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重大的创伤之后，为什么有些人被彻底击垮，有些人却可以恢复如初？抗逆回弹的道路十分漫长，但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做到的。
　　那些从巨大创伤中走出来的人，究竟是从哪里获得的力量，得以在困境中，在承受极大痛苦的时候，仍然能够坚持顽抗，甚至越挫越勇？劳拉·杜瓦埃尔3岁的时候，身为演员的父亲用一杆马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此她在坎坷混乱之中成长，还经历了严重的车祸住进医院。这个过去生活支离破碎的女孩，如今却在吉特利导演的新戏中耀眼夺目。和她一样经历打击又焕发新生的，还有长期借酒浇愁的歌手雷诺。谁能想到这位江郎才尽的歌手突然咸鱼翻身，新专辑大卖50万张，自传一出版便成为销量榜首？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位不这么出名的人身上：安德里亚·贝思孔因出演《痒与愤怒之舞》获得莫里哀奖，着实令大众惊讶。但若回顾这位演员的童年，便会发现她的成长之路完全不是如此顺利，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她在童年时期遭受了不止一次的强奸。我们还能举出一些类似的从逆境中振作恢复的例子，比如眼看着疾病夺走孩子生命的阿涅斯·莱迪阁或安娜·多芬娜·朱利昂，以及那些恐怖袭击或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他们有的是明星，有的是普通人，但都同样令我们惊叹，因为他们是逆境中的王者。在如今这个灰暗的时代，接连不断的危机和灾荒令人感到希望渺茫。这些遭受了命运摧残却又劫后重生的人，比画在日历上的神明更能给予我们信念。心理学家甚至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弹簧人（les résilients）。这个词来自拉丁语 “resilire”，意为“反弹”。在物理学上，这种反弹的过程有一个名字——回弹性，指的是材料在经过外力打击后恢复原形的能力。而在我们不如意十有八九的生活中，也存在一种“心理回弹”。它指的不仅是重创之中对抗打击的恢复能力，更是经历挫折之后的成长和新生。正如著名精神病学家鲍里斯·西吕尔尼克所说的，“在痛苦中重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专家们沿袭沙尔科的理论，都认为精神创伤对人的冲击取决于此人本身的脆弱性。但在1980年代，美国心理学教授艾美·沃纳却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她认为人心理上出现的问题皆是面对不正常处境时的正常反应。
　　这一理论以她在二战之后展开的一项研究为依据。1955年，她做了一项针对698名新生儿的实验。这些新生儿都来自相当不幸的家庭，她一直观察他们到40岁。在观察中她发现，其中的201人后来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并建立了家庭，简单地说就是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并没有因童年的不幸而遭受心理问题的折磨。同时艾美·沃纳还发现，在这些孩子10岁之前，男孩比女孩更为脆弱，但10岁之后的情况却是相反的。于是研究者们发现这种“重生”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掺杂生理、心理、情感、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此后这些经历过重创的人，不再被看作是“病人”，而是被定义为“受害者”。

　　但这一点对于当事人来说却并不完全是个好消息。即使是“受害者”，他们所要做的也不是无休止地抱怨，而是努力前进，走出阴霾。比如帕斯卡尔·阿尔迪，简直可以说是悲惨大赛的冠军了，但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2007年，这位50多岁的男人还活力十足，他的妻子却先一步撒手人寰。几个月后，帕斯卡尔出席儿子学校的庆典。那天风太大，吹倒了一棵树，正好砸在他的身上。他随即陷入昏迷，面临截瘫，轮椅相伴。这位家庭的顶梁柱就这样失去了他在国际咨询事务所的工作——也是他“梦想的工作”，而当时距离试用期结束只有10天的时间了。一开始他认为自己还能再找到一份工作。“我那时太傻了，到处写邮件发简历，甚至还去了加尔舍的医院面试。”如今回想起这些事来他倒能坦然自嘲。此后的几个月他陷入了阴郁。“有时候你会对自己说：要么就死了算了，要么就努力活下去。我选择了活下去，因为我还有个5岁的儿子。”这个“一贯乐观”的抗争者，后来在环境和数码领域分别开办了创业公司。“要说那场灾难的好处，就是我从此不再惧怕任何东西，而且尽力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活着，让人们忘记我坐着轮椅。经历过的事情，不一定都要与他人道。”
　　正如儿童心理教育学家布鲁诺·昂比克所说：“心理回弹并非是种选择，而是得以被抓住的机会。它激发起个人及人际间的潜力。在整个回弹的过程中，人们最初会寻求共鸣与情感同化，随后会为自己所遭遇的事物寻找合理的解释，最后则因情绪的调动达到内心的振作。其间有些人会运用到自己原本就具有的品质，比如帕斯卡尔;另一些人则是在过程中发现自己变得“强大”——虽然“弹簧人”们自己从不这样说，因为这个形容词会令他们回想起那段不愿再提起的艰难岁月。
