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鸿亮:我就是个做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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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个做剧的”


  拍摄从下午2点半开始,已经持续了3个小时。侯鸿亮在金灿灿的背景板前穿上了近期最华丽的一套服装,棕色翻领西装配黑刨、领结,在镜头面前露出仪式感十足的笑容。这与他平时朴素的知识分子形象迥异。拍摄一共4次,2次摄影、2次视频,围着侯鸿亮的工作人员超过15名,摄影指导不时提醒他:肩膀打开、脚跷起来,才能在镜头里留下一个完美剪影,以至于正午阳光的职员都有点儿恍惚:“好像有种自己在跟艺人的感觉。”
  侯鸿亮本人对此颇不自在。就像大部分幕后工作者一样,他抗拒台前走红。有一天他走进电影院,旁边有人腾地站起来:是侯总吗?他茫然称是,之后整场电影都如坐针毡。
  “最近在路上有粉丝认出你,当时感觉怎么样?”
  “感觉不好。”他的回答毫不犹豫。
  好像也怪不得大众把他架起来。2015年,《伪装者》和《琅琊榜》前后脚播出,豆瓣平均85分的高评价让人们记住了正午阳光。此后的《欢乐颂》《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大江大河》等作品则让这家公司成为公认的国剧门脸。作为对外发言人,侯鸿亮的工作以小时分割,不得不一天见几拨人,甚至有地方政府愿意以土地资源获得公司合作。
  “我就是个做剧的。”他更愿意这样称呼自己。
  10年来,他感觉自己最大的变化是说话小心了。侯鸿亮内容出身,爱和人聊业务,2011年还在山影的时候,他在微博上和导演闰建钢隔空互动,批判行业虚火: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后唯一一个没有发展的产业,其他获益者都紧盯这块最后的蛋糕,讲“故事”的人蜂拥而至。有时他也替剧组里最没有存在感的道具委屈:要钱没有,要名没有,还要将自己的饭碗奉为神明。
  但这种状态随着正午阳光的走红渐渐改变,侯鸿亮说:“我现在只有在新剧发布的时候会使宣传‘套路’,今年是因为白玉兰没有办法了,他们让我必须接受采访。我有时候会很苦恼,说我们买水军,说我们干这个干那个,我发现我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大部分人会看得出来,因为通过作品会看到创作者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对侯鸿亮而言,更多是没变。10年前,他刚刚组建山影北京分部,找到了分管发行的李化冰、文学策划陆维等重要合作伙伴,之后一系列作品都是在这期间开始孵化。10年后,公司依然是这帮人,由于审美和价值观高度统一,侯鸿亮几乎说不出大家哪里变了。除了财务、法务、人事这种支撑型岗位,公司的核心创作团队平均合作时间超过5年。他和师傅孔笙更是从1993年起就相识,合作长达26年。
  20出头的时候,侯鸿亮在部队录像室,与孔笙是在那时认识的。两人的关系是电视人传统的师徒制:侯鸿亮进的第一个组,《白眉大侠》的摄影师就是孔笙。那部拿了飞天奖二等奖的《民警程广泉》也是孔笙坐镇。不仅如此,高知家庭出身的孔笙也让他发现了另一种生活:君子之交,不疾不徐。某種意义上,孔笙就是他的精神导师。
  侯鸿亮使用了一个时下流行的总结词:正午阳光很少对外合作,因为自己形成了一个“闭环”。将这个“闭环”捏紧的正是侯鸿亮本人,他做过摄像助理、摄像、统筹、导演和制片人,因而能将那些做内容的人牢牢攒在一处,又用自己的才智将不合理的力量隔绝在外。侯鸿亮不爱应酬,但如果有人劝酒,他会老实喝下,然后在酒桌上睡去。时间长了,旁边的人觉得看他睡觉不如听他聊天有趣,也就不劝酒了。
