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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字上听，小镇是富足的。“稻庄”，得是多少稻粱米粟攒成的庄子，一座庄子躺在淄河沿上，临水而居，应该透着丰足，溢着富饶。一圈土围子把它围起来像座城堡，又像一座米囤，盛了满满的吉祥与富贵才对。我曾无数次爬上土围子，爬上一棵棵榆树，爬上一棵棵笨槐，姥姥的头上有多少白发，土围子上似乎就有多少棵树，土围子春天绿了，秋天又黄了。冬天枝杈子像网，网里有多少麻雀与喜鹊，就喧嚣着多少鸟语。我趴在树梢上能够清楚地找出姥姥家那几条屋脊。姥姥找不到我，会拐着小脚走出胡同口，扯起嗓子喊——刘孩儿，回家吃饭咧……
一圈土围子像一个蛋壳。一条街从南到北，像把刀把土围子切开来，于是就看到了庄子的五脏六腑，参差不齐的房屋，凌乱的街巷。最高大的是供销社那几间，门口上方用水泥雕出硕大的红五星，油漆淡了，会有人陆续涂上去，有了红五星，不是集体的就是国营的，得让大家知道。有红五星的地方，总是要高大一些，巍峨一些。在那个年代，这里是富足的，透着威严，也裹着干净，那些寒酸的身影总是要鼓足勇气才能踏进门口。
供销社里更是如此，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多少人只有多看几眼的份儿，连摸上一把都是梦想。大件的有收音机、大上海的洋布，小的有彩色漂亮的块糖。有这些做底气，那些售货员的脸色都那么高傲，一条冰冷的水泥柜台把他们和别人隔成了两个世界。外面那些人总是那么卑微，顶多只买几把糖块，连酱油和醋都舍不得装满瓶子。他们就那样面无表情地用草纸包起，再用纸绳熟练地缠好，只有他们的手没有老茧，也只有他们能玩出这么熟练的花活。几口大缸里面颜色总是那么沉郁，甚至有点肮脏，这口里是酱油，那口里是醋，还有更腥的虾酱，高大的房屋里溢满了酱缸的味道，但这在那个年代依然是那么诱人。
那条街除了供销社外，再没有几家铺面，有少数的几家门口摆了农具与废铁皮卷成的烟囱，这已经很工业了。有家铺面倒是存在了很久很久，一对年轻夫妇从年轻到暮年，都在做一种三角形的烧饼，烧饼里面一层又一层，裹满了五香面，就像是裹满了许多心思。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烧饼做成三角形。一对夫妇守着一口灶台，四周堆满了柴禾，铺满白面的案板靠墙而立，墙面上会有脱落的细土落下来，墙缝里还会有些虫子爬来爬去。
从北往南，那条街市一眼就看穿了，一览无余。逢农历“四”或“九”的日子，才会迎来大集，才是最喧嚣的日子，像节日一样隆重。我很小就会自己溜到集市上，在大人们的腿之间穿梭，跟着卖糖葫芦的的步伐，那人扛在肩上的杠子上绑满了蒲草，糖葫芦插在上面，裹着冰，还挂了霜。我所希望的是，会有一只掉下来，哪怕被人踩上几脚也不要紧。引诱我的还有那些七彩的气球，它们是那么好看，我们都叫它“洋茄子”，倒是有吹破的被扔在地上，我捡起来，却是怎么也吹不起來。很盼望当老师的姥爷会在，我会抱起他的大腿，央求他掏钱，他是有工资的人，要不我就会在地上打滚。
一圈土围子让庄子像座城，一条街市会隔三差五像过年。这已经让我母亲很自豪了，她感觉自己即便不是城里人，也是那条街上来的。尤其面对刻薄的姑姑们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有理由抬起头来的。她总是在说她的那个庄子是多么多么好，跟你们这儿不一样，人和人都很亲，家家都会做鞭炮，而你们村，只会绑笤帚……是的，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花钱买过一粒炮仗，光舅舅们送的就放不完。
我的姑姑们总是抢白她：“你们稻庄街那么好，为什么出了个傻子叫建国？”
这让母亲很没面子。她会低下头去，嗫嚅着说，他本来并不傻，他是太喜欢那个闺女了……姑姑们说，天底下有的是闺女，他太小心眼了吧。母亲会很着急，说你们不懂，你们村这些人都不好，你们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喜欢有错吗？母亲似乎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那个叫建国的傻子总是光着屁股坐在姥娘家庄子里，或者在墙根，或者在家庙前，晒着太阳，一丝不挂。那时候我时常站在他面前望着他，用不解的眼神。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穿衣服，而且他的下体是那样丑陋和肮脏，我会低头看一下自己的，不明白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他蓬头垢面，身上的污痕像河流又像连绵的山峦。偶尔他也会望着正在吮吸自己手指的我，咧开满是胡须的嘴巴一笑，焦黄的牙齿似乎是塞满了玉米粒子，于是我会嗷的一声哭出来，小便会随着开裆裤流到地上……舅舅闻声就会赶出来，会警告他——建国，你别欺负咱外甥。
建国偶尔会被人赶得四处乱窜，有时看到马车驶过他会疯狂追到街市上，一些大姑娘小媳妇会被光着屁股的他惊得特别难堪，红着脸四散奔逃。于是会有很多砖头落到他的头顶或身上，也会有车把式的鞭子呼啸着落在他赤裸的身体上，污垢与皮肤会一块被撕裂开来，继而是鲜血喷涌而出，淌成一道道的殷红……
我的母亲是少有的不在乎建国没穿衣服的人，挎着篮子走进村口时她会劝——建国，回家穿衣服去！我总是问母亲：“他为什么总是不穿衣服？”
母亲一声叹息，摇摇头不语。
那座街市在1980年代的某个清晨醒来了。淡淡的雾霭里一些人影还在模糊。但摊贩们已经沿街摆满了农产品，时令的蔬菜，各色的谷米，半条街的成衣和布匹更是五彩缤纷，经济开始繁荣，沿街的商铺也多了起来，那几间供销社也变得无足轻重。一些纸张和旧书被马车拉了，在风里呼啦啦翻卷，那是鞭炮之乡在交易中的紧俏商品，它们会被裁齐切碎，变成一堆堆空心的炮仗筒子。此外，还有大块大块的硫磺与成桶的镁铝粉被摆放在一起，跟以前的装药已经不同，以前的鞭炮装药是用硝石和木炭，需要加硫磺在铁锅里翻炒。现在的不行，那些银色火药的成分是氯酸钾、硫磺以及铝粉。有人还是按以往的方法在铁锅里搅拌过，但“轰”的一声，连同邻居的十几间房屋都变成了平地，土围子都塌下一块。
这个富足的庄子几乎家家都有产业，到了年底，家家都堆满了一盘盘、一堆堆的鞭炮，年根儿把炮仗发走，这富足的庄子更是盈满了丰收的稻粱。
