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谱系、叙事方程与多重行动元的历史根源：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类型学研究》一书，页数并不算多，所涉及的作品也不详尽，粗读一遍，却给人沉甸甸的感觉。作者陈佳冀从知识考古开始的对动物理念的源头探询，把新时期的动物叙事纳入一个古今中外深广的知识谱系中，并且以年度为时间单位、以功能项为特征进行抽样，深入语言结构的深层分析，发现母题与类型的诸种基本模式。这就使他“实现语言结构、功能形态研究与深层历史、民族文化伦理层面的人类學范式的最佳结合”的学理宏愿，直接体现在民族志、时代志的抽样标准中，与基督教世界动物权益倡导者们掀起的浩大运动形成了呼应与对话的关系，呈现出中国的动物叙事不再是对西方世界的被动反应，有着自己源自历史深处的积极建构；研究者也不再满足于琐碎现象的罗列，有能力在借鉴二十世纪以降形式文论的普遍方法的同时，与对象在互动中建构可行性数理模型的能力。其实建模的方法也有着传统学术的渊源，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易经》八卦的卦象最初应该是用来记录气象的，伏羲的时代把它整理成一个宇宙的基本模式，“文王拘而演周易”，观测的条件没有了，就把它平面化为一个更加复杂的数理模型，此后的爻文与传等都是后人重新阐释的文字。这就是新一代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文知识者的优势，广阔的文化视野、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与良好的外语水平，加上专业化的思维训练，都使他们的学术创新植根于扎实的知识准备中。
　　随着现代性带来的环境危机越来越深刻，生态人类学在迅速兴起，物种的多样性理念成为全球人类的共识，而动物也是这个多样性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向原始民族学习与自然和谐共生经验的学理大趋向，民族的植物志观念已然成熟，而在陈佳冀的方法论建构中，客观地呈现出了一个简要而醒目的民族动物志图谱。对于一个古老民族而又是后发的现代国家来说，辽阔的版图、众多的民族与丰富的语言资料，都是天然的富矿，也是自身差异性叙事的物质基础。陈佳冀抽样出的五十六部作品，虽然是按照年代和新出现的功能项为标记，并不主观兼顾作者的民族属性，但客观上呈现出作者民族文化身份的多样与地域分布的广阔，乌热尔图（鄂温克族）、叶广芩（满族）、郭雪波（蒙古族）等都是少数民族作家，而满都麦则是以母语写作的蒙古族作家，他们几乎本身就是民族志的标记与书写者。虽然这些作家多数都是以现代汉语写作，但民族集体记忆转换为新的语言形式之后，仍然置换出无意识中的原始感知经验，体现为熊、虎、鹿、狼等具有图腾意义的动物群体登场，也体现为虚化形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是汉族作家笔下的动物，由于从《道德经》《庄子》《诗经》《楚辞》到魏晋志怪开启的叙事传统，其实不少也是被遗忘和遮蔽了的古代图腾动物，比如张炜笔下的鱼，可追溯到半坡文化中的鱼纹陶盆，庄子散文《逍遥游》，还是道教表现宇宙观的基本喻体一一阴阳鱼。就是马、牛、羊、狗一类驯养的动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渔猎农耕民族久远的依存关系，其文化意义也早已超出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层面，具有精神情感生活对象的文化精神意义。而熊猫、豹子一类濒危动物则是最直接体现着现代生态意识中物种多样性理念、具有警示意义的物种，以之为主体的叙事更直接地与世界潮流接轨，共时性的知识谱系是这些作家创作的思想路径。尽管作家们基本使用同样的语言形式（现代汉语），但文学修辞的艺术手法透露出不同的知识谱系与民族思维的个性特征，多元的思想积淀在多种故事形态中，使思维范式的差异凸显在辽阔的文化版图里，如缩微的地理模型，把一个民族多样的历史记忆，立体化为参差错落的语言结构。唯其如此，才能呈现出与物种的多样性理念相适应的多种叙事类型，在动物伦理与权益的基本主题中纷呈的多种意向，使陈佳冀的归纳具有文本丰富性的可操作前提。
　　这也使民族的动物志与时代志高度融合，具有多元共生的立体效果，多重话语最终固化为多种叙事类型，而整体构成则如罗伯特，休斯所谓“……寻找了人类叙事反应的原动力基础”，归根结底，对于动物主体的发现其实源自一个物与对其他物种之间共生关系的生物学本能，由此及彼是动物伦理赖以形成的人类集体心理。而民族的动物志则使丰富多元的故事叙事，交汇成一幅人与自然共生的立体文化造型，迥然区别于基督教国度动物叙事的生态哲学背景。换言之，他的工作在发现共时性的知识谱系时，描述形态（类型）所积淀的历时性文化精神，深层结构是所有知识谱系的来龙去脉得以交织贯通的心灵枢纽。这种精神就是古老的东方民族与自然界高度融合的宇宙观，所谓天人合一，最直接地置换在人兽同体的故事类型中。而基督教世界的动物叙事则始终囿于人与自然二元论的认知模式，无论是动物权益、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动物解放等等，仍然是以人为出发点。简而言之，中国的动物叙事是“天大于人”、万物同一，而基督教世界的动物叙事则是人与天并列，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没有情感色彩的抽象的理性分类方式是基本的逻辑起点。在一元与二元的明显差别中，体现着文化基因的异同，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等原始自然观的久远记忆深入民族集体的无意识，在现代汉语的结构中保留了对宇宙自然广大未知部分的敬畏。
