全都是问候……
徐剑到达灾区后，给朋友们发来短信：“我很好！到成都下车后就遇5.9级的余震。今天下午去了都江堰，尸臭熏天，惨不忍睹。在柴坪坝铺水库大堤采访失去父母的汶川中学的中学生，一千多人啊！听一个高三女孩子代燕妮讲自己已经没有了父母时，我扭头跑开，朝着都江堰方向号啕大哭……”
5月13日22：40，我乘坐的Z61次北京—长春的火车开动了。
捐款“秀”
四川地震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灾区人民做着相应的援助。捐款、捐物、做志愿者，还有很多人在心底默默祈福：祝愿灾区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然而，在我的观察中，近期各界献爱心的形式中，似乎有很多“秀”的成分。诸如，各省市文学艺术界纷纷学习CCTV，以晚会的形式募集善款向灾区捐助，这本是鼓舞人心的事情。相关领导也研究决定：让文学界、艺术界、企业界的名人和明星们上台。领导们的初衷是对的，是想让名人明星起到带头作用：既然人民给予了他们名人明星的称号，他们就应该发挥积极效应。
问题是，在地方上，谁是名人？谁是明星？如果在各省市及地方，能有几位像刘翔、姚明、李连杰这样大家认可的人物也就好说了，也就不会出现让领导犯难的问题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当然，在各省市文联、作协也有很多地方名人，也曾发表过几篇作品，也曾导演过几个小的电视剧，或是写过几篇小说、几首诗。平日里在单位见到这些“名人”，大家都称之为“王作家”、“李诗人”、“马导演”、“牛编剧”等。
晚会究竟让谁上台作为代表往捐款箱中捐款才好？摄像机应该拍摄谁？如何介绍捐款人的身份？诸如此类的问题让领导犯难了。与此同时，一些自认为是“名人明星”者在私底下也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明争暗抢，动作之猛，绝不亚于大地震。为什么他们要争抢呢？经打听我才明白，这是确立“谁是名人”的一次机会，而这次机会比之以往的上台亮相，更显得伟大而光荣——被摄像机摄录，再由电视台的上星频道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播出后，他们就真的成为名人了！因为名额有限，有些人不能上台亮相，就只好在各种场合一遍遍地向人解释：“我的名额让给了某某人，他比我更需要”……
我顿然感觉到，这样的形式和内容，简直有点像电视台策划的“超级女生”、“超级男生”选秀活动。我想，谁是“名人和明星”并不重要，谁到台上去捐款也不重要。我关心的，是他们能否抛开一切名利而真诚地奉献爱心。从电视上看到，一些作家、诗人、艺术家、画家在走近捐款箱的那一刻，也没有忘记抬起头，双手拿着薄薄的信封，朝着摄像机的方向摆好投放的姿势，引而不发；直到感觉摄像机对准自己时才轻轻地投下。每每面对这样的镜头，我都会很不舒服。
前几天又听人说起，某位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想把自己的几万元稿费捐给灾区，这是多么让人敬重的举动啊！然而，该女作家却拿着这个捐款的数字先后参加了四个“赈灾献爱心”晚会，在每一个晚会上她都说“到了某日，款会到账”。一片掌声过后，这笔钱终究没有落到任何一个晚会的账上，媒体却报道了她一次次的捐款行为。细心的人把几份报纸找到一起，就会发现这种“捐款秀”有多么无耻。
也许，我实在不应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曾跟同事说：“我们把要捐的钱买一些帐篷，然后自己送到灾区！”虽然不可能，但这想法是真实的。我知道我这种想法也是在“作秀”。
