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许及之传》补正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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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及之,字深甫,亦作深父,南宋中期两浙东路温州永嘉县(今温州市鹿城区)人。他曾两度担任知枢密院事和参知政事,历时四年左右,是个对当时政治有影响的人物。《宋史》卷三九四有传。由于《宋史》编篡者把道学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许及之是反对道学的韩侂胄集团中的骨干,所以,《朱史》编者便把许多脏水都倾倒在他身上,诬蔑他是“由窦尚书,屈膝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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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川峡四路包括今四川省的全部,贵州省、陕西省及甘肃省的一部分。川峡四路范围很大,自然条件也比较复杂,区内主要的地形单元有四川盆地,汉中盆地以及盆缘的高山峻岭,共中四川盆地的西缘已经进入了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
我国大地上,长期居住着多种民族。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伊始,历代掌握中央政权的统治者都很重视调整国内的民族关系以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秦汉时,朝廷设置属邦典属国,分掌归顺的少数族人,任命夷蛮酋长以治其民,保存各族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制度,由是各族间的联系有所加强,来往也日趋密切。
人类除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与“生产以外,自身的繁衍亦是再生产的重要方面。在古代社会,人口的增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为控制人口而进行的户口统计和随之建立的户籍制度,是各代王朝施行统治的有效手段。我国秦汉时期,是史家常常称道的“盛世”之一,其人口数最高时近六千万。
一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乾嘉道三朝则是人口数量突飞猛长的时代。 粗检文献记载,自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正式的全国人口记录始,直到明代,我国在册人口一直在二千万到七千万之间停滞徘徊,虽然其间也曾有过几次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但总的趋势呈现出一种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关于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许多学者都曾做过研讨,意见纷纭歧异,归纳起来大致有四说:一是弟及为主,子继为辅说(即兄终弟及说);二是子继为主,弟及辅之说(此说的子继又有长子继承与幼子继承二说);三是子继与弟及并用,并无主辅之分说;四是子继为常,弟及为变说。
唐代的政事堂制度有渐次发展的两种形态,其最初形态便是太宗贞观年间创设的政事堂宰相集议制,经过太宗、高宗两代的不断发展而臻完备,武后、中、睿宗时私党干政,使之受到破坏。其次生形态即是玄宗时期建立的宰相独断制。
官吏立法,包括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两大部分,木文所论,限于刑书立法方面,属于汉律的范畴。而《汉律》散佚,我们的研究只能主要以史籍所载之一人一事坐罪例为根据,去认识西汉官吏立法的大体状况。此外,“法律”一词,在汉代是个语义宽泛的概念,并不单指《九章律》而言,它包括律、诏、令、科、比等多种法律形式,甚至诸种法律形式之外,“汉故事”也是决罪所依,《春秋》决狱更是司法惯例。
黄学与老学的合流 黄老之学是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的简称,他们或许都出现于先秦时期,但二者的结合应当很晚,因为《庄子·天下篇》在评述先秦学术大势时,仅仅评述过老子其人其说,而并未提及黄帝之学。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庄子》在评述老学时,将之与关尹的学说相连,而并未将黄、老合说。
明代内阁制度并非始设于明初。明初,中央最高一级的政权机构是中书省。这时的中书省品级高、职权重、组织庞大。有左、右丞相(均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均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等高级官员,“率以勋臣领其事”,共职权是“综理机务”。
开元天宝时期,唐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剧激化。安史之乱以后,内忧外患交至,朝命可行之地日削,编户齐民日减,财赋来源愈竭,社会动荡,“衰相现前”,唐朝由盛转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后期诸帝在佛教政策抉择上的两难处境,比唐前期更加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