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怀念我的导师汪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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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6日凌晨,汪熙先生在家中平静地去世。先生虽已97岁高龄,但听到这个消息,我仍深感悲痛。当天上午,我与同门的吴心伯、张济顺赶到先生家,望着先生安详的遗容。30多年前先生将我带进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往事一一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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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工业国家都认为,资本和劳工间的合作关系将带来社会稳定,确保工业收益。双方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契约不仅规定了在政治层面对权力的分享,而且假定民主参与会不断地得到扩展。20世纪末,当面临全球化(它导致了国内制造业从外国寻求工业劳动力)、金融化(它使得货币交易活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放松管制(由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推动而得以实施),以及工会影响力明显衰减的趋势时,这种合作关系便崩溃了。这些趋势联合起来,将普通民众手中的权力转移到了一个富有的财阀统治集团的掌控之中,这对美国和西欧
本书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沿古典均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冷战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历史脉络,介绍了主要国际关系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作者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国际政治领域晦涩难懂的概念,用基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来阐释和评估重大历史事件,论及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大国冲突管控、当前热点问题、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信息革命与跨国行为体、未来世界展望等多个话题。本书作为经典的西方国际关系教科书,曾多次再版,为读者提供了探索世界政治的有效途径。
“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是在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举行的,其主要议程是美国为应对贸易霸权面临的严峻挑战而精心设置的。“东京回合”谈判在非关税壁垒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多边协定,但农业领域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在“东京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推动关贸总协定制度正式实现了发展导向规则的改革。“东京回合”谈判充分表明,美国贸易霸权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多边贸易体系表现出美欧共同主导关贸总协定制度的格局进一步强化、发展中国家扩大参与并带来规则调整和制度改革的新特征。
美国例外论和中国例外论分别代表了一个光谱的两端,前者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后者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美国例外论自恃美国的发展模式最好且普世通用,因此要求他国效仿美国,实现“美国化”。中国例外论认为国际上所谓通行的理念和规范并不适用于本国,因此既拒绝仿效他国,也不要求他国仿效中国。两种例外论的不同集中体现了两国在战略目的的界定、战略威胁的认知、战略手段的选择、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关键的把握和战略禁忌的规避等方面的不同取向和偏好。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两种例外论的形成主要在于中美两国人民具有非常不同的思
人口的世代更迭与日益加重的自由主义倾向带来了美国社会宗教信仰的相对衰落,这种衰落在美国军队中诱发了新教保守势力的群体性焦虑和军教合一思潮的反弹。由于美国军队尚未建立管理信仰问题的有效机制,信仰冲突不仅成为美军建设与管理的隐患,而且成为影响军队内部安定团结和军心士气的重大问题。美国军队中保守教派与其他宗教群体及无信仰群体之间的冲突,为美国保守政治势力提供了动员能量。助推了特朗普的成功当斌.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熙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2月26日凌晨2时30分逝世,享年97岁。汪熙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中美关系、世界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家。1920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字怡荪,原籍安徽休宁。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冷战时期最为重大的一次转型。在此前的20多年里,由“冷战共识”推动塑造的自由国际主义曾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选择。然而此后,随着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政策上开始产生日趋深化的分歧,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显然,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还是美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无法就此种转型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冷战后期的国际体系结构以及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均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研究表明。自由国际主义衰落的逻辑植根于此前塑造美国国内“冷战共
在无法阻止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且不能直接使用武力对付他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平静而得体”的政策来遏制阿连德政权。虽然美国表面上对阿连德的上台反应平静,与其打交道时也得体地按照国际惯例行事,不让人看出美国对他有任何不满的痕迹,但在这背后。美国综合运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软进攻手段来扶持阿连德的反对派、破坏智利经济,并向智利军队渗透,以期推动阿连德走向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