那种三角形的烧饼再也不是奢侈品，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消费得起，包括我们那些学生娃。中午雨雪天干脆就不用回家了，一角烧饼足够，回到教室边做作业边啃。 街市的南头是高中，街市的北头是初中。几乎所有的老师与家长都希望我们的教室能从北头转移到南头。北头那座硕大的院子里两排整齐的房子砖瓦到顶，在那时的农村已经很气派了。我能够上这所中学曾经让母亲费尽周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天生就长了一副农民的骨头和身板，小学毕业就已经不错了。但我却偏偏又考上了那所中学，只是入学杂费需要10元钱。
我们家没钱，10元钱那时在我家是天文数字。那座稻粱攒成的庄子只是我姥娘家。母亲认定我像她的老爹是个有才分的家伙，这是她找算命先生算过的，她就是卖血也得让我从街北走进街南的学校。姥爷只为我贡献了两元钱，爷爷也是两元。剩下的母亲不知怎样筹到的，那时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认为我最需要的不是去上学，而是一双白色的球鞋，我们叫“水鸭”鞋，似乎穿了那种鞋我就成了可爱的水鸭子。
去上学的时候我书包里丁零当啷金属声乱响，母亲为我筹集到半书包钢镚儿，而且还多是“壹分”和“贰分”。哗啦一声，我倒在老师桌子上的时候引来一阵哄笑与哄抢。这么多钢镚儿不知母亲拉下了多少脸皮才哀求来，但却是我最伤自尊的一次。从那一刻起，我习惯了把头低下去，而不是抬起来。
在那个学校我习惯了不被人喜欢，一个瘦小的小男孩浑身脏兮兮，没有一件完整像样的衣服，连自己都找不到被人喜欢的理由。在那个学校上了两年半，我却养成了口吃的毛病。似乎没有同学注意我，我更是从没跟一个女同学说过话。我可能走进了自己的世界，另外一个完整的温暖的世界。我总是在作业本上不停地画，有三国里的武将，有少林寺牧羊的姑娘，就连课本的边角处他都不放过，刀枪剑戟，飞机坦克，甚至有长了尾巴的老师。老师之所以分辨出那画的是他，是因为只有他穿了三个口袋的衣服。看到这些老师哭笑不得，我那时是被罚站最多的人。因头天晚上帮母亲浇麦子，第二天我在课堂上睡着了，似乎感冒了还在发烧，却被老师罚站，浑身虚汗，站都站不稳。有一次在老师办公室门口，一站就是一头午，正好被校门口外赶集的母亲看见，回到家被母亲用擀面杖又一顿胖揍。
我在她娘家的门口给她丢了脸，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更让她难堪的是，我的老师们很多是她的发小，还有一些是我姥爷的学生——你知道你上这学有多不容易吗？她揪着我的耳朵拽来拽去。我可怜的耳朵，在学校被老师揪，回到家还得被她揪。
那个女物理老师是我母亲自小的相好。逮着我在课堂上画画，她总是连我的褂子和肚皮一块揪起拽来拽去，疼得我龇牙咧嘴，她跟我的母亲一个腔调——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你可怜的娘，还有你的家庭，你跟傻子建国有什么两样？
我不知道我跟傻子建国的世界有什么两样，反正我总觉自己的世界似乎一直跟别人不一样。凭什么我上学是为了拯救那么多，包括别人的世界？
我问过母亲，建国为什么傻，又为什么会不穿衣服？母亲说，建国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学习好，长得也好，是高中生，能写会唱，还打的一手好算盘……
那他为什么会疯？我继续问，母亲却不再说了，只是说，你要好好学习，一些事情到时候你自然会懂得。
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从小我们的老师和家长总是在不厌其烦地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像只有好好学习我们才对得起所有，要不就是这个世界的罪人。父母和老师们总是说，只有好好学习才有出息，才能当工人当城里人。我们的教育总是硬邦邦的，缺少温暖与变通。我曾看到过舅舅和表哥搓炮仗筒子，各色内容的书籍被他们抹了浆糊搓成一模一样，笔直而空心。
在1980年代的那个乡村中学，我们被一群文化水平略高于我们的民办教师率领着，做着一个共同的美梦，那就是跳出农门白衣入仕。在那种硬件设施与师资水平下，我的农民老师们揪着我们的耳朵踢着我们的屁股告诉我们，不好好学习，你们的将来在哪里？那时我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好好学习了，是不是最好的将来是和你们一个样儿？
那条街市被一条柏油路延长了很多。两排高大的白杨树把路夹成了窄窄的甬道。冬日里，我们的头顶是枝杈织成的密密的网，脚下是一团团凌乱的树影。背着书包上学去，田野里一垄垄地畦的尽头一轮硕大的蛋黄破壳而出，像没烙熟的玉米饼子。那轮朝阳连光芒都那么生涩，像裹了剔透的冰碴子铺满大地。光秃秃的白杨树在风中瑟瑟发抖，同样发抖的还有我们。那年月我们竟然很少有人能拥有一条围脖，能够塞住我们正在散热的袄领。我们的双耳都被冻成了紫黑色。冬天，老师是很少揪我们的耳朵的，害怕一揪，会脱落一层皮。背着书包我们都把双手插进袖筒，往小镇走去，向着我们像白云一样缥缈的梦想。奔向同一目的地的还有许多自行车，我没有自行车，石子路面会经常把我的鞋子磨穿，会有沙子与石子漏进来，把脚板磨得生疼。我只能奢望会有哪个同学看时间已经不早，会在我面前把自行车停下来，让我坐上他的后座。这种情况很稀罕，他们大都嫌我身上太脏。女同学更是不用指望，只有一个，她是我们村的黑妞。她爹曾经是我的语文老师，可能她知道我的作文写得好，可以借给她抄；也有可能，她早已习惯了我的脏，因为在同桌的时候我曾经把鞋子里的烂泥磕出来倒在课桌上，把她恶心得趴在课桌上哭了三天，堅决要求老师给她调桌。但等她老人家发善心，也得看她高兴不，她坚持说，我在坐她自行车的时候曾经把鼻涕抹在她后背上过。
建国那个傻子那时会被他的哥嫂用铁链锁在家里，像拴一条狗那样。但他还是时常会跑出来，在冬天里，他往往只穿一件破棉袄，露着凌乱的棉絮，同样露着的还有他的下体。他跑在白杨树底下，身材颀长而伟岸，像株白杨树一样透着挺拔。他还是看见马车就追。这样那些上学放学的女生经常被惊吓得不知所措，尖叫着狼狈逃窜。于是男同学们会停下来，把砖头瓦块像雨点一样扔过去，他无处躲藏，只能向沟沿的深处跑，找个地方蹲下来，然后痛苦地摩挲自己的伤痛。等那些人笑着走远，他仍然不敢出来。
