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人们对养老问题愈发关注。商业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柱却严重缺位，文章通过数据查找和文献回顾的方式，总结出商业养老保险现状、困境及影响因素。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商业养老保险;文献回顾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民政部的统计，2017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4亿，占比达到17.3%。国际上对“老龄化社会”通用的衡量标准是，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等于或者大于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等于或者大于7%。由此而见，我国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五年一次，故2015年数据为目前已公开最新数据），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并预测在未来15年内将达到79岁。值得关注的是，经历了经济和人口的双重快速增长，我国发展已进入平缓期，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却也使得人口老龄化下的社会养老保障的问题愈发严峻。
二、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现状
根据2019年中国社科院的推算，到2035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极有可能累计结余清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引起了人们对未来养老问题的强烈关注。商业养老保险作为我国的第三支柱（第一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应该成为缓解当前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我国面临的现状则是商业养老保险的严重缺位，根据保监会2014年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商业养老保险总额仅占当年GDP的2.6%，实际上未能实现对第一、二支柱的有效补充。
图1为2019年中国社科院对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走势的预测：虚线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占GDP的比重，2019年的数值为4.4%，预计将在2024年达到峰值4.9%。实线为累计结余，在2027年将达到峰值，2035年降为0，也就是说在2027年之前，当期结余仍然为正，2027年之后，当期结余持续为负，赤字规模变大，直至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积极推进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属于居民的跨期消费行为，居民需要对养老做出合理计划，以实现一生的平滑消费。但是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率很低，从社会原因来看，传统家庭养老的意识在社会上已经根深蒂固，同时部分居民对商业性质的保险可能一直存在误解或者偏见。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与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参保率低迷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三、文献回顾
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开始于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强调了个人也应承担养老的责任。一方面，部分学者其实对我国的商业养老保险市场抱有积极的预期，例如郑秉文（2020）、钟春平（2012）等，给出的理由也多为宏观层面的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会刺激商业养老保险行业，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增长，对未来老年生活的风险防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同时，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总体水平比较低，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有较大的缺口。
但是，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却并不如预期那样，对此，也有不同学者从宏观或者微观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宏观角度，陈世杰（2019）认为国家对商业养老保险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还不够，压缩了保险公司的利润空间，只能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这也使得其推出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对我国居民的吸引力不足。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保险市场的监管体系不够完善，使得参保的门槛不一、逆向选择现象明显。此外例如赵学农（2017），从商业养老保险产品自身的角度进行分析，存在品种单一、含金量低等缺点，从潜在参保群体入手，认为其保险认知水平较低。
微观影响角度的实证研究则是主要探讨影响我国居民参保商业养老保险的各种微观因子，根据已有的研究，包含了很多因素，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还有例如收入水平、家庭存款等经济因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医基本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认知水平、家庭结构等，诸如此类的影响因子实际上非常多。以下从国内外的研究对比来举例说明。
经济因素一般被公认为影响因素比较大，主要体现为收入水平，在这方面，例如梁来存（2006），胡宏伟等人（2009）的结论是：收入水平和家庭经济实力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关系是呈现倒“U”字型，也即是低收入者有购买意愿却无购买能力，高收入者则是有购买能力但購买意愿不强，只有中等收入者既有购买意愿也有购买能力。根据保险市场需求理论来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边际商业养老保险消费倾向较低，中等收入者的边际商业养老保险消费倾向较高。
就社会保障体系而言，理论上，商业养老保险从经济学的角度是一种替代品。但是在实证方面却存在不同的结论，比如徐凤辉（2018）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支出对商业保险的替代效应并不明显。但在国外，Gruber和Simon（2008）却验证了这一理论，认为商业性的养老保险确实对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替代效应。
对于认知水平，钟春平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近年来对保险行业中受教育程度的适用性上有了更进一步的细分，例如，吴雨等人（2017）的研究具体说明了金融知识水平（题目包含利率计算、对通货膨胀的理解以及投资风险认知等）将促进家庭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孟德锋等人（2019）则利用构建的保险素养指标得出居民的保险素养对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目前我国居民保险素养偏低，女性的保险素养低于男性但统计上不显著。在国外，Tennyson（2011）的实证研究同样支持这一结论。 在家庭结构方面，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婚姻情况、子女数量这两个变量上。首先对于婚姻情况，张强等人（2017）认为有配偶的个体往往其收入、家庭、生活等方面更加稳定和谐，更易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但是另一篇论文则认为无配偶的个体会对未来养老的风险意识更强，相比之下更可能参保，这一结论与之前的论文结论截然不同。对于子女数量，很多文献，例如商航（2018）、樊纲治等人（2015）的研究表明拥有更多子女数量的个体更不倾向于参加商业养老保险，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再次得以体现。