　　这样的宇宙观影响下的叙事最接近汉语自身多义性的文化属性，因此而使中国的动物叙事普遍带有大寓言的文体特征，所有的叙事类型都在富于启示性的文化寓言中，各尽其职地担当起民族动物志的诗性书写的职责。而达尔文进化论开启的物种歧视，则被无声地消解了，陈佳冀的工作有效地描述了这个富于历史性的时刻。他的工作是从主位开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首先把动物叙事从儿童文学与动物小说的传统分类范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入客位的归纳，以动物主体与人/动物的双重主体为基本的叙事模式分类，在反复的对比参照中，进一步细化，逐步精化出深层的叙事结构。在陈佳冀之前，由于叙事学理论的引进，对于文学的形式研究已经成果显著，但都是停留在客位的归纳，抽样统计与精深的细化分析尚属薄弱环节。他无疑在这方面下了功夫，本书最打眼的部分是结构语义学影响下从叙事谓语开始的行动元模型的建构，以及相关的图表模式，这无疑是中国动物叙事研究的长足发展，也是叙事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迅速飞跃。 　　在现代商业社会，文学作品早已进入商品序列，艺术的创新并不是以人文价值为度量衡，更多体现在形式技巧的变革上，人文价值只是寄生或者浸润其中，这已经是普遍的共识。艺术的批评从传统的鉴赏层面深入到语言结构的骨骼框架中，专业批评区别于一般的接受方式，更为精细和数理化，形成更富于时代认知特色的新诗学。这也是实践着几十年前方法热的时代马克思一再被人援引的名言——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是它数学化的水平，形式文论就是要解决文学研究中的数学问题，而语言学是基本的工具。这里有两个必须区分的基本范畴，就好像诗是诗，诗学是诗学一样，前者是艺术创作，后者是理论归纳。而文学研究的科学化是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的，当科学已经发现物质无限可分，唯有结构被不断重复呈现的时代，当历史陷入一片苍茫的时刻，文学研究最可为的大概就是在文献的整理和形式建模这两极了。
　　形式研究在域外已经成为基本的专业技术，但常常仅限于共时性的语言结构内部，脱离历史语言的大系统，直至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才弥合了两者的边界。民族的动物志、时代志角度，使陈佳冀的动物叙事研究具有新历史主义的思维特征，从梳理知识譜系开始，他就脚踏这两极，附录的篇目是初步的资料搜辑，而谓语方程式、行动元的模型和图表模型则是在资料基础上抽样的建模工作。由此内容与形式的两分法也由模式发现和材料的分解与彼此的重叠整合而被超越。这曾经是困扰着几代学人的方法论难题，陈佳冀迎难而上，比较成功地走出了内容形式二分法的困境，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向被忽略的内部研究，借助形式文论得以有效突破。
　　形式研究并不是排斥内容的研究，而是像二十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所申辩的，把历史赋予内容的东西，也同样赋予形式，而且内容方面已经被谈得很多了，而形式方面则尚未得到重视。当形式的研究由韵文进入叙事文体的时候，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元素便混融凝固为内在的结构，人文精神与模式识别已然一体化为艺术内部的编码规则呈现出来。而陈佳冀民族志与时代志的研究角度，也在“普乐普和施特劳斯的结合”“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中，借助知识的考古，阐释了中国动物叙事有别于基督教世界、长期被压抑到无意识中的民族精神的集体心理原型。这样的研究成果，只有借助内在结构的形式研究才能够获得，仅凭现象的罗列是无法深入堂奥的。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对其知识体系的解构与颠覆，也是克服生态危机溯本求源的工作，民族的动物志由此以独特的差异性，承担起了这个抵抗毁灭的启示作用。
　　（《知识谱系、叙事方程与多重行动元的历史根源：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类型学研究》，陈佳冀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