  2002年,侯鸿亮和孔笙因为一部商业片伤了心,决定去做赵冬苓的纪录片《未来之讼》,每月只拿不到6000块钱。干了两年大家顶不住了,回来想法子。当时的老领导、现任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对他说了一句话:行业缺少懂创作的制片人,可以去试试。
  “我觉得张宏森可能是断定了我做导演不是很成功,然后劝我做制片人。”侯鸿亮当时心里是有点儿难过的:因为在山影,制片人属于干不了导演和摄影的人才做的选择。直到2006年《闯关东》开始,侯鸿亮才觉得自己好像还挺上道。他发现自己不像那些导演,容易扎在一个项目里,会更习惯做一个耳听八方的角色。在剧组,他会自然地把周围人的计划一起做好,平衡各种人的关系。投资3600万的《闯关东》是山影当时的大项目,3个导演都比当时32岁的侯鸿亮大,连美术、化妆老师都比他辈分高,但侯鸿亮愣是以小辈的身份撑过来了。
  在这种局面下,侯鸿亮还遇到了揭不开锅的情况:当时《闯关东》拍摄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剧组没法按时发放劳务。为了尽快要到钱,侯鸿亮直接越级联系了省委领导。打完电话,中间层级的一个领导直接说要处分他。
  “另外一个领导说,侯鸿亮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他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是无知者无畏。
  侯鸿亮身上的这种倔劲儿,让他逐渐崭露头角。2008年,他担任兰晓龙抗战三部曲之一《生死线》的制片人和发行人,这部剧后来被文艺评论家李准给了一个极高的评价:业内欠了他们一个奖。2011年,他与孔笙、李雪合作,出任《温州一家人》制片人,该系列是国内献礼剧的高水准代表。2013年的《北平无战事》是他们的一个创作高峰,不仅横扫飞天、白玉兰、华鼎等各大奖项,也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侯鸿亮日后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创作要有明亮的方向”,就来自《北平无战事》送审时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的一句话,“当时我就问他,《北平》这个剧本能过吗?他说为什么不能过?题材上没有任何的限制。你不管讲什么,最终只要朝着一个明亮的方向就可以了。”
  2014年,山影启动上市计划前夕,在体制内多年的侯鸿亮想要寻求一些变化,顺势加入了孔笙的正午阳光,并将公司定位从后期调整为内容制作。多年的积累,很决让这个团队搭上了时代顺风车。   那几年是剧集的大爆发,仅2017年上线的网剧就有232部,播放量更达到1483亿次,是2016年的4倍有余。正午阳光的生产周期刚好踩在这个波峰上:仅2016年,他们就开机5部戏,与多家平台均有合作。与时代共振,使得它迅速获得国民认可。
  但时代也让正午阳光差点儿失速。在被架到业界良心的高位之后,这家内容公司迎来更挑剔的审视:《欢乐颂2》刚开播时评分仅有5.3分,比第一季降了2分;《外科风云》受到演员绯闻影响,同样开分不高。这让外界开始怀疑,正午阳光过去的作品是营销大于内容。侯鸿亮多次对外表态,这是正午阳光为之前的高期待和热度买单,但外界始终不置可否。
  在和《智族GQ》的对话中,侯鸿亮又多次提到争议颇多的《外科风云》,—是他认为这部剧被喧嚣掩盖了质量,二则他自己颇有触动。
  剧中有一个细节,演员马少骅饰演一位医院院长,授课时在黑板上写下“实事求是”4个字,但面对学生的追问,他不敢说出多年前医疗事故的真相。最后,白百何沉默地擦掉了这4个字。侯鸿亮觉得自己一下就严肃了,因为感同身受。在公司,侯鸿亮独自一人在第五层办公,是清静了,但也有些“高处不胜寒”的味道。“公司里所有人都在看我,我只要投机取巧了,那下面的人就一定会有投机取巧的。可能。”