我曾经站在路基下面静静地和他对视了好久，他满头裹满了柴禾，之所以这样说是已经很难分辨出那还是头发，上面裹满了泥土和草屑。他上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恐怕连他远走他乡的亲娘也不知道。一层厚厚的泥垢让他通体泛着酱黑，或许这些东西有些许保暖作用，或者能够遮盖肌肤上的冻疮。他对我或许还有些面熟，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光着屁股在姥娘家的胡同口晒太阳，这也许是他一直在端详我的原因。 我能做的只是把书包里半个玉米面窝头掏出来扔给他，他狼吞虎咽吃得满嘴都是焦黄的粉末，连下巴上也沾满了。
母亲到最后终于告诉我，他本来并不傻，很出色的一个家伙，有多少女孩子在喜欢他。似乎，有一个姑娘和他一样出色，从小就和他青梅竹马，是天作地设的一双。他曾经是离幸福最近的人。但从他没有成为大学生，命运就不再眷顾于他。他的父亲早逝，他的母亲向来跟哥嫂不合，只能去了内蒙古的姑娘家。
那时我们对爱情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电影里那些男女的亲昵上。什么是爱情，爱情对一场人生意味着什么，我们一无所知。爱情与感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一场爱情竟然会击倒一个男人，它到底是毒药还是蜜酒？我们长大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爱情在等我们？一切都不得而知。
有人说，那个姑娘在一个夜晚给他送去了很多衣服，单的棉的都有，鞋子，裤子，甚至有袜子。姑娘应该看着他把每件都试过，都是那样合身，姑娘很欣慰，应该还跟他说：“以后啊，还会有更好的人给你做新衣服，针脚绝对比俺的密，也绝对比俺的可身。”还有人说，那一晚，姑娘跟他喝酒了，喝了很多很多，姑娘跟他说，喝醉了就好好睡过去，到明天中午醒了就好了。
有人看见过，说那天刚下了雪，很大很大，庄子和土围子都像裹进棉花堆里。那个姑娘被人娶走了，漫天白花花的雪野里穿着火红的嫁衣裳，听说泪花花在雪地上砸出了一个个的坑儿。她有啥法子呢？好几个哥哥都讨不上老婆，她只能用自己去换一个。稻庄稻庄，听起来那么富足，满满的一囤子稻米谷香，但总有太多无奈。
但建国还是惊醒了，他冲出了土围子，沿着雪地上的车辙追出了老远，把雪地踩得咯吱咯吱直响。他似乎望见一盏通红的火苗在马车上闪烁，他想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美好，那是他世界里最后一缕希望。但他最终精疲力竭地摔倒了，然后就哭，就喊姑娘的名字，哭得撕心裂肺，把树梢上的雪片片都扑簌簌喊了下来。最后他把身上的新衣裳都扯下来，光着身子在雪窝里滚成一团，直到最后不省人事被人抬进土围子。
于是土围子里多了一个死活不肯穿衣服的人，被人摁住给他穿上，但最终还是被他自己脱个精光。还有，他见不得马车，看见了就追起来没完。
放学了，回家去。又走在了白杨树底下，没毕业就已经看到了结果，以我的成绩绝对去不了街南那所学校，更考不上市里的中专。连老师都对我们这样的学生失去了动力，对我们说，过完年，你们就可以不用再来了，但毕业证老师一定会为你们搞到手，一个只能证明我们不是文盲的红本本。
如果母亲知道了这样的结果，不知会怎样的伤心和暴怒，一切听天由命吧。走着走着，却忽然听到姥娘的庄子里“轰”的一声，一团烟雾开始升腾，一座房屋的檩条飞上了高空，感觉就像火柴杆那么大。我急急忙忙踅回去，往庄子里奔跑。
那本来是几间整齐的瓦房，庄子里有鞭炮产业做支撑，已经越来越富裕，几乎家家都住上了瓦房。但那几间有一半却变成了废墟，一个男孩身子朝下趴在砖头瓦块里，早已面目全非。人群里一片哭声，他的父亲被突然的打击惊住了，不住地摇头摆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男孩一人在拌药，他父亲幸好当时在厕所，所以没有遇难。
我们班里有个女生也在姥娘的庄子，她叫九儿，一问才得知，那男孩是黑妞班里的同学小照，他本来是应该在学校的，因为调皮被老师一顿收拾，干脆辍学回家，帮父亲做起了鞭炮。任凭老师再怎么请，就是不回来。
回到家我告诉母亲，姥娘村出事了。母亲神色慌张，连头发都没有拾掇就回了娘家，去劝舅舅表哥们不要再做鞭炮。晚上回来，她在院子里摆了香炉，烧了很多纸，口中念念有词。
我的上学生涯很快就在那所学校结束了。母亲在拔棉花柴的时候把手指弄破感染了，手掌肿得像馒头一样，疼得只转圈，到最后干脆躺在床上发起了高烧。我去学校取回了自己的所有东西，临走没有跟任何一个同学说过一句话。我走在白杨树底下，望望头顶的树杈子，十几岁的年纪忽然就止不住了眼泪，甚至抽泣出声。我没有未来，离开那所学校，我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农民，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不会像小照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黑妞骑着车赶了上来，在我前面把车停下，等我坐上她的后座，我没理会。她那期待的样子似乎是很怕我想不开用裤腰带在树上吊死。眼下，我已经跟她不是一个层次，她是学生，我已经是农民。我径直从公路下了沟沿，把她一个人留在公路上。
回到家，母亲看到我带回来的书和作业本上满是幼稚而乱糟糟的图画，伤心得哭了，用包扎着的手不停地抹去鼻涕和眼泪。我低着头呆呆地站立在她面前，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挥起擀面杖。
从学生到农民，似乎不需用任何转换。几亩地的棉花柴，两天就打完了。一双手套在我手上变得那样破碎，掌心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布满了血泡。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手掌上面会生出老茧，用刀割都不疼。一小推车的土家肥，在两只篓子上培出了尖儿，我能推起就走，而且大步流星。我甚至骑了大金鹿自行車，四处走街串巷收那种高粱穗子，在母亲的指导下加工起了笤帚，这是我们村人人都会的，然后自己去赶集一把把卖掉。贫穷就像一种病毒，会让你病入膏肓，但好在它并非无药可医，爷爷说，穷最怕的是吃苦与勤快。
只有深切理解这种病痛的人才会想尽一切办法驱赶它。
