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是丝绸之路开通、东西文化交流和佛教东传的产物。最早的洞窟开凿于1600年前的前秦建元二年（366），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和元等十个时期的不断开凿和兴建，形成了一座规模巨大、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东方造型艺术馆。在持续1000年的修建过程中，对当时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明代，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中国经济发展重心东移，丝绸之路逐渐冷落，莫高窟也渐渐被内地人士遗忘。这座宏伟的古典艺术宝库在我国西部边陲的戈壁大漠中默默无闻地躺卧了五六百年，遭受着各种自然力量和人为因素的损害。直到公元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封存900多年的5万余件文献、经卷、绣画等珍贵文物重见天日，敦煌石窟才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1900年夏，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带人清理莫高窟北端16窟甬道积沙时，发现甬道墙壁裂开一条缝，敲击了一下，感觉里面是空的，随即打开墙壁，呈现一道小门，再将小门打开，便是一间复室。这就是后来编号17窟的藏经洞，其墙壁上绘着唐代壁画近事女和比丘尼供养像，室中堆满了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物，数量众多，都是公元5～10世纪的文物。王道士虽然不懂得这些文物的价值和意义，但还是上报了清政府的地方官吏，可是清政府却没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只是叫王道士就地保管。清政府的冷谈，使原本愚昧无知的王道士更加认为这批东西无关紧要，随便将这些石室秘藏当成礼物馈送给地方官员和当地乡绅，使珍贵文物辗转易手、流散四方。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土地上到处活动着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和考古家。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907年，第一个盗宝者英国人斯坦因的身影出现在莫高窟。他以小恩小惠为诱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了24箱文献和五箱绘画织绣。1914年，他又从王道士手中掠走5箱写本。斯坦因在莫高窟所得总计150方织绣、500余幅绘画、6500余卷文献。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斯坦因盗宝成功，招来了更多的盗宝者。紧随其后的有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等，他们分别从莫高窟搜劫了数以千计的藏经洞文献和绘画资料。盗窃手段最为卑鄙的要数美国人华尔纳，他来得稍晚了一点，看到藏经洞文物所剩无几，便把念头转到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上，用胶布粘走了26方壁画，搬走了几座精美的唐代彩塑。腐败的清政府和反动军阀政府，纵容外国盗宝者的劫掠行为，使敦煌文物遭到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在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劫后剩余的残卷才被运往北京收藏于京师图书馆。
　　藏经洞文物的厄运，令国人痛心不已。中国学者一方面密切注视外国考古学界的动向，积极参与了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工作，一方面疾呼政府对敦煌文物进行保护。但因国内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进展迟缓，直到1943年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批中国现代美术家先后聚集莫高窟，才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他们考察、清理、研究石窟文物，临摹、展览、介绍敦煌艺术遗产。同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如修造防沙墙、站岗放哨防止人为破坏等。这批美术家对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宣传介绍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是应当肯定的。真正大规模的保护研究工作是在1949年敦煌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敦煌的保护研究工作成就卓著。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党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政府拨款对敦煌石窟崖体进行了几次大的加固工程，特别是1963～1966年的大范围加固工程和1984～1985年对莫高窟南段崖体的加固工程，对防止石窟坍塌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20年来，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力量增强，保护手段日益先进。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成果累累，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落后局面，跃居世界前列。保护工作在科学化、现代化和严密有效的道路上迈步，取得很大进展。
　　今年是藏经洞文物面世一百周年，回忆这一百年来敦煌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历程，不能不再次想起藏经洞文物发现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藏经洞文物非常丰富，包括宗教典籍，官私文书，经、史、子、集四部书，非汉文语言文献以及绘画织绣、印本、法器等珍贵文物多种，内容广泛，涉及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外交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一重新出现，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一股研究敦煌文化的热潮。中外学者在敦煌文物资料的基础上著书立说，甚有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新的综合性学问，称之为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使人们对中外历史的各个方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无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后半世纪，经过中国敦煌学家和美术家的努力，中国敦煌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入21世纪，中外学者将进一步携手合作，充分利用敦煌文物资料，在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藏经洞文物破壁而出，震惊了世界学术界。更重要的是，它把敦煌莫高窟这座巨大的艺术宝库引入到人们的视线之中。藏经洞的发现无疑使莫高窟被人们认知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并且为深入研究莫高窟艺术提供了历史文化依据。敦煌莫高窟全长1618米，现存洞窟492个、塑像2000余身、壁画总面积4.5万余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典艺术宝库，是古代劳动人民和艺术家留下来的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超越时间的长河，撩开宗教的面纱，一座宏大精美的艺术殿堂展现在人们面前。古代劳动人民和艺术匠师，在我国中原优秀艺术传统和河西走廊本士艺术深厚底蕴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融合了西域和中东各国的艺术遗产而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华民族气派的艺术奇葩，给现代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和视觉空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艺术享受。由于古代艺术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原则，使外来的佛教艺术发生了中国化、世俗化的变化，不仅依据现实世界的人物形象来塑造佛教神仙，而且在宗教的虚幻世界中引入大量各时代的现实社会生活情景的描写，生动丰富而数量很多，为历史学家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具体的形象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佛教美术是中国古代美术创作的重要方面，但因历史的变迁，内地大多数寺观殿堂壁画塑像未能保留，而敦煌石窟的存留意义就极其重大，为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提供了众多珍贵的原作和真实的依据，开辟了美术研究的新领域，对全方位审视古代美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敦煌石窟艺术，可以充分了解和深刻感受到古代劳动人民、艺术匠师的聪明才智及优秀品格，体会到古代艺术家虚心学习、努力吸收、勇敢开拓、大胆创新的探索精神和献身精神，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敦煌艺术是民族艺术的瑰宝、东方艺术的结晶，为现代艺术家继承、借鉴、推陈出新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多方面的养料和生动的教材，它的创作精神以及在构图、造形、线描、色彩等方面展示出来的优秀技法对现代艺术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实际上一批现代艺术家已经从敦煌艺术中吸取和借鉴了很多好的东西，在推陈出新中取得了成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敦煌艺术的借鉴和弘扬必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盗宝者对石窟秘藏的劫掠和对石窟艺术的破坏，从两方面引起了中国人的震动：一是为敦煌历史文化的高度成就而鼓舞，一是为国力薄弱、瑰宝遭劫而痛心。国人民族自尊心增强，爱国热情高涨。人民群众、学者、艺术家及其他有识之士纷纷呼吁保护敦煌文物，保护艺术遗产。大众疾呼声总算唤起了当局的注意，在20世纪40代成立了保护和研究敦煌文物的机构，为以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藏经洞文物引起中外学者的共同注意和研究，除了它自身的重要价值外，与敦煌文明在各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位置有关。古代世界文化体系以中国、印度、希腊、中东伊斯兰这四大文化体系最悠久、最深厚、影响最大。而这几种文化体系的汇流地就在敦煌。所以敦煌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交流的结果。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强大的时代汉代和唐代，都是对外开放交流最活跃、最广泛的时代，而敦煌则是开展文化交流和其他交流的枢纽地。敦煌的出现，说明了开放和交流的重要性，任何国家和民族，要繁荣富强就必须推进开放、加强交流。这样才能促进彼此的发展和进步，才能提高各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历史的经验说明，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必将对祖国的繁荣富强起到显著的作用。
　　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我们要记住过去的历史辉煌，也要记住落后挨打、落后遭劫的教训。进入21世纪，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应当做得更好，使之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促进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