　　塞尔维·万·丹22岁的儿子科朗坦遭受失恋的打击而自杀，她曾以为自己永远无法从这个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起初我的世界一片黑暗，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去死，去陪他。”接连几个月的时间，她都和丈夫一起试图找出儿子自杀的原因。她想不通看起来一切正常的儿子为什么会突然在那个深秋的夜晚在房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那段悲痛的时间里，塞尔维看了医生和心理治疗师，被诊断为心理“持续与现实生活脱轨”。随后她在一名精神病医生的帮助下逐渐振作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同样给予她帮助的，还有一位有着相似经历的母亲——她的女儿在16岁时自杀身亡，而她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书。这位作家和塞尔维进行了一年的通信。“渐渐地，我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出来，慢慢恢复，重建希望。” 　　个体不同的对抗机制：写作、幽默、从军……
　　亲人、朋友、心理医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这些“疗伤监护人”在心理回弹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帮助当事人摆脱孤独、荒谬的思想和羞愧耻辱之感，而这些恰恰是阻止人们从打击中恢复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不同个体也都有自己不同的恢复机制：写作、幽默、创造力、从军、创办社团……初生时与母亲亲密的联系，成长中所获得的幸福感，也是人们日后对抗打击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浸润式的快感会激发脑内多巴胺和血清素的生成。前者促进幸福感，后者则能激发人们的自信。
　　提到打击后的振作，就绕不过尼采的那句格言：一切不能杀死你的，都将使你更加强大。但事实上，这个更加强大的过程也是曲折的，人们无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振作精神。遭遇截瘫的帕斯卡尔有时也会萎靡不振：“我取消了一个约会，哭了半个小时，然后才重新振作。”在“辛西娅”风暴中失去丈夫和小儿子的伊丽莎白，心情不好时便把自己关在家里。“我不想成为别人眼中因为失去家庭而整天哭哭啼啼的寡妇。”

　　塞尔维·万·丹这样概括这种复杂的情绪：“我的生活仍是平淡。对于儿子的死，我无法接受，但我会带着这个事实活下去，也仍然相信生活中会看见希望。”儿子的朋友们在他的墓碑上放上了他最喜欢的足球队的球衣，还搬来一张木制长椅，上面刻着他最常说的话。“最初，我每天都去墓地，”她轻声道，“但现在我一周去一次，这才是正常的节奏。”
　　马丁·格雷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经历。他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母亲和兄弟在集中营中被杀，父亲甚至在他面前被行刑。马丁·格雷在屠杀中幸存，随后结婚生子，但妻子和4个孩子却在火灾中丧生。他将这些经历写成自传《为了所爱的人》，这本书即将被搬上银幕。“我只是试着诉说为什么要充满希望继续活下去。”马丁在93岁时去世，此前再婚两次，又生育了5个孩子。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在别人的关爱下顽强恢复的过程，也回忆了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种族为他带来的影响：“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迫害，但一直坚强不可摧毁。我正是带着这种精神走向重生。”
　　群体经历
　　当一个群体共同遭受重创，比如经历恐怖袭击事件，人们又该如何走出阴霾？对此，加拿大希尔布鲁克大学的文化调停教授米歇尔·瓦兹·拉鲁希这样认为：“首先应该找到事件的群体性意义。能够引领大众走出阴霾的，是广大受害者对于法律的认可、对于事件的共同记忆以及全社会利害一致的心理。这些心理认知会自然传播于大众之间，而不需要政治干涉。”这位学者曾在卢旺达屠杀的幸存者和魁北克的哥伦比亚难民中做过实验。“他们通过寻根心理重拾了群体之间的联系，其中的一些甚至建立协会，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那些往事。”在这个凝聚的过程中，协会则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芭芭拉的宽恕
　　1942年，在塔布，芭芭拉开启了自己飘摇的人生。父亲趁一次家庭聚会侵犯当时年仅10岁的她。她对于此事缄口不言，怀揣着秘密长大，并离开家，开始了歌手的生涯。在她的歌曲《黑鹰》中，一些歌词影射了自己曾遭受的乱伦事件。但真正毫无避讳地提及此事，却是在她死后才出版的回忆录中。她有很长时间都没有去看自己的父亲，直到他去世。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最深的绝望，是没能向这位自己厌恨的父亲说：‘我已经原谅了你，你现在可以安息。’我已经从阴霾中走出来了，带着我的歌声。”
　　[译自法国《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