“你做什么都得像那么回事儿”


  正午阳光和他们拍的戏之间总有种冥冥中的联系。在2016年拿到黎瑞刚的投资之后,正午阳光估值一度被认为接近90亿元,但与之相随的是外界的灼灼目光:艺人经纪、宣传物料、营销……无数双眼睛都试图找出这家公司的短板,就像那个暗流涌动的长林王府。有媒体更是直接取了一个直白的新闻标题:传闻估值90亿的正午阳光,为何不快乐?
  2017年,正午阳光只开机了一部戏,相比上一年明显减少。侯鸿亮承认公司在2017年时速度放慢,“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问我们有没有收缩防线嘛。”但他强调,这只是产业上的收缩。有一段时间,孔笙在北京各地看摄影棚,发现都是玄幻和大IP,当下就觉得这有问题,内容生产者应该静下来。就在这一年9月,正午阳光放弃了艺人经纪,只专注内容。
  这个决定在如今看来具有前瞻性:在经历了数年高速增长后,影视行业在去年下半年迎来拐点,泡沫在资本抽离后迅速消散。数家扬言IPO的娱乐公司搁浅,A股影视公司断崖式下跌,据公开报道,截至今年7月,曾经的影视“重镇”——霍尔果斯更是在—年内注销了929家“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司。
  正午阳光减速的成果也在大盘跌落后乍现,改革开放献礼剧《大江大河》,除了获得白玉兰的认可,还被很多年轻观众开玩笑说看完后语文和政治都可以得高分;接连播出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都挺好》两部剧也得到了中肯的评价。很少人再提这家公司营销先行了。
  能够做出成绩,侯鸿亮认为这跟正午阳光的人都是“笨”人有关:不会投初取巧,只一心做事。
  《欢乐颂》火了之后,一直有人问他营销是哪家公司做的,他指了指采访现场的一位同事。“我们这些导演也没有什么学院毕业的,大家只是按照做事情该有的样子做事。”
  孔笙也曾经对媒体说过,正午阳光的价值观就是“你做什么都得像那么回事儿”。他的办公室里放着《琅琊榜》中静妃用来捣药的铜杵、梅长苏抱在手中取暖的手炉,有记者采访的时候打开,发现手炉里还有黑色的余烬。在横店,正午阳光的占景时间是出名的:可能是其他剧组数倍的时间,重新“装修”,精雕细琢,俗称正午阳光装修队。
  能与这群“笨”人一起将公司从无到有地做起来,是侯鸿亮认为自己过去10年最成功的事。10年前,正午阳光在寸土寸金的万达广场办公,10年后更是有了一个5层总计2300平方米的办公楼,且附带一个食堂。侯鸿亮唯一苦恼的是,新办公楼没有导演“专用”活动空间。现在的版公楼都是商务风格,不像原来那样,有工作台、有茶桌,能吸引不坐班的导演们来公司唠嗑。原来孔笙和导演们都爱在办公室坐着,大家的相处模式是“闲话3分钟,谈工作3小时”。李雪觉得,办公室比家里安心。

多年朋友成兄弟


  统领这群人的侯鸿亮,并不像外表那样文质彬彬,而是一个内心攒着“劲儿”的人。《闯关东》是他第一部作为制片人的电视剧,跟电视台开口5万一集,那时候普通电视剧的单价大约是1万一集。台里有人问,“这侯鸿亮谁啊,疯了吧?”
  去年年会,公司难得凑齐了大部分员工,不少人第一次见到导演们,纷纷敬酒。李雪胃不好,只说不喝不喝。侯鸿亮劝酒无果,直接撂下重话,“你不行就走,不要在这边。”李雪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孔笙作为两个人的师傅,在旁边来了一句,“喝点儿呗。”李雪塌:终接了。
  侯鸿亮的意思是,这帮人把导演当信仰,如果导演不喝他们会难过。“后来有一次我跟李雪说,我要跟你讲清楚可能就喝了,但是我那劲儿上来以后,可能就有点儿简单粗暴。”
  跟导演说了重话,一般怎么安抚?侯鸿亮答:一般不用安抚。
  “看看《伪装者》吧,明家兄弟的样子就有点儿像我们,有打侑闹,有高兴有掰扯,有吵了架谁都不理谁,等着有人做碗面一起吃。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兄弟啊,还是要一起走下去的。”在李雪给《智族GQ》的回复里,他明确地表示自己从来不觉得委屈:多年朋友成兄弟。
  在孔笙看来,自己这两个徒弟都有点儿轴。还在山影那会儿,侯鸿亮看上《沂蒙》这个本子,想讓孔笙去做。但因为担心拍不出老百姓面对鬼子刺刀的真实反应,会显得假,孔笙犹豫了。侯鸿亮当时“磨磨叽叽地”跟他急了两天。
  不同之处是,侯鸿亮比孩子气点儿的李雪更理性。还在山影做摄像时,孔笙有两个徒弟,其中有一个比侯鸿亮大6岁,但周围人都觉得侯鸿亮更像哥哥,孔笙因此常常开玩笑说他适合当“领导”。
  侯鸿亮在平衡各方上有一手。李雪有一次觉得编剧不对路,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侯鸿亮就去跟他说,不合适就不要再合作,不用非得说出来。“你选择了干吗要说呢?你干吗要伤害呢?最后是你把编剧伤害了,活还得自己干。”   《生死线》开机的时候,孔笙一天拍两三页纸,侯鸿亮挨了十几天憋不住了,打电话提醒孔笙加快进度。于是孔笙一天增加到8页纸,他又马上打电话说:孔哥保证质量,保证质量啊!

