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小的时候，我就读的乡村学校开设了美术课。在乡下人看来，这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副课”。因此，与举足轻重的“主课”语文、算术相比，它晚开了三四年。
　　美术课从铅笔素描开始，平时写字的铅笔和白纸，摇身一变成了画笔与画纸。习作和创作，是素描绘画连贯递进的两个环节。长方形的黑板上，蒋老师以白粉笔作画笔，一点一线地给学生们示范绘画，深入浅出地解说构图基本原理。同学们在作业本上比葫芦画瓢，先习作，后创作，兴致勃勃。从器物到动物，从人物到风物，从花草到庄稼，从山川到河流……一幅幅稚嫩的画作，跃然纸上，慧光闪烁。
　　我也被这与文辞字句迥然不同的图符语言所吸引，全神貫注地学习，茶杯、饭碗、水盆、桌椅……我的这些静物作品挺像样，受到蒋老师的几次表扬。
　　铅笔素描学习告一段落，彩绘课程又开始。蒋老师简明扼要地讲解了构图、上色、修改的彩绘要领，以及彩绘画的意义，而后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作了演示。由此我明白了：彩绘比素描品位更高！
　　可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困难出现了——没有彩笔怎么办？
　　那时候，最合适的彩笔是两毛多钱一盒的七彩蜡笔，其次是八分钱一支的红蓝铅笔。班里家境好的同学，买了七彩蜡笔;家境差点儿的同学，买了红蓝铅笔。我囊中羞涩，昂贵的七彩蜡笔实在不敢问津;便宜的红蓝铅笔，我则抱有希望。放学回到家里，我把想买支红蓝铅笔学绘画的想法，告诉了老父亲。父亲听罢，面有难色，皱着眉头，默不作声，蹲在院子大榆树下，一口接一口地猛抽旱烟。他的表情比身上破旧的衣服还难看，情绪比丢了贵重的物品还低落。我知趣地走开了。我理解父亲的沉默，知道他无能为力。那是凭工分吃饭的大集体年代，我家人多劳力少，是老“缺粮户”，鸡蛋换盐，哪有钱给我买“奢侈品”画笔呢？
　　蒋老师了解我贫寒的家境，对我上课没有彩笔一事，没有过问，大概怕我尴尬吧！就这样，当班里同学们或持七彩蜡笔，或操红蓝铅笔，进入明丽的“彩绘新时代”之际，我仍旧停留在灰暗的“素描原始社会”。
　　麦黄时节一个周三的中午，刚放学到家，父亲托人给我捎了个口信：让我抽空去大队粮种试验场，见他一下，有事。一个月前，父亲被临时派往大队粮种实验场劳动。按照劳动纪律要求，他平时不准请假，周末才能回家。今天不是周末，父亲给我捎信见面，定有要紧事。我得赶紧去，不能耽误！
　　草草吃过午饭，我立马出村，顺着乡间的蜿蜒土路，步行去四里开外的大队实验场。原野，杏黄的麦海一望无际。矮小的我，似乎淹没在荡漾的麦浪中。午后的太阳，正毒。火辣辣的阳光烘烤着的我，犹如灶膛里烧烤的红薯。路，并不好走。久旱不雨，牛车的辙印，犹如无限伸展的两条平行线，印刻在干涸的土路上。不走亲戚不穿鞋，这是乡村穷孩子们的“省鞋”之道。赤脚走在土路上，辙底炒面似的热土，烙烫着我的脚掌;辙沿铁石般的棱角，磕碰着我的脚趾。疼，不打一处来。更不好走的，还在后边。途中，要经过几处乱冢错落、杂草丛生的坟场。坟场一向是我望而却步之地。村上迷信人多，坟地鬼怪轶事，众说纷纭，口口相传。从小在村庄生活的孩子们，对“坟场有鬼”之说，深信不疑。结伴而行，是我们这些庄户孩子们平时经过坟场的套路。十二岁的我，这次要独自经过几个坟场，又适逢午后，行人寥寥，真的发怵。与坟场零距离之时，不敢正眼看大小混搭的坟堆，生怕有鬼怪人了眼帘。偶有旋风过境坟场，花圈纸片扶摇而飞，“呼啦啦”怪响。墓地森森柏林中的乌鸦，望风而逃，盘旋于坟园上空，“哇——哇——”地哀鸣。受惊的野兔，“嗖”的一声从墓地荒草中蹿出，不知所终。这些惊悸的“动静”，让我悚然，头“轰”一下蒙了，耳朵似乎瞬间失聪，腿也软了。为了尽快见到父亲，我硬着头皮闯了过去。半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把一个又一个恐怖的坟场甩在身后，到达实验场。
