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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街头，几名操着蹩脚英语的女子正在与路过的男人攀谈。不一会儿，其中一名女子带着一个男人走进隐藏在服饰店旁的一个小门里，这是一家按摩店。在里面，非法移民被老鸨逼迫卖淫，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9月23日，这部反映非法移民苦难生活的纪录片《性：我的英国任务》在英国播出，引起极大反响。片子的拍摄者更是备受瞩目，她叫白晓红，台北市前副市长白秀雄的女儿。
“台湾的天空，令我感到窒息”
虽然做记者多年，但接受别人采访时，44岁的白晓红还是不太习惯，她不时低下头，露出腼腆的微笑。一开口，你就会发现，白晓红的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追求自由和对现实的反叛精神。“台湾的天空，令我感到窒息！ 从小到大，你必须循着社会为你设定的模型塑造自己的未来，没有个人自由创造的空间。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
上初中时，白晓红因写反对学校军事化制度的文章差点被学校勒令退学；高中时，她经常因为拒绝向蒋介石铜像敬礼之类的事而被罚站。1991年从辅仁大学西班牙语文学系毕业后，白晓红到英国威尔士大学学习文化批判理论。2001年，她又进入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系。同年，在一位教授的推荐下，她进入英国《卫报》担任记者。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白晓红开始了她的卧底生涯。
2004年，在英国社会对外籍劳工问题争议不断之时，白晓红假扮签证过期的外籍学生到英国一家工厂“打黑工”，深入体验了那些拿不到合法身份的外籍劳工的生活。她撰写的报道在《卫报》上刊登后，引起英国民众对于外籍劳工近似奴隶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并致使政府在数月后通过了《工头执照法》，将工头纳入国家注册管理体系。
随着接触的深入，一幅涉及人数众多而又极其悲惨的非法移民生活图景开始在白晓红面前展开。在北安普敦郡的一家农场卧底时，白晓红结识了一名女性非法劳工。每到冬天——那是农场的淡季，她就去威尔士一家妓院卖淫，春天时再回到农场做工。她告诉白晓红，因为非法劳工的身份，在农场她的报酬极低，为了偿还欠“蛇头”的巨额债务，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
白晓红非常同情这名女工的遭遇。但她知道，同情并不足以改变她们的生活，因为有同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仅伦敦就有2000家妓院，里面的性工作者几乎都是移民，其中又以非法移民为主。“只有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才能真正帮助她们。”
随后几年，白晓红到英国各地的妓院以及其他色情场所卧底，见识了形形色色的非法性工作者。“这些没有身份的女性，是一群没有声音、也没有权利的人，她们大多不懂英文，和嫖客见面竟然是跟英国社会唯一的联结。她们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保护，有时会受到无理客人在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一个来自亚洲乡村的女孩尤其让白晓红痛心，那个女孩是文盲，只会说一句英文：“ 20分钟40英镑（1英镑约合9.75元人民币），半小时50英镑，1小时90英镑。”
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
2012年的一天，著名纪录片导演尼克·布鲁姆菲尔德找到白晓红。他想拍一部有关英国地下卖淫的影片，希望她担任暗访记者。
当年7月，白晓红的工作开始了。她到了伦敦郊区的一家按摩院，满口粗话的老鸨玛丽是这里的老板。白晓红谎称是单亲妈妈，“签证”过期，想当清洁女工赚钱。除了打扫卫生，她还要打杂煮饭，清晨开工，第二天凌晨才收工。
玛丽建议白晓红接客遭拒后，就让嫖客和其他妓女利诱她，甚至直接把嫖客带到她的房间，但白晓红抵死不从。卧底两个月中，她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被逼接客，是我没有想到的。”
气急败坏的玛丽变本加厉地刁难她，那些妓女也总对她翻白眼。被孤立起来的白晓红心情沮丧，有时忍不住冲进厕所掉泪，可后来她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了，只要白晓红待得稍久一些，玛丽就会让她那体形彪悍的男友不断敲门恐吓白晓红。
尽管之前曾有过卧底报道的经验，但是这次要兼顾偷拍和录音，整个过程非常困难。白晓红用的是暗藏摄影机的偷拍眼镜，因眼镜需要经常充电，她准备了20多副。每次充电时，她都得小心藏匿，以免被发现。“有时候因为没时间给设备充电，我就只好尽量延长工作时间，收集更多素材。”
由于眼镜录音效果不理想，白晓红就用iPhone手机偷偷录音。有一次她的iPhone不小心从口袋掉出来，正好被老鸨看见了，就质问她：“你怎会有这么贵的手机？是不是偷了客人的东西？”“我才不是小偷！”两个多月后，白晓红终于完成了任务。