我在一个早上顺着长满白杨树的柏油路又来到那座集市上。集市与那所学校隔着几条街巷，在这不久之前，我还是一名学生，而现在只是一个小摊贩，我找了一处角落把笤帚摊开来，用围脖围住半边脸，这样我那些还在学校的同学即使看到我，也不会认出我来。
那座街市在年根儿是那样繁荣和拥挤，一进腊月，许多人都开始置办起了年货，到处飘摇着五彩的布匹与好看的成衣，一爿爿生猪被屠夫们悬挂了起来，把殷红的内膛朝外，是那样的喜人，日子渐渐都好起来，商品和货物也都充足了。
在一条街巷里，摆满了废旧书籍与调和鞭炮装药的材料，大块的硫磺与成桶的铝粉，还有大捆大捆编织鞭炮的火药芯子。这条街巷与我曾经的那所学校一墙之隔，墙的那边，就是学校的小操场。 笤帚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笤帚的用量是那样少得可怜，我的摊前少有人光顾。我曾仔细地翻看过自己那双手，上面已经布满了老茧，在我的梦想当中，这双手应该在稿纸上爬出许多漂亮的文字，或者画出多少五彩斑斓的画。但现在那是一双小摊贩的手。集市上偶尔有人翻捡我的笤帚，当他们抬头看到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时，或许会有一丝奇怪而已。
已是临近中午，却没卖掉多少，这座街市的繁荣与否似乎与我无关。就在这时，街市上人头攒动中一阵波涛涌动，紧接着一阵凶猛的火焰与烟雾翻卷升腾，是卖鞭炮材料的街巷处。伴随的还有一声声惨叫——有人在喊：“鞭炮市失火了……”
人群中忽然就闪开了一条峡谷，几个“火人”从街巷里冲了出来，有人摁住他们帮忙扯脱身上着火的衣服，却是连皮带肉血淋淋地撕下一片，有一个浑身青烟往镇上卫生院的方向跑，赤着脚在路面上留下一只只血红的脚印……
于是许多人抄起水桶和扫把往街巷里扑，一阵阵哭嚎与惨叫……
我呆坐在自己的笤帚后面，被这种从未见过的场面吓得魂飞天外，自己到底哭没哭都忘记了。
不知过了多久，公安出动了，烟雾散尽，半条街市被绳子封住。烧焦的衣服鞋子到处都是，满地狼藉。自行车的车胎变成黏稠的液体滴落在路面上，还冒着青烟。人群中渐渐静了下来，却是一个个不肯散去，多数人呆若木鸡。饥肠辘辘、两腿酸软的我在人群中寻找着能够回家的路。
透过人缝，我还是往那条曾经充满火药能量的街巷里望了一眼，满地的废纸翻卷，纸灰乱飞。当明白那些错乱横陈黑乎乎树枝一样的东西是人体被烧焦后，腹内一阵恶心低头哇哇呕吐了起来，背着笤帚，我终于一屁股瘫软在地上……
那种场面可能是我这一生的噩梦，梦魇里无法驱赶，挥之不去，自那天后，我很久不愿意说话。
断断续续中，我听到了母亲的哭喊，喊着我的名字，哭叫着——我的儿……那种声音凄厉而颤抖，像一个只剩半条命的女人生涩地从胸膛里扯出来一般。我终于喊出来——娘，我在这里……
母亲看到背着笤帚的我喜极而泣，从我的背后抽出笤帚想抽打，又舍不得，一把搂过去嚎啕大哭——老天爷，你总算有眼……她浑身上下前后左右看了又看，老泪和鼻涕在脸上的沟壑里四处横飞，就像从火堆里捡了个儿子。
母亲开始变得不喜欢那条街市，死活不再让我去那条街。我们娘俩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统一过，那就是笤帚疙瘩与鞭炮里都没有未来，但是这么想的一定有很多人，倘若有出路，谁愿意被它们埋葬？
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母亲经常有惊人之语，她说：“什么是生活？就是生下来你就得活，你受不了上吊寻了死，那对得起谁！”
——你是个有“才分”的家伙啊，难道那个瞎眼的算命先生算得不准？母亲经常这样莫名其妙地说。
那夜风很大，天空里那些光溜溜的树杈子似乎都复活了，像一条条蟒蛇翻卷吐着芯子，呼呼作响，天籁里各种奇怪的声音此起彼伏。
外面狂风呼啸，娘仨早就上炕躺进被窝里，房顶有绵绵的细土落下来。油灯的火苗在飘摇中闪烁，像只蛾子在跳跃闪动。不知从哪个墙缝里吹进来冰凉的风，那盏豆粒大苟延残喘的火苗终于熄灭了……
黑暗中，母亲问：“你听外面是不是建国在叫？”我听了听，外面的确有种声音像人的哭喊，但我觉得那不是，跟母亲说你多心了，不是。母亲说可怜的建国儿，这样的天，要在外面可记得找个柴禾垛钻进去……
那一夜，母亲辗转反侧，似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开门很费劲，是大雪把门拥上了。外面已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阳光底下泛着刺眼的白光。我又踏上了那条连接姥娘家庄子的柏油路，路面已是被各种车辙压得镜面一样，我慢跑两步，脚底在上面划出去老远，一不小心摔倒在雪窝里，路上许多行人笑了，我也笑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马上就要十八岁，一切对我来说，只是刚开始。
似乎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见到建国，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叫喊，因为在不久后我就背起行囊往北去了另一个城市。但我相信，像我一样，很多人会对一个傻子的存在与否毫不在意，他只是一个傻子，而我们尚且在这个世界这么累。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苦难。一个没经历过苦难的人，骨子里肯定缺少钢铁的元素。二十多年后母亲说，那个算命先生没算错，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数，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你以自己热爱的方式在打拼，而且买了车买了房，当了广告公司与画廊的老板，混成这样，谁都想不到。
母親说，你们兄弟俩都行，可能也得益于你们吃过苦。
但母亲终于没享几天清福，她五十六岁那年身体就查出了肿瘤，那些东西也可能是太多苦难在她身体里集聚成的。到最后，母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注射完杜冷丁后，在弥留之际隐隐约约喊着“土围子”。我说土围子早就没了，舅舅家很快就要拆迁了。母亲说，你和黑妞替我再走最后一趟娘家。
黑妞已是我的妻子。
母亲恨不得把所有看望她的礼品都让我捎回她的娘家，满满的一车。我们两人驱车踏上那条柏油路的时候，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我忽然感觉这座庄子是如此陌生，与记忆里毫不相干，没了土围子的影子，也寻不见了那家做三角烧饼的铺面。那条街市变得整齐繁华，只是庄子里很多老年人还认识我，依旧叫着我的乳名，他们还在问——你妈身体怎样？