也有“秀”得不错的人，比如韩寒。近年，骂韩寒作秀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韩寒却“秀”得漂亮，“秀”得响亮。韩寒博客中有篇《再见四川》的文章，让我很是感动：“在地震发生后的48个小时，我从北京飞到了四川成都。在此之前，事实上，我已经用我的方式进行了一笔捐款，然后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宣布，以我名义向相关部门的捐款为零。”我知道，在民间有一些不知名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包括一些网络作家，他们也许不被有关部门承认，他们也许不是中国作协会员，甚至连省市级作协会员都不是，但这次却以作家艺术家的身份，把所得稿酬和演出费用慷慨地捐给灾区。这些并非名人的作家艺术家虽然年轻，却懂得真正的爱，懂得做人的价值。
我同意韩寒的说法：“一旦捐款变味，会让做善事者心里很不舒服。”
这是一个“作秀”的时代，谁又不想“秀”出自己的光辉呢！
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我经历了：地震、被骗、醉酒、“入道”、丢手机。
5月12日上午9：30，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参加了军旅作家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冰冷血热》发布会。会议差不多在11：30结束，与会的赵瑜、李炳银、胡殷红、萧立军、何西来等几位老朋友说要一起吃午饭。正在商量的时候，徐剑说：“晚上我要设大宴请大家，六点钟，在宣武门附近那个云南菜馆。”于是，我们几位中午就不想再吃饭，各自回家。
我本已买好12日晚回长春的火车票，打算开完徐剑的会就要走的，但在大家的挽留劝说下，我准备去退票。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萧立军打车，把我和评论家李炳银顺路捎到建国门。之后我去北京站，李炳银回家了。
到了北京站，我先去售票口问有没有人买我这张票，问了几声，没有人理我。我转身向退票口走去，这时一位穿着赭色西装的矮个子男人向我走来，说：“你的票是软席，有点贵啊。”我没理他，想他也不会买。他又跟随上来：“我着急，贵也买吧。”我一阵欣喜，想想这样自己还能少赔一些退票费。票价是365元，他付给我370元，我又找给他5元。我说：“谢谢啊！”接下来把钱放在包里就坐地铁回宾馆了。
回到宾馆房间时还不到一点钟，很累，很困，但想着给《羊城晚报》副刊“文学后台”专栏的文章还没有写好，就马上泡一杯浓茶，翻看着刚给责编胡文辉发走的那篇《大师走了，也带走一个时代》，该文写的是王元化的故事，当时我还没有从王元化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然后我又打开电脑开始写《陈忠实的故事》。
突然，我的身体慢慢地开始晃动，身下的椅子也跟着溜动了几下。我没有在意，以为是自己犯困的缘故。间隔不到一分钟，又开始晃动，我头上的书架玻璃也开始响动。我还是没有在意，以为是三楼装修的电锯导致的。蓦地，我感觉非常恶心、头晕！我使劲振作了一下，想先把稿子写完再睡上一会。接下来，晃动又开始了，我终于坚持不住，像晕车一样想吐，想上厕所，于是电脑也没关，我就到床上躺下。很快，不适的感觉过去了。
这时，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审高秀芹给我发来短信：“四川那边地震了，北京有震感，东城区一带震感强烈，社科院一带为重。”我正好住在这一带，看来刚才我的那些反应是地震导致的。天哪！
我马上下楼走到街上，看到街上的人都很正常，谁也没感觉到有地震的样子。我开始对自己刚才的反应产生怀疑：是最近身体不好的原因吧？的确，工作太累，透支太大，近来常感疲劳。我不敢对路人声张地震的事，怕沾上“传播假新闻”的嫌疑。
走进一家卖休闲服装的小店，我选中了一件白色运动上衣，标价50元。我从包里顺手拿出退票所得的那370元钱中的一张50元，收款员看了一眼说：假币！我把那320元也拿出来让她看，她说这300元都是假币，只有这张20元的是真币。
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假币，也从来没有拿到钱后验证真假的概念和习惯。
我打电话给高秀芹，她说：破财免灾！
徐剑的宴请是晚上6点。我走到饭店大厅时，遇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艺术中心主任黄宾堂。我们一起来到“999”包房，大家已经到齐了。徐剑说还是由胡殷红姐姐起杯，大家响应，一同畅饮。