　　在集体宿舍里，我见到了正午休的父亲。父亲把我领出宿舍，走到一个僻静的墙角。见四周无人，他从怀里掏出一支两头削过的红蓝铅笔，示意我藏起来。我接过这支带着他体温的笔，迅速装进衣服布袋里。原来，我要红蓝铅笔的事，父亲并没有忘，一直惦记着。这让我大喜过望！“这个笔，可能是实验场一个技术员丢失的，我拾到了，没有人看见。你拿去学画吧！嘴可要严实，别对人说。”父亲压低声音叮嘱我，神色紧张。我回答说：“爹，你放心，我谁都不会说。”随即向父亲告辞，离开实验场回走。身藏朝思暮想的宝贝——彩笔，我浑身是胆，坟场的恐怖，也不怕了。怕耽误下午学习，我没有回家，直接到了学校。
　　上课时间未到。我一个人走进教室里，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端详着这支来之不易的彩笔，好像收藏家把玩一件珍贵的古董。
　　它不是一支新笔，而是用了大半截的旧笔，扁圆的木质笔杆，握着暖手暖心。红与蓝，在笔杆上平分秋色。蜡质的笔芯，画起来温润软绵。终于有了一支彩笔，可以学彩绘了，真高兴！可这支笔的来历，让我久久不能平静——那年代，农村生活清苦，人无好汤，猪也没好糠。我家散养的猪，只能吃家人剩下的清汤寡水，饿得精瘦，半晌里在庄上乱拱着找食吃。父亲曾任生产队使牛的“掌鞭”，扶牛犁地拉车，同时兼任饲养员，喂一犋牛。队里喂耕牛的麦秸草料中，配有定量的豆饼麸子“营养餐”。别的“掌鞭”们，都有偷豆饼麸子回家喂猪的传闻，而父亲却不“随大流”，穷得硬正，我家嗷嗷叫的猪，就从未有过吃耕牛的“营养餐”。这次，父亲偶然拾到的半支红蓝铅笔，却没有交公，更没有寻找失主，还给失主……父亲该会怎样的忐忑不安？
　　不知不觉中，预备钟敲响，同学们陆续来到教室。下午的第一节课，恰巧是美术。蒋老师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演示“草原日出”的彩绘构图造型，同学们在书桌上模仿练习。我运用手中红蓝铅，也一丝不苟地临摹着。初次彩绘的快乐，溢于言表。我这支彩笔，尽管只有红与蓝两色，与七彩蜡笔相比，逊色不少，可毕竟比灰黑的单调铅色，鲜艳多了，又何况在“红、黄、蓝”三种原色中，它占有两色，可以绘出介于素描和彩画之间的“红蓝铅笔画”，够满意了。巡视同学们的习作时，蒋老师偶然看见了我的彩铅，惊喜地问：“你也有红蓝铅笔了？从哪儿弄的？”“噢，有了，是我一个远方的亲戚给我的。”我怯怯地答道。蒋老师不再多问，鼓励我说：“好好画吧，也许你能成个小画家哩！”老师的话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温暖着我。
　　自那以后，我学习绘画更加努力了。曾有几幅植物彩绘画作：向日葵、冬小麦、柳树和榆树，相当出色，被蒋老师好评，同学们点赞。不知何故，我竞没让父亲欣赏这些出色的画作！尽管美术课稀少，隔三岔五上一次;尽管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有这大半支红蓝铅，每次绘画时宁缺毋滥，总是胸有成竹，绝无涂鸦的败笔;尽管我削笔时总是小心翼翼，尽可能地减少蜡芯的损耗，这支彩笔还是无可挽回地越来越短了。高小毕业前夕，这支彩笔短到了极限——只有一个烟头大小，削不成捏不住，也画不成了。油尽灯枯的这个彩笔头，我舍不得扔，又“把玩”了许久……
　　三年后，父亲因病去世。那半支红蓝铅笔，最终没能圆我的画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