忽然两行热泪就淌成河流落在脚下，我说我妈很好，她会好起来的……
我在心底说，还有她的庄子，也会越来越好，因为它是用稻粱攒成的。
一圈土围子像一个蛋壳。一条街从南到北，像把刀把土围子切开来，于是就看到了庄子的五脏六腑，参差不齐的房屋，凌乱的街巷。最高大的是供销社那几间，门口上方用水泥雕出硕大的红五星，油漆淡了，会有人陆续涂上去，有了红五星，不是集体的就是国营的，得让大家知道。有红五星的地方，总是要高大一些，巍峨一些。在那个年代，这里是富足的，透着威严，也裹着干净，那些寒酸的身影总是要鼓足勇气才能踏进门口。
供销社里更是如此，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多少人只有多看几眼的份儿，连摸上一把都是梦想。大件的有收音机、大上海的洋布，小的有彩色漂亮的块糖。有这些做底气，那些售货员的脸色都那么高傲，一条冰冷的水泥柜台把他们和别人隔成了两个世界。外面那些人总是那么卑微，顶多只买几把糖块，连酱油和醋都舍不得装满瓶子。他们就那样面无表情地用草纸包起，再用纸绳熟练地缠好，只有他们的手没有老茧，也只有他们能玩出这么熟练的花活。几口大缸里面颜色总是那么沉郁，甚至有点肮脏，这口里是酱油，那口里是醋，还有更腥的虾酱，高大的房屋里溢满了酱缸的味道，但这在那个年代依然是那么诱人。
那条街除了供销社外，再没有几家铺面，有少数的几家门口摆了农具与废铁皮卷成的烟囱，这已经很工业了。有家铺面倒是存在了很久很久，一对年轻夫妇从年轻到暮年，都在做一种三角形的烧饼，烧饼里面一层又一层，裹满了五香面，就像是裹满了许多心思。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烧饼做成三角形。一对夫妇守着一口灶台，四周堆满了柴禾，铺满白面的案板靠墙而立，墙面上会有脱落的细土落下来，墙缝里还会有些虫子爬来爬去。
从北往南，那条街市一眼就看穿了，一览无余。逢农历“四”或“九”的日子，才会迎来大集，才是最喧嚣的日子，像节日一样隆重。我很小就会自己溜到集市上，在大人们的腿之间穿梭，跟着卖糖葫芦的的步伐，那人扛在肩上的杠子上绑满了蒲草，糖葫芦插在上面，裹着冰，还挂了霜。我所希望的是，会有一只掉下来，哪怕被人踩上几脚也不要紧。引诱我的还有那些七彩的气球，它们是那么好看，我们都叫它“洋茄子”，倒是有吹破的被扔在地上，我捡起来，却是怎么也吹不起來。很盼望当老师的姥爷会在，我会抱起他的大腿，央求他掏钱，他是有工资的人，要不我就会在地上打滚。
一圈土围子让庄子像座城，一条街市会隔三差五像过年。这已经让我母亲很自豪了，她感觉自己即便不是城里人，也是那条街上来的。尤其面对刻薄的姑姑们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有理由抬起头来的。她总是在说她的那个庄子是多么多么好，跟你们这儿不一样，人和人都很亲，家家都会做鞭炮，而你们村，只会绑笤帚……是的，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花钱买过一粒炮仗，光舅舅们送的就放不完。
我的姑姑们总是抢白她：“你们稻庄街那么好，为什么出了个傻子叫建国？”
这让母亲很没面子。她会低下头去，嗫嚅着说，他本来并不傻，他是太喜欢那个闺女了……姑姑们说，天底下有的是闺女，他太小心眼了吧。母亲会很着急，说你们不懂，你们村这些人都不好，你们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喜欢有错吗？母亲似乎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那个叫建国的傻子总是光着屁股坐在姥娘家庄子里，或者在墙根，或者在家庙前，晒着太阳，一丝不挂。那时候我时常站在他面前望着他，用不解的眼神。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穿衣服，而且他的下体是那样丑陋和肮脏，我会低头看一下自己的，不明白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他蓬头垢面，身上的污痕像河流又像连绵的山峦。偶尔他也会望着正在吮吸自己手指的我，咧开满是胡须的嘴巴一笑，焦黄的牙齿似乎是塞满了玉米粒子，于是我会嗷的一声哭出来，小便会随着开裆裤流到地上……舅舅闻声就会赶出来，会警告他——建国，你别欺负咱外甥。
建国偶尔会被人赶得四处乱窜，有时看到马车驶过他会疯狂追到街市上，一些大姑娘小媳妇会被光着屁股的他惊得特别难堪，红着脸四散奔逃。于是会有很多砖头落到他的头顶或身上，也会有车把式的鞭子呼啸着落在他赤裸的身体上，污垢与皮肤会一块被撕裂开来，继而是鲜血喷涌而出，淌成一道道的殷红……
我的母亲是少有的不在乎建国没穿衣服的人，挎着篮子走进村口时她会劝——建国，回家穿衣服去！我总是问母亲：“他为什么总是不穿衣服？”
母亲一声叹息，摇摇头不语。
那座街市在1980年代的某个清晨醒来了。淡淡的雾霭里一些人影还在模糊。但摊贩们已经沿街摆满了农产品，时令的蔬菜，各色的谷米，半条街的成衣和布匹更是五彩缤纷，经济开始繁荣，沿街的商铺也多了起来，那几间供销社也变得无足轻重。一些纸张和旧书被马车拉了，在风里呼啦啦翻卷，那是鞭炮之乡在交易中的紧俏商品，它们会被裁齐切碎，变成一堆堆空心的炮仗筒子。此外，还有大块大块的硫磺与成桶的镁铝粉被摆放在一起，跟以前的装药已经不同，以前的鞭炮装药是用硝石和木炭，需要加硫磺在铁锅里翻炒。现在的不行，那些银色火药的成分是氯酸钾、硫磺以及铝粉。有人还是按以往的方法在铁锅里搅拌过，但“轰”的一声，连同邻居的十几间房屋都变成了平地，土围子都塌下一块。
这个富足的庄子几乎家家都有产业，到了年底，家家都堆满了一盘盘、一堆堆的鞭炮，年根儿把炮仗发走，这富足的庄子更是盈满了丰收的稻粱。
那种三角形的烧饼再也不是奢侈品，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消费得起，包括我们那些学生娃。中午雨雪天干脆就不用回家了，一角烧饼足够，回到教室边做作业边啃。 街市的南头是高中，街市的北头是初中。几乎所有的老师与家长都希望我们的教室能从北头转移到南头。北头那座硕大的院子里两排整齐的房子砖瓦到顶，在那时的农村已经很气派了。我能够上这所中学曾经让母亲费尽周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天生就长了一副农民的骨头和身板，小学毕业就已经不错了。但我却偏偏又考上了那所中学，只是入学杂费需要10元钱。