《文艺报》资深编辑胡殷红，一位非常有能力有魅力的女人，我们都叫她“胡姐姐”。我与殷红可谓“一见钟情”，几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与陈忠实一起吃饭，期间胡姐姐接了个电话后便出去拿回一包东西，当即打开，是朋友从国外带给她的两瓶高级香水，她顺手就递给我一瓶：见面分一半！而今天，胡姐姐又命令我说：“朱竞，你如果以后想常在这圈子里混，那就得跟在座的每人喝三杯啤酒。这叫‘入道’。”
我如同服从军令一样服从胡姐姐的调遣。这样的场合只要胡姐姐在场，她的话就是军令。她太有指挥能力和号召能力了，你不能不听她的。我也是舍命陪君子的性格，一圈下来，头晕脚轻，但意识清醒。胡姐姐说：好，正式同意你“入道”啦。然后大家都笑。
时间到了22点。在谈笑声中，我们关注着四川的新闻，听到的消息让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们开始谈论严肃而深刻的话题：98年的抗洪、76年的唐山大地震、美国大片《后天》、日本的自救教育……
在座的几位都是非常有良知的作家、批评家、出版家、编辑。作家赵瑜以敏锐的思想和对现实审视批判的态度写出过《强国梦》、《马家军调查》、《中国的要害》等优秀作品。评论家、作家萧立军几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冕皇帝》，讽刺一系列肮脏龌龊的文坛现实，面世后如同一次强烈的地震，引得很多人对号入座，让中国文坛“不得安宁”了好一阵；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也是经萧立军之手，几经周折才得以在《中国作家》发表。徐剑的优秀作品《东方哈达》、《大国长剑》曾让多少人感动，年初徐剑又冲到抗冰雪战斗第一线，采访到了一幕幕真实感人的故事，写出《冰冷血热》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黄宾堂曾任《青年文学》杂志主编多年，编发了许多好作品。还有电力出版社的大编辑、高级工程师刘克兴，他的成就和故事就更多了……
这时我的手机短信声响起，是谢冕先生发来的，他给很多人发了短信，问候大家。看完短信，我把手机放在餐桌上继续聊天，直到兴尽而散。
5月12日的一天，就是这样过来的。
当我醒来时，已是5月13日中午。
打开电视，收看央视新闻频道，四川汶川，惨绝人寰的场面出现了：一片废墟、一片哭海……
赵瑜打来电话，说饭店的人电话通知他：“你们昨天有人把手机落在了这里。”赵瑜取回手机，却不知道是谁的，问了几个人后才问到我。我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徐剑也打来电话：“我接到命令，明天一早，赶往灾区采访！”我只说了一声：“保重！带一些巧克力吧。方便时发短信报个平安。”
萧立军说他们刊物要在近期举行的大型文学颁奖活动已取消。
谢有顺从广东发来短信：“有两位朋友在四川地震时被压在下面了，其中一位至今没有消息，一直弄得心绪不宁，总是无法完成你刊布置的文章，耽误了，抱歉。”
郜元宝从上海发来短信：“这两天什么也不想做，就是从电视上看汶川的消息。那地方以前去九寨沟时好像经过的。活在这个时代，见过的灾难多了，有时心凉，但事过后还是热的……死是悲惨的，生也应该是尊严的……”
……短信、邮件、电话，全都是问候……
徐剑到达灾区后，给朋友们发来短信：“我很好！到成都下车后就遇5.9级的余震。今天下午去了都江堰，尸臭熏天，惨不忍睹。在柴坪坝铺水库大堤采访失去父母的汶川中学的中学生，一千多人啊！听一个高三女孩子代燕妮讲自己已经没有了父母时，我扭头跑开，朝着都江堰方向号啕大哭……”
5月13日22：40，我乘坐的Z61次北京—长春的火车开动了。
捐款“秀”
