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写评论，谈及“读书人为什么不读书了”。依我看，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读书人没能靠读书解决生计问题，于是义无反顾地信奉“读书无用论”；二是读书人压根没找到读书的门道和乐趣，于是心生倦意，见书头痛。如同我的一个朋友所说“搞文字的人被文字给搞了”，许多读书人也觉得自己“被书搞了”。就是少有人去反思：是不是读书方法出了问题？有没有好的读书方法，让我们与书相得益彰？
　　事实上，读书和学术研究一样，需要有方法论上的追求。所谓“方法论”，是指在具体的读书方法背后，还有理念、目标、阶段、工具、技巧等系统性的考虑。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讲清楚：
　　第一，读什么？“随意读”当然也是读书法，但绝大多数“随意读”的人还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着走，比如，总是盯着别人读什么书、市场流行什么书。事实上，有积淀的读书人对“读什么”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这需要对自身的经历、兴趣、优势、不足和需求有足够的反思与洞察。比如，对于农村出生的人而言，读到《乡土中国》《中国在梁庄》这样的书，理解与收获肯定要多于其他人。如果有意识地增加这方面的阅读，很快会在农村问题上成为有话语权的人。
　　第二，怎么读？读书讲究品味，但终归还有个效率的问题，即读来读去，到底收获了什么。这个问题最好落实到每本书，甚至每个章节上，结构化读书法、读书标注法以及读书会等，就是对“怎么读”的经验总结。
　　第三，读了做什么？我不反对“陶情适性”这种说法，但如果读书跟喝茶、画画、打太极的功效一样，那还不如做点其他的。我觉得读书是解决人的成长问题，即在身体不再成长甚至开始萎缩的时候，我们还能继续改善思维方式、提升认识水准和审美境界，在不同的年龄段都保持可塑性和可能性，在“存在”而非“生存”的意义上继续我们的人生。
　　自人类发明书以来，这些问题好像就出现了。古今中外不少学问大家，对读书都有过思考和总结，也不乏专门论著。这些是读书人永恒的问题，我称之为“十字架般的问题”，读书人永远背负着它们，就是为了寻求一种上升和超脱。人固然可以分为“读书”和“不读书”两类，但同为读书人也有不同的境界，比如为消遣的阅读、为知识的阅读，以及为观点和思想的阅读。唯有后一种境界能让我们对书籍以及书籍背后的人保持极大的敬意和热情，并让阅读成为我们终身不可废离的生活方式。
　　（《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16日 张以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