我们家没钱，10元钱那时在我家是天文数字。那座稻粱攒成的庄子只是我姥娘家。母亲认定我像她的老爹是个有才分的家伙，这是她找算命先生算过的，她就是卖血也得让我从街北走进街南的学校。姥爷只为我贡献了两元钱，爷爷也是两元。剩下的母亲不知怎样筹到的，那时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认为我最需要的不是去上学，而是一双白色的球鞋，我们叫“水鸭”鞋，似乎穿了那种鞋我就成了可爱的水鸭子。
去上学的时候我书包里丁零当啷金属声乱响，母亲为我筹集到半书包钢镚儿，而且还多是“壹分”和“贰分”。哗啦一声，我倒在老师桌子上的时候引来一阵哄笑与哄抢。这么多钢镚儿不知母亲拉下了多少脸皮才哀求来，但却是我最伤自尊的一次。从那一刻起，我习惯了把头低下去，而不是抬起来。
在那个学校我习惯了不被人喜欢，一个瘦小的小男孩浑身脏兮兮，没有一件完整像样的衣服，连自己都找不到被人喜欢的理由。在那个学校上了两年半，我却养成了口吃的毛病。似乎没有同学注意我，我更是从没跟一个女同学说过话。我可能走进了自己的世界，另外一个完整的温暖的世界。我总是在作业本上不停地画，有三国里的武将，有少林寺牧羊的姑娘，就连课本的边角处他都不放过，刀枪剑戟，飞机坦克，甚至有长了尾巴的老师。老师之所以分辨出那画的是他，是因为只有他穿了三个口袋的衣服。看到这些老师哭笑不得，我那时是被罚站最多的人。因头天晚上帮母亲浇麦子，第二天我在课堂上睡着了，似乎感冒了还在发烧，却被老师罚站，浑身虚汗，站都站不稳。有一次在老师办公室门口，一站就是一头午，正好被校门口外赶集的母亲看见，回到家被母亲用擀面杖又一顿胖揍。
我在她娘家的门口给她丢了脸，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更让她难堪的是，我的老师们很多是她的发小，还有一些是我姥爷的学生——你知道你上这学有多不容易吗？她揪着我的耳朵拽来拽去。我可怜的耳朵，在学校被老师揪，回到家还得被她揪。
那个女物理老师是我母亲自小的相好。逮着我在课堂上画画，她总是连我的褂子和肚皮一块揪起拽来拽去，疼得我龇牙咧嘴，她跟我的母亲一个腔调——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你可怜的娘，还有你的家庭，你跟傻子建国有什么两样？
我不知道我跟傻子建国的世界有什么两样，反正我总觉自己的世界似乎一直跟别人不一样。凭什么我上学是为了拯救那么多，包括别人的世界？
我问过母亲，建国为什么傻，又为什么会不穿衣服？母亲说，建国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学习好，长得也好，是高中生，能写会唱，还打的一手好算盘……
那他为什么会疯？我继续问，母亲却不再说了，只是说，你要好好学习，一些事情到时候你自然会懂得。
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从小我们的老师和家长总是在不厌其烦地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像只有好好学习我们才对得起所有，要不就是这个世界的罪人。父母和老师们总是说，只有好好学习才有出息，才能当工人当城里人。我们的教育总是硬邦邦的，缺少温暖与变通。我曾看到过舅舅和表哥搓炮仗筒子，各色内容的书籍被他们抹了浆糊搓成一模一样，笔直而空心。
在1980年代的那个乡村中学，我们被一群文化水平略高于我们的民办教师率领着，做着一个共同的美梦，那就是跳出农门白衣入仕。在那种硬件设施与师资水平下，我的农民老师们揪着我们的耳朵踢着我们的屁股告诉我们，不好好学习，你们的将来在哪里？那时我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好好学习了，是不是最好的将来是和你们一个样儿？
那条街市被一条柏油路延长了很多。两排高大的白杨树把路夹成了窄窄的甬道。冬日里，我们的头顶是枝杈织成的密密的网，脚下是一团团凌乱的树影。背着书包上学去，田野里一垄垄地畦的尽头一轮硕大的蛋黄破壳而出，像没烙熟的玉米饼子。那轮朝阳连光芒都那么生涩，像裹了剔透的冰碴子铺满大地。光秃秃的白杨树在风中瑟瑟发抖，同样发抖的还有我们。那年月我们竟然很少有人能拥有一条围脖，能够塞住我们正在散热的袄领。我们的双耳都被冻成了紫黑色。冬天，老师是很少揪我们的耳朵的，害怕一揪，会脱落一层皮。背着书包我们都把双手插进袖筒，往小镇走去，向着我们像白云一样缥缈的梦想。奔向同一目的地的还有许多自行车，我没有自行车，石子路面会经常把我的鞋子磨穿，会有沙子与石子漏进来，把脚板磨得生疼。我只能奢望会有哪个同学看时间已经不早，会在我面前把自行车停下来，让我坐上他的后座。这种情况很稀罕，他们大都嫌我身上太脏。女同学更是不用指望，只有一个，她是我们村的黑妞。她爹曾经是我的语文老师，可能她知道我的作文写得好，可以借给她抄；也有可能，她早已习惯了我的脏，因为在同桌的时候我曾经把鞋子里的烂泥磕出来倒在课桌上，把她恶心得趴在课桌上哭了三天，堅决要求老师给她调桌。但等她老人家发善心，也得看她高兴不，她坚持说，我在坐她自行车的时候曾经把鼻涕抹在她后背上过。
建国那个傻子那时会被他的哥嫂用铁链锁在家里，像拴一条狗那样。但他还是时常会跑出来，在冬天里，他往往只穿一件破棉袄，露着凌乱的棉絮，同样露着的还有他的下体。他跑在白杨树底下，身材颀长而伟岸，像株白杨树一样透着挺拔。他还是看见马车就追。这样那些上学放学的女生经常被惊吓得不知所措，尖叫着狼狈逃窜。于是男同学们会停下来，把砖头瓦块像雨点一样扔过去，他无处躲藏，只能向沟沿的深处跑，找个地方蹲下来，然后痛苦地摩挲自己的伤痛。等那些人笑着走远，他仍然不敢出来。
我曾经站在路基下面静静地和他对视了好久，他满头裹满了柴禾，之所以这样说是已经很难分辨出那还是头发，上面裹满了泥土和草屑。他上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恐怕连他远走他乡的亲娘也不知道。一层厚厚的泥垢让他通体泛着酱黑，或许这些东西有些许保暖作用，或者能够遮盖肌肤上的冻疮。他对我或许还有些面熟，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光着屁股在姥娘家的胡同口晒太阳，这也许是他一直在端详我的原因。 我能做的只是把书包里半个玉米面窝头掏出来扔给他，他狼吞虎咽吃得满嘴都是焦黄的粉末，连下巴上也沾满了。