不想沾父亲的光
纪录片播出后，更多人认识了无所畏惧的记者白晓红，有人称赞她勇敢，也有人觉得她过于冒险了——妓院对女人来讲，就像战场一样危险。“卧底时我也常担忧：就算要向外界求援，援助人员会不会来得太晚？一切都得单打独斗。”她微笑着说：“但你不经历她们的生活，怎么能真正了解她们？用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为大众揭露社会底层真实，这是我一直想做的。”
白晓红结婚多年，住在伦敦东部，她的丈夫约翰从事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是有精神疾病的老人。涉险卧底采访前，为了不让家人担心，白晓红只是告诉他们：最近一段时间会失去联系。
远在台北的家人看了这部纪录片后，吓得心惊胆战，同时为她的勇气而骄傲。白晓红的父亲白秀雄是台北市前副市长，现任台北富邦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我以女儿为荣！”白秀雄说。其实，白晓红从不主动提及家庭背景，一方面是不想让家人担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想沾父亲的光”。
在白晓红看来，一个人做什么，比他来自于哪里更重要。她最敬佩的是德国调查新闻记者冈特·沃拉夫。“他用了两年时间，假扮成土耳其工人，亲身体验了德国社会底层外籍劳工悲惨的生活状况，他的报道震惊了欧洲。以欺骗的手段，来揭发社会的欺骗——冈特·沃拉夫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链接：欧洲的妓院
在欧洲很多国家，性交易是合法的，其中荷兰、德国是世界上仅有的承认红灯区合法化的国家。荷兰于2000年承认妓院合法化，但只容许性工作者在指定地区红灯区工作。2001年，德国通过了保护性工作者工作权利的法律，承认卖淫合法化，性工作者可以与嫖客签订合约，若嫖客事后拒绝付款，他们则可根据合约对其进行指控。
而在英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家，虽然从事色情服务并不违法，但必须进行登记，定期体检。在英国伦敦，妓院被默许以按摩院形式经营，警方甚至会定时到访这些场所以维持治安。据估计，英国卖淫的女性大约有1.8万人，但其中不少是非法从业者。他们大多来自俄罗斯或东欧，被人以在酒吧、饭店工作等虚假承诺骗到英国，最终以最多5000英镑卖给皮条客或妓院老板。
而以浪漫著称的法国是欧洲唯一禁止色情业的国家。法国政府在关闭许多色情经营场所的同时，加大了执法力度。根据2002年通过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可对嫖客处以1年监禁和1.5万欧元（约合12.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9月23日，这部反映非法移民苦难生活的纪录片《性：我的英国任务》在英国播出，引起极大反响。片子的拍摄者更是备受瞩目，她叫白晓红，台北市前副市长白秀雄的女儿。
“台湾的天空，令我感到窒息”
虽然做记者多年，但接受别人采访时，44岁的白晓红还是不太习惯，她不时低下头，露出腼腆的微笑。一开口，你就会发现，白晓红的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追求自由和对现实的反叛精神。“台湾的天空，令我感到窒息！ 从小到大，你必须循着社会为你设定的模型塑造自己的未来，没有个人自由创造的空间。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
上初中时，白晓红因写反对学校军事化制度的文章差点被学校勒令退学；高中时，她经常因为拒绝向蒋介石铜像敬礼之类的事而被罚站。1991年从辅仁大学西班牙语文学系毕业后，白晓红到英国威尔士大学学习文化批判理论。2001年，她又进入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系。同年，在一位教授的推荐下，她进入英国《卫报》担任记者。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白晓红开始了她的卧底生涯。
2004年，在英国社会对外籍劳工问题争议不断之时，白晓红假扮签证过期的外籍学生到英国一家工厂“打黑工”，深入体验了那些拿不到合法身份的外籍劳工的生活。她撰写的报道在《卫报》上刊登后，引起英国民众对于外籍劳工近似奴隶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并致使政府在数月后通过了《工头执照法》，将工头纳入国家注册管理体系。
随着接触的深入，一幅涉及人数众多而又极其悲惨的非法移民生活图景开始在白晓红面前展开。在北安普敦郡的一家农场卧底时，白晓红结识了一名女性非法劳工。每到冬天——那是农场的淡季，她就去威尔士一家妓院卖淫，春天时再回到农场做工。她告诉白晓红，因为非法劳工的身份，在农场她的报酬极低，为了偿还欠“蛇头”的巨额债务，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
白晓红非常同情这名女工的遭遇。但她知道，同情并不足以改变她们的生活，因为有同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仅伦敦就有2000家妓院，里面的性工作者几乎都是移民，其中又以非法移民为主。“只有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才能真正帮助她们。”