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同样也存在地区差异。国外对保险业的地区差异研究最早是从区域经济学发展而来，区域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同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比较强的相互关系，例如Hussels等人（2005）利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研究表明，保险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互为因果、相互促进。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与当地保险业发展的关系研究也很多，从各省年度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这两个数据指标来看，经济水平发达的地区，保险业发展也较好，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保险业发展也较为滞后。韩祝华等人（2016）的研究也表明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不同地区保险业的发展和分化。同时范红丽等人（2014）指出，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差异。
综上，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看出，国内外的研究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因子比较全面，但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而且某些影响因子的作用在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里截然不同。同时，国内也更偏向于解释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参保率极低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郑秉文.养老年金险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支主力军[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0-01-02（002）.
[2]钟春平，陈静，孙焕民.寿险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寿险需求为何低？[J].经济研究，2012，47（S1）：148-160.
[3]朱青.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分析与运作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陈世杰.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困境与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9（20）：12-17.
[5]赵学农.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分析与选择[J].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报，2017（06）：50-55.
[6]梁来存.收入水平对居民保险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65个国家（或地区）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06（02）：70-73.
[7]胡宏伟，蔡霞，石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效需求研究——基于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承受能力的综合考察[J].经济经纬，2009（06）：59-63.
[8]徐凤辉.社保体系财政支出与商业保险替代效應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8（08）：14-24.
[9]Gruber J， Simon K. Crowd-out 10 Years Later：Have Recent Public Insurance Expansions Crowded out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08，27（02）：201-217.
[10]吴雨，杨超，尹志超.金融知识、养老计划与家庭保险决策[J].经济学动态，2017（12）：86-98.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商业养老保险;文献回顾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民政部的统计，2017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4亿，占比达到17.3%。国际上对“老龄化社会”通用的衡量标准是，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等于或者大于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等于或者大于7%。由此而见，我国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五年一次，故2015年数据为目前已公开最新数据），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并预测在未来15年内将达到79岁。值得关注的是，经历了经济和人口的双重快速增长，我国发展已进入平缓期，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却也使得人口老龄化下的社会养老保障的问题愈发严峻。
二、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现状
根据2019年中国社科院的推算，到2035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极有可能累计结余清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引起了人们对未来养老问题的强烈关注。商业养老保险作为我国的第三支柱（第一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应该成为缓解当前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我国面临的现状则是商业养老保险的严重缺位，根据保监会2014年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商业养老保险总额仅占当年GDP的2.6%，实际上未能实现对第一、二支柱的有效补充。
图1为2019年中国社科院对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走势的预测：虚线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占GDP的比重，2019年的数值为4.4%，预计将在2024年达到峰值4.9%。实线为累计结余，在2027年将达到峰值，2035年降为0，也就是说在2027年之前，当期结余仍然为正，2027年之后，当期结余持续为负，赤字规模变大，直至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积极推进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属于居民的跨期消费行为，居民需要对养老做出合理计划，以实现一生的平滑消费。但是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率很低，从社会原因来看，传统家庭养老的意识在社会上已经根深蒂固，同时部分居民对商业性质的保险可能一直存在误解或者偏见。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与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参保率低迷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三、文献回顾
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开始于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强调了个人也应承担养老的责任。一方面，部分学者其实对我国的商业养老保险市场抱有积极的预期，例如郑秉文（2020）、钟春平（2012）等，给出的理由也多为宏观层面的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会刺激商业养老保险行业，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增长，对未来老年生活的风险防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同时，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总体水平比较低，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有较大的缺口。
