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战国封建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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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英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其他文献
黄学与老学的合流 黄老之学是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的简称,他们或许都出现于先秦时期,但二者的结合应当很晚,因为《庄子·天下篇》在评述先秦学术大势时,仅仅评述过老子其人其说,而并未提及黄帝之学。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庄子》在评述老学时,将之与关尹的学说相连,而并未将黄、老合说。
明代内阁制度并非始设于明初。明初,中央最高一级的政权机构是中书省。这时的中书省品级高、职权重、组织庞大。有左、右丞相(均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均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等高级官员,“率以勋臣领其事”,共职权是“综理机务”。
开元天宝时期,唐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剧激化。安史之乱以后,内忧外患交至,朝命可行之地日削,编户齐民日减,财赋来源愈竭,社会动荡,“衰相现前”,唐朝由盛转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后期诸帝在佛教政策抉择上的两难处境,比唐前期更加严峻。
许及之,字深甫,亦作深父,南宋中期两浙东路温州永嘉县(今温州市鹿城区)人。他曾两度担任知枢密院事和参知政事,历时四年左右,是个对当时政治有影响的人物。《宋史》卷三九四有传。由于《宋史》编篡者把道学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许及之是反对道学的韩侂胄集团中的骨干,所以,《朱史》编者便把许多脏水都倾倒在他身上,诬蔑他是“由窦尚书,屈膝执政”。
北汉国主刘继恩遇刺身亡一事,旧史语焉不明。歧说纷纭、遂成一桩悬案。其实,这是由朱太祖一手策划,侯霸荣等人出面完成的一起旨在配合宋军攻灭北汉的隐秘事件。此事本身已非同小可,而其对宋初统一事业的进程及有宋一代政治格局的影响则尤巨,不可不详为之考。
大唐帝团素来以它的繁荣昌盛,文治武功闻名于世,拥有灿烂文化的唐帝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唐代的国家财政运营情况如何?唐代国运盛衰与共国家财政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一直是唐史学界尤其是唐代财政史研究者所着力探索者。近人对唐代财政史的研究,以胡钧先生为最早。
一、明代商业文化概观 明王朝建立后,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在元末战争的废墟上,得以复苏。人体说来,南方在成化以后,北方在弘治、正德以后,农业、手工业便日趋繁荣,嘉、万时期,则达到封建经济的顶点。水涨船高。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商品流通的活跃,从而使商业文化口益多姿,异彩纷陈。
马可·波罗以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入中国,是明后期基督教耶稣会士等来华传教所引发的,由此而在明消时期出现的中西文化冲突,以万历间沈淮之南京教案、康熙初杨光先之“历案”、康雍乾等朝的“礼仪之争”、乃至鸦片战争后的历次教案及义和团运动为表征,已为多书述及。
“兵制之得失,国势之盛衰系焉。”(《元史》卷九八)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兵制”、“军制”一词叠见并用,共义互通。重视研究和编纂军制史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究其原因,旨在以史为鉴,察得失,明盛衰,为军制建设和改革的现实服务。
夏代的历史文化,几十年来一直是古代史学界关切的课题。古书中关于夏代曾有若干记述,司马迂《史记》汇集众说,撰成《夏本纪》,历代学者奉为圭臬。虽有少数论著,如清人崔述的《夏考信录》,就夏代某些事迹进行考辨,但夏代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王朝,从来无人致疑。只是到了晚清以后,才有学者对夏史资料的可信性,以至夏代究竟是否存在,从根本上提出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