母亲到最后终于告诉我，他本来并不傻，很出色的一个家伙，有多少女孩子在喜欢他。似乎，有一个姑娘和他一样出色，从小就和他青梅竹马，是天作地设的一双。他曾经是离幸福最近的人。但从他没有成为大学生，命运就不再眷顾于他。他的父亲早逝，他的母亲向来跟哥嫂不合，只能去了内蒙古的姑娘家。
那时我们对爱情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电影里那些男女的亲昵上。什么是爱情，爱情对一场人生意味着什么，我们一无所知。爱情与感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一场爱情竟然会击倒一个男人，它到底是毒药还是蜜酒？我们长大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爱情在等我们？一切都不得而知。
有人说，那个姑娘在一个夜晚给他送去了很多衣服，单的棉的都有，鞋子，裤子，甚至有袜子。姑娘应该看着他把每件都试过，都是那样合身，姑娘很欣慰，应该还跟他说：“以后啊，还会有更好的人给你做新衣服，针脚绝对比俺的密，也绝对比俺的可身。”还有人说，那一晚，姑娘跟他喝酒了，喝了很多很多，姑娘跟他说，喝醉了就好好睡过去，到明天中午醒了就好了。
有人看见过，说那天刚下了雪，很大很大，庄子和土围子都像裹进棉花堆里。那个姑娘被人娶走了，漫天白花花的雪野里穿着火红的嫁衣裳，听说泪花花在雪地上砸出了一个个的坑儿。她有啥法子呢？好几个哥哥都讨不上老婆，她只能用自己去换一个。稻庄稻庄，听起来那么富足，满满的一囤子稻米谷香，但总有太多无奈。
但建国还是惊醒了，他冲出了土围子，沿着雪地上的车辙追出了老远，把雪地踩得咯吱咯吱直响。他似乎望见一盏通红的火苗在马车上闪烁，他想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美好，那是他世界里最后一缕希望。但他最终精疲力竭地摔倒了，然后就哭，就喊姑娘的名字，哭得撕心裂肺，把树梢上的雪片片都扑簌簌喊了下来。最后他把身上的新衣裳都扯下来，光着身子在雪窝里滚成一团，直到最后不省人事被人抬进土围子。
于是土围子里多了一个死活不肯穿衣服的人，被人摁住给他穿上，但最终还是被他自己脱个精光。还有，他见不得马车，看见了就追起来没完。
放学了，回家去。又走在了白杨树底下，没毕业就已经看到了结果，以我的成绩绝对去不了街南那所学校，更考不上市里的中专。连老师都对我们这样的学生失去了动力，对我们说，过完年，你们就可以不用再来了，但毕业证老师一定会为你们搞到手，一个只能证明我们不是文盲的红本本。
如果母亲知道了这样的结果，不知会怎样的伤心和暴怒，一切听天由命吧。走着走着，却忽然听到姥娘的庄子里“轰”的一声，一团烟雾开始升腾，一座房屋的檩条飞上了高空，感觉就像火柴杆那么大。我急急忙忙踅回去，往庄子里奔跑。
那本来是几间整齐的瓦房，庄子里有鞭炮产业做支撑，已经越来越富裕，几乎家家都住上了瓦房。但那几间有一半却变成了废墟，一个男孩身子朝下趴在砖头瓦块里，早已面目全非。人群里一片哭声，他的父亲被突然的打击惊住了，不住地摇头摆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男孩一人在拌药，他父亲幸好当时在厕所，所以没有遇难。
我们班里有个女生也在姥娘的庄子，她叫九儿，一问才得知，那男孩是黑妞班里的同学小照，他本来是应该在学校的，因为调皮被老师一顿收拾，干脆辍学回家，帮父亲做起了鞭炮。任凭老师再怎么请，就是不回来。
回到家我告诉母亲，姥娘村出事了。母亲神色慌张，连头发都没有拾掇就回了娘家，去劝舅舅表哥们不要再做鞭炮。晚上回来，她在院子里摆了香炉，烧了很多纸，口中念念有词。
我的上学生涯很快就在那所学校结束了。母亲在拔棉花柴的时候把手指弄破感染了，手掌肿得像馒头一样，疼得只转圈，到最后干脆躺在床上发起了高烧。我去学校取回了自己的所有东西，临走没有跟任何一个同学说过一句话。我走在白杨树底下，望望头顶的树杈子，十几岁的年纪忽然就止不住了眼泪，甚至抽泣出声。我没有未来，离开那所学校，我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农民，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不会像小照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黑妞骑着车赶了上来，在我前面把车停下，等我坐上她的后座，我没理会。她那期待的样子似乎是很怕我想不开用裤腰带在树上吊死。眼下，我已经跟她不是一个层次，她是学生，我已经是农民。我径直从公路下了沟沿，把她一个人留在公路上。
回到家，母亲看到我带回来的书和作业本上满是幼稚而乱糟糟的图画，伤心得哭了，用包扎着的手不停地抹去鼻涕和眼泪。我低着头呆呆地站立在她面前，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挥起擀面杖。
从学生到农民，似乎不需用任何转换。几亩地的棉花柴，两天就打完了。一双手套在我手上变得那样破碎，掌心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布满了血泡。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手掌上面会生出老茧，用刀割都不疼。一小推车的土家肥，在两只篓子上培出了尖儿，我能推起就走，而且大步流星。我甚至骑了大金鹿自行車，四处走街串巷收那种高粱穗子，在母亲的指导下加工起了笤帚，这是我们村人人都会的，然后自己去赶集一把把卖掉。贫穷就像一种病毒，会让你病入膏肓，但好在它并非无药可医，爷爷说，穷最怕的是吃苦与勤快。
只有深切理解这种病痛的人才会想尽一切办法驱赶它。
我在一个早上顺着长满白杨树的柏油路又来到那座集市上。集市与那所学校隔着几条街巷，在这不久之前，我还是一名学生，而现在只是一个小摊贩，我找了一处角落把笤帚摊开来，用围脖围住半边脸，这样我那些还在学校的同学即使看到我，也不会认出我来。
那座街市在年根儿是那样繁荣和拥挤，一进腊月，许多人都开始置办起了年货，到处飘摇着五彩的布匹与好看的成衣，一爿爿生猪被屠夫们悬挂了起来，把殷红的内膛朝外，是那样的喜人，日子渐渐都好起来，商品和货物也都充足了。