  侯鸿亮使用了一个时下流行的总结词:正午阳光很少对外合作,因为自己形成了一个“闭环”。将这个“闭环”捏紧的正是侯鸿亮本人,他做过摄像助理、摄像、统筹、导演和制片人,因而能将那些做内容的人牢牢攒在一处,又用自己的才智将不合理的力量隔绝在外。

  另一个流传的段子是,早年剧组没什么钱,侯鸿亮找靳东拍戏的时候提前打招呼:剧组里车都比较破,你开自己车来吧。等靳东带了车来,他又说,“哎呀,你的戏份也不着急,去旅旅游吧,把你的车扔在剧组里给我们用一下。”
  唯一让侯鸿亮察觉到时代变迁的是这个行业的“超速":他27岁的时候做导演已经是全山东最年轻的了,32岁做制片人依然战战兢兢,但现在的学生大学毕业就可以做导演、编剧,参与各种网剧、网大项目。
  “他肯定是个聪明的制片人,这种聪明也很觯,他知道最重要的是拍出好戏,而不是其他。这个看似简单,知易行难。”李雪说。
  时代给了侯鸿亮名声,也让他丢失了睡眠。因为在做《孤城闭》,他最近买了一套钱穆的书,但并不在睡前读,因为作为一个失眠患者,他踏进卧室要关掉手机、拉上窗帘、隔绝阅读,全心全意寻找睡眠。资深失眠患者侯鸿亮有一些自圆其说的逻辑:比如失眠可以靠运动缓解,那必须达到非常累的状态,“但是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特别累?”
  睡眠稀少,而属于私人的神游就更加稀缺。除了思考公司的事,侯鸿亮的自我愉悦是幻想退休以后做个厨子,做完饭后请大家到家里来吃,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理想的退休状态。
  侯鸿亮长在济宁,作为运河河道总督衙门的所在地,这里的人都爱喝龙井,因此侯鸿亮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耳濡目染地泡龙井。此后,他又遇到自称高级文青的孔笙,后者文化人的处事风格对他影响颇深:不迎合上级不欺负下属,对剧组各工种一视同仁。侯鸿亮继承了师傅的风格,在片场看到熟悉的工人时,他会露出一副遇见老朋友的笑容。
  和熟悉的人在一起,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大概会慢于外界。上一个10年,侯鸿亮过得自然而平滑。唯一让侯鸿亮察觉到时代变迁的是这个行业的“超速”:他27岁的时候做导演已经是全山东最年轻的了,32岁做制片人依然战战兢兢,但现在的学生大学毕业就可以做导演、编剧,参与各种网剧、网大项目。
  “你还没有搞明白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儿呢,你知道什么是好?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太快了?”这一个10年,侯鸿亮觉得有时候行业比自己跑得“快”。
  至于下一个10年,侯鸿亮并不做出计划——对于他来说未来就像失眠时窗帘缝里透出的天光,能看到,但他一点儿都不想提前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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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松,湖南省作家协会员,做过省报编辑记者,月刊主编,半月刊副总编。在《时代文学》《湖南文学》《文学报》《芳草》《散文百家》《中国文化报》等全国近200家刊物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评论等多体裁作品,著有现代诗集《青春鸟》、散文随笔集《雨落心空》,长篇小说《准国家粮》。及行业长篇小说三部曲之一《畅销楼盘》由重庆出版社常规出版,之二《私立医院》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常规出版,之三《可乐绘》正在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