但是，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却并不如预期那样，对此，也有不同学者从宏观或者微观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宏观角度，陈世杰（2019）认为国家对商业养老保险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还不够，压缩了保险公司的利润空间，只能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这也使得其推出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对我国居民的吸引力不足。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保险市场的监管体系不够完善，使得参保的门槛不一、逆向选择现象明显。此外例如赵学农（2017），从商业养老保险产品自身的角度进行分析，存在品种单一、含金量低等缺点，从潜在参保群体入手，认为其保险认知水平较低。
微观影响角度的实证研究则是主要探讨影响我国居民参保商业养老保险的各种微观因子，根据已有的研究，包含了很多因素，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还有例如收入水平、家庭存款等经济因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医基本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认知水平、家庭结构等，诸如此类的影响因子实际上非常多。以下从国内外的研究对比来举例说明。
经济因素一般被公认为影响因素比较大，主要体现为收入水平，在这方面，例如梁来存（2006），胡宏伟等人（2009）的结论是：收入水平和家庭经济实力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关系是呈现倒“U”字型，也即是低收入者有购买意愿却无购买能力，高收入者则是有购买能力但購买意愿不强，只有中等收入者既有购买意愿也有购买能力。根据保险市场需求理论来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边际商业养老保险消费倾向较低，中等收入者的边际商业养老保险消费倾向较高。
就社会保障体系而言，理论上，商业养老保险从经济学的角度是一种替代品。但是在实证方面却存在不同的结论，比如徐凤辉（2018）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支出对商业保险的替代效应并不明显。但在国外，Gruber和Simon（2008）却验证了这一理论，认为商业性的养老保险确实对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替代效应。
对于认知水平，钟春平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近年来对保险行业中受教育程度的适用性上有了更进一步的细分，例如，吴雨等人（2017）的研究具体说明了金融知识水平（题目包含利率计算、对通货膨胀的理解以及投资风险认知等）将促进家庭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孟德锋等人（2019）则利用构建的保险素养指标得出居民的保险素养对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目前我国居民保险素养偏低，女性的保险素养低于男性但统计上不显著。在国外，Tennyson（2011）的实证研究同样支持这一结论。 在家庭结构方面，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婚姻情况、子女数量这两个变量上。首先对于婚姻情况，张强等人（2017）认为有配偶的个体往往其收入、家庭、生活等方面更加稳定和谐，更易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但是另一篇论文则认为无配偶的个体会对未来养老的风险意识更强，相比之下更可能参保，这一结论与之前的论文结论截然不同。对于子女数量，很多文献，例如商航（2018）、樊纲治等人（2015）的研究表明拥有更多子女数量的个体更不倾向于参加商业养老保险，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再次得以体现。
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同样也存在地区差异。国外对保险业的地区差异研究最早是从区域经济学发展而来，区域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同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比较强的相互关系，例如Hussels等人（2005）利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研究表明，保险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互为因果、相互促进。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与当地保险业发展的关系研究也很多，从各省年度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这两个数据指标来看，经济水平发达的地区，保险业发展也较好，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保险业发展也较为滞后。韩祝华等人（2016）的研究也表明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不同地区保险业的发展和分化。同时范红丽等人（2014）指出，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差异。
综上，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看出，国内外的研究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因子比较全面，但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而且某些影响因子的作用在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里截然不同。同时，国内也更偏向于解释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参保率极低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郑秉文.养老年金险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支主力军[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0-01-02（002）.
[2]钟春平，陈静，孙焕民.寿险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寿险需求为何低？[J].经济研究，2012，47（S1）：148-160.
[3]朱青.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分析与运作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陈世杰.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困境与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9（20）：12-17.
[5]赵学农.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分析与选择[J].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报，2017（06）：50-55.
[6]梁来存.收入水平对居民保险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65个国家（或地区）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06（02）：70-73.
[7]胡宏伟，蔡霞，石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效需求研究——基于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承受能力的综合考察[J].经济经纬，2009（06）：59-63.
[8]徐凤辉.社保体系财政支出与商业保险替代效應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8（08）：14-24.
[9]Gruber J， Simon K. Crowd-out 10 Years Later：Have Recent Public Insurance Expansions Crowded out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08，27（02）：201-217.
[10]吴雨，杨超，尹志超.金融知识、养老计划与家庭保险决策[J].经济学动态，2017（12）：86-98.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