在一条街巷里，摆满了废旧书籍与调和鞭炮装药的材料，大块的硫磺与成桶的铝粉，还有大捆大捆编织鞭炮的火药芯子。这条街巷与我曾经的那所学校一墙之隔，墙的那边，就是学校的小操场。 笤帚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笤帚的用量是那样少得可怜，我的摊前少有人光顾。我曾仔细地翻看过自己那双手，上面已经布满了老茧，在我的梦想当中，这双手应该在稿纸上爬出许多漂亮的文字，或者画出多少五彩斑斓的画。但现在那是一双小摊贩的手。集市上偶尔有人翻捡我的笤帚，当他们抬头看到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时，或许会有一丝奇怪而已。
已是临近中午，却没卖掉多少，这座街市的繁荣与否似乎与我无关。就在这时，街市上人头攒动中一阵波涛涌动，紧接着一阵凶猛的火焰与烟雾翻卷升腾，是卖鞭炮材料的街巷处。伴随的还有一声声惨叫——有人在喊：“鞭炮市失火了……”
人群中忽然就闪开了一条峡谷，几个“火人”从街巷里冲了出来，有人摁住他们帮忙扯脱身上着火的衣服，却是连皮带肉血淋淋地撕下一片，有一个浑身青烟往镇上卫生院的方向跑，赤着脚在路面上留下一只只血红的脚印……
于是许多人抄起水桶和扫把往街巷里扑，一阵阵哭嚎与惨叫……
我呆坐在自己的笤帚后面，被这种从未见过的场面吓得魂飞天外，自己到底哭没哭都忘记了。
不知过了多久，公安出动了，烟雾散尽，半条街市被绳子封住。烧焦的衣服鞋子到处都是，满地狼藉。自行车的车胎变成黏稠的液体滴落在路面上，还冒着青烟。人群中渐渐静了下来，却是一个个不肯散去，多数人呆若木鸡。饥肠辘辘、两腿酸软的我在人群中寻找着能够回家的路。
透过人缝，我还是往那条曾经充满火药能量的街巷里望了一眼，满地的废纸翻卷，纸灰乱飞。当明白那些错乱横陈黑乎乎树枝一样的东西是人体被烧焦后，腹内一阵恶心低头哇哇呕吐了起来，背着笤帚，我终于一屁股瘫软在地上……
那种场面可能是我这一生的噩梦，梦魇里无法驱赶，挥之不去，自那天后，我很久不愿意说话。
断断续续中，我听到了母亲的哭喊，喊着我的名字，哭叫着——我的儿……那种声音凄厉而颤抖，像一个只剩半条命的女人生涩地从胸膛里扯出来一般。我终于喊出来——娘，我在这里……
母亲看到背着笤帚的我喜极而泣，从我的背后抽出笤帚想抽打，又舍不得，一把搂过去嚎啕大哭——老天爷，你总算有眼……她浑身上下前后左右看了又看，老泪和鼻涕在脸上的沟壑里四处横飞，就像从火堆里捡了个儿子。
母亲开始变得不喜欢那条街市，死活不再让我去那条街。我们娘俩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统一过，那就是笤帚疙瘩与鞭炮里都没有未来，但是这么想的一定有很多人，倘若有出路，谁愿意被它们埋葬？
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母亲经常有惊人之语，她说：“什么是生活？就是生下来你就得活，你受不了上吊寻了死，那对得起谁！”
——你是个有“才分”的家伙啊，难道那个瞎眼的算命先生算得不准？母亲经常这样莫名其妙地说。
那夜风很大，天空里那些光溜溜的树杈子似乎都复活了，像一条条蟒蛇翻卷吐着芯子，呼呼作响，天籁里各种奇怪的声音此起彼伏。
外面狂风呼啸，娘仨早就上炕躺进被窝里，房顶有绵绵的细土落下来。油灯的火苗在飘摇中闪烁，像只蛾子在跳跃闪动。不知从哪个墙缝里吹进来冰凉的风，那盏豆粒大苟延残喘的火苗终于熄灭了……
黑暗中，母亲问：“你听外面是不是建国在叫？”我听了听，外面的确有种声音像人的哭喊，但我觉得那不是，跟母亲说你多心了，不是。母亲说可怜的建国儿，这样的天，要在外面可记得找个柴禾垛钻进去……
那一夜，母亲辗转反侧，似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开门很费劲，是大雪把门拥上了。外面已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阳光底下泛着刺眼的白光。我又踏上了那条连接姥娘家庄子的柏油路，路面已是被各种车辙压得镜面一样，我慢跑两步，脚底在上面划出去老远，一不小心摔倒在雪窝里，路上许多行人笑了，我也笑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马上就要十八岁，一切对我来说，只是刚开始。
似乎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见到建国，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叫喊，因为在不久后我就背起行囊往北去了另一个城市。但我相信，像我一样，很多人会对一个傻子的存在与否毫不在意，他只是一个傻子，而我们尚且在这个世界这么累。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苦难。一个没经历过苦难的人，骨子里肯定缺少钢铁的元素。二十多年后母亲说，那个算命先生没算错，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数，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你以自己热爱的方式在打拼，而且买了车买了房，当了广告公司与画廊的老板，混成这样，谁都想不到。
母親说，你们兄弟俩都行，可能也得益于你们吃过苦。
但母亲终于没享几天清福，她五十六岁那年身体就查出了肿瘤，那些东西也可能是太多苦难在她身体里集聚成的。到最后，母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注射完杜冷丁后，在弥留之际隐隐约约喊着“土围子”。我说土围子早就没了，舅舅家很快就要拆迁了。母亲说，你和黑妞替我再走最后一趟娘家。
黑妞已是我的妻子。
母亲恨不得把所有看望她的礼品都让我捎回她的娘家，满满的一车。我们两人驱车踏上那条柏油路的时候，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我忽然感觉这座庄子是如此陌生，与记忆里毫不相干，没了土围子的影子，也寻不见了那家做三角烧饼的铺面。那条街市变得整齐繁华，只是庄子里很多老年人还认识我，依旧叫着我的乳名，他们还在问——你妈身体怎样？
忽然两行热泪就淌成河流落在脚下，我说我妈很好，她会好起来的……
我在心底说，还有她的庄子，也会越来越好，因为它是用稻粱攒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