随后几年，白晓红到英国各地的妓院以及其他色情场所卧底，见识了形形色色的非法性工作者。“这些没有身份的女性，是一群没有声音、也没有权利的人，她们大多不懂英文，和嫖客见面竟然是跟英国社会唯一的联结。她们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保护，有时会受到无理客人在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一个来自亚洲乡村的女孩尤其让白晓红痛心，那个女孩是文盲，只会说一句英文：“ 20分钟40英镑（1英镑约合9.75元人民币），半小时50英镑，1小时90英镑。”
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
2012年的一天，著名纪录片导演尼克·布鲁姆菲尔德找到白晓红。他想拍一部有关英国地下卖淫的影片，希望她担任暗访记者。
当年7月，白晓红的工作开始了。她到了伦敦郊区的一家按摩院，满口粗话的老鸨玛丽是这里的老板。白晓红谎称是单亲妈妈，“签证”过期，想当清洁女工赚钱。除了打扫卫生，她还要打杂煮饭，清晨开工，第二天凌晨才收工。
玛丽建议白晓红接客遭拒后，就让嫖客和其他妓女利诱她，甚至直接把嫖客带到她的房间，但白晓红抵死不从。卧底两个月中，她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被逼接客，是我没有想到的。”
气急败坏的玛丽变本加厉地刁难她，那些妓女也总对她翻白眼。被孤立起来的白晓红心情沮丧，有时忍不住冲进厕所掉泪，可后来她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了，只要白晓红待得稍久一些，玛丽就会让她那体形彪悍的男友不断敲门恐吓白晓红。
尽管之前曾有过卧底报道的经验，但是这次要兼顾偷拍和录音，整个过程非常困难。白晓红用的是暗藏摄影机的偷拍眼镜，因眼镜需要经常充电，她准备了20多副。每次充电时，她都得小心藏匿，以免被发现。“有时候因为没时间给设备充电，我就只好尽量延长工作时间，收集更多素材。”
由于眼镜录音效果不理想，白晓红就用iPhone手机偷偷录音。有一次她的iPhone不小心从口袋掉出来，正好被老鸨看见了，就质问她：“你怎会有这么贵的手机？是不是偷了客人的东西？”“我才不是小偷！”两个多月后，白晓红终于完成了任务。
不想沾父亲的光
纪录片播出后，更多人认识了无所畏惧的记者白晓红，有人称赞她勇敢，也有人觉得她过于冒险了——妓院对女人来讲，就像战场一样危险。“卧底时我也常担忧：就算要向外界求援，援助人员会不会来得太晚？一切都得单打独斗。”她微笑着说：“但你不经历她们的生活，怎么能真正了解她们？用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为大众揭露社会底层真实，这是我一直想做的。”
白晓红结婚多年，住在伦敦东部，她的丈夫约翰从事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是有精神疾病的老人。涉险卧底采访前，为了不让家人担心，白晓红只是告诉他们：最近一段时间会失去联系。
远在台北的家人看了这部纪录片后，吓得心惊胆战，同时为她的勇气而骄傲。白晓红的父亲白秀雄是台北市前副市长，现任台北富邦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我以女儿为荣！”白秀雄说。其实，白晓红从不主动提及家庭背景，一方面是不想让家人担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想沾父亲的光”。
在白晓红看来，一个人做什么，比他来自于哪里更重要。她最敬佩的是德国调查新闻记者冈特·沃拉夫。“他用了两年时间，假扮成土耳其工人，亲身体验了德国社会底层外籍劳工悲惨的生活状况，他的报道震惊了欧洲。以欺骗的手段，来揭发社会的欺骗——冈特·沃拉夫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链接：欧洲的妓院
在欧洲很多国家，性交易是合法的，其中荷兰、德国是世界上仅有的承认红灯区合法化的国家。荷兰于2000年承认妓院合法化，但只容许性工作者在指定地区红灯区工作。2001年，德国通过了保护性工作者工作权利的法律，承认卖淫合法化，性工作者可以与嫖客签订合约，若嫖客事后拒绝付款，他们则可根据合约对其进行指控。
而在英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家，虽然从事色情服务并不违法，但必须进行登记，定期体检。在英国伦敦，妓院被默许以按摩院形式经营，警方甚至会定时到访这些场所以维持治安。据估计，英国卖淫的女性大约有1.8万人，但其中不少是非法从业者。他们大多来自俄罗斯或东欧，被人以在酒吧、饭店工作等虚假承诺骗到英国，最终以最多5000英镑卖给皮条客或妓院老板。
而以浪漫著称的法国是欧洲唯一禁止色情业的国家。法国政府在关闭许多色情经营场所的同时，加大了执法力度。根据2002年通过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可对嫖客处以1年监禁和1.5万欧元（约合12.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