四川地震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灾区人民做着相应的援助。捐款、捐物、做志愿者，还有很多人在心底默默祈福：祝愿灾区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然而，在我的观察中，近期各界献爱心的形式中，似乎有很多“秀”的成分。诸如，各省市文学艺术界纷纷学习CCTV，以晚会的形式募集善款向灾区捐助，这本是鼓舞人心的事情。相关领导也研究决定：让文学界、艺术界、企业界的名人和明星们上台。领导们的初衷是对的，是想让名人明星起到带头作用：既然人民给予了他们名人明星的称号，他们就应该发挥积极效应。
问题是，在地方上，谁是名人？谁是明星？如果在各省市及地方，能有几位像刘翔、姚明、李连杰这样大家认可的人物也就好说了，也就不会出现让领导犯难的问题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当然，在各省市文联、作协也有很多地方名人，也曾发表过几篇作品，也曾导演过几个小的电视剧，或是写过几篇小说、几首诗。平日里在单位见到这些“名人”，大家都称之为“王作家”、“李诗人”、“马导演”、“牛编剧”等。
晚会究竟让谁上台作为代表往捐款箱中捐款才好？摄像机应该拍摄谁？如何介绍捐款人的身份？诸如此类的问题让领导犯难了。与此同时，一些自认为是“名人明星”者在私底下也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明争暗抢，动作之猛，绝不亚于大地震。为什么他们要争抢呢？经打听我才明白，这是确立“谁是名人”的一次机会，而这次机会比之以往的上台亮相，更显得伟大而光荣——被摄像机摄录，再由电视台的上星频道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播出后，他们就真的成为名人了！因为名额有限，有些人不能上台亮相，就只好在各种场合一遍遍地向人解释：“我的名额让给了某某人，他比我更需要”……
我顿然感觉到，这样的形式和内容，简直有点像电视台策划的“超级女生”、“超级男生”选秀活动。我想，谁是“名人和明星”并不重要，谁到台上去捐款也不重要。我关心的，是他们能否抛开一切名利而真诚地奉献爱心。从电视上看到，一些作家、诗人、艺术家、画家在走近捐款箱的那一刻，也没有忘记抬起头，双手拿着薄薄的信封，朝着摄像机的方向摆好投放的姿势，引而不发；直到感觉摄像机对准自己时才轻轻地投下。每每面对这样的镜头，我都会很不舒服。
前几天又听人说起，某位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想把自己的几万元稿费捐给灾区，这是多么让人敬重的举动啊！然而，该女作家却拿着这个捐款的数字先后参加了四个“赈灾献爱心”晚会，在每一个晚会上她都说“到了某日，款会到账”。一片掌声过后，这笔钱终究没有落到任何一个晚会的账上，媒体却报道了她一次次的捐款行为。细心的人把几份报纸找到一起，就会发现这种“捐款秀”有多么无耻。
也许，我实在不应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曾跟同事说：“我们把要捐的钱买一些帐篷，然后自己送到灾区！”虽然不可能，但这想法是真实的。我知道我这种想法也是在“作秀”。
也有“秀”得不错的人，比如韩寒。近年，骂韩寒作秀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韩寒却“秀”得漂亮，“秀”得响亮。韩寒博客中有篇《再见四川》的文章，让我很是感动：“在地震发生后的48个小时，我从北京飞到了四川成都。在此之前，事实上，我已经用我的方式进行了一笔捐款，然后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宣布，以我名义向相关部门的捐款为零。”我知道，在民间有一些不知名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包括一些网络作家，他们也许不被有关部门承认，他们也许不是中国作协会员，甚至连省市级作协会员都不是，但这次却以作家艺术家的身份，把所得稿酬和演出费用慷慨地捐给灾区。这些并非名人的作家艺术家虽然年轻，却懂得真正的爱，懂得做人的价值。
我同意韩寒的说法：“一旦捐款变味，会让做善事者心里很不舒服。”
这是一个“作秀”的时代，谁又不想“秀”出自己的光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