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段文杰先生的生命历程，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敦煌学研究保护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段先生不仅是敦煌石窟的保护者，更是敦煌文化的研究挖掘者，而且是敦煌艺术的传播、开拓者。
　　段文杰先生是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神。他在《敦煌艺术》的讲演中，对敦煌石窟艺术作了高度概括：“一部千年建筑史，一部千年雕塑史，一部千年绘画史。”他强调，敦煌石窟艺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是我国的国宝，也是联合国列入名单的世界文化遗产。他对敦煌研究院的功能作了准确定位：“敦煌研究院的使命是保护、研究、弘扬，头一项就是保护。”“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应用，用就得研究，阐释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等。”
　　粗略算来，段先生的贡献有五个方面。
　　一是开创了敦煌壁画临摹的先河。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他从“天府之国”四川来到敦煌，在渺无人烟的沙漠边缘，缺衣少食，缺乏绿色蔬菜，没肉食，吃的苦咸水。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度，夏天零上近三四十度，在远离县城20公里的三危山下坚守着。在破败的石窟里，段先生和常书鸿等一批艺术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搭架子，点煤油灯，带上干粮，每天临摹壁画十几个小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今这批临摹作品已成为文物级的国宝。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段先生归纳总结了壁画临摹的原则。他说：“古代的匠师们在敦煌壁画的创作中发挥了卓越的才能，创造了大量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彩绘了许多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他们充分掌握了我国绘画的技法，特别是千百年来不断追求的传神艺术。”“人物形象的思想感情的表现，主要在面部……要从眼光一闪中表现内心思想感情很难……把生活中千变万化的眼神美，经过概括，提炼，凝结为美的形式。”概括起来，眼神美有喜悦、沉思、慈祥、愤怒、哀愁等形式。段先生还分析了个体形象本身的传神，在观者“瞻仰”中传神。
　　二是创办《敦煌研究》杂志。在他主持下，1981年，《敦煌研究》创刊。如今，这一敦煌研究的国家级核心期刊，已公开出版发行30年。它的创刊，打破了“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国外”的历史，使敦煌学研究走向世界；一举扭转了敦煌研究的被动局面，特别是拓宽了敦煌学研究的领域；从美术、书法、绘画、宗教、建筑、医学、历史、民俗等方面，不断开拓挖掘，让敦煌这颗璀璨的中华瑰宝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三是成功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在段文杰先生主政的1987年，成为我们国家为数不多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有了这张世界级的文化名片，去敦煌参观的游客，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万余人，现在已达到每年游客50多万人次。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带来了友谊，带走了敦煌的文化，让敦煌走向世界。
　　四是改革开放，加强对外交流。伴随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段先生注意与国外机构和团体及各界朋友加强合作联系。积极争取国内外政府民间资金保护莫高窟。上个世纪80年代，与日本政府合作，在莫高窟实施了洞窟门窗及防护栏保护工程，防风防沙。上世纪90年代，与日本政府联合修建了敦煌艺术展示中心，并与日本、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大学及博物馆合作，收集影印整理流失海外的敦煌莫高窟资料；出版敦煌艺术作品集和各类影像资料，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走出去到国外举办敦煌文物展，请进来召集各国专家学者开展敦煌学的研究，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五是招贤引才，重视队伍建设。段先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了以樊锦诗为代表的高层管理人才队伍。另一方面，他重视青年新秀。上个世纪80年代，甘肃自然条件严酷，更不要说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研究院，很难分到名牌大学生和研究生。他请樊锦诗院长带队，现身说法，参加省委、省政府招贤引才团，赴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武汉等大中城市，深入到高等学府中，向莘莘学子们宣传，动员了一批新秀来敦煌研究院工作。他具有战略眼光，从全院中青年专业人才中选送100多人去参加大专院校和专业机构的培训，培养了一大批博士、硕士。如今，这批大学生和研究生已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中青年骨干。
　　段文杰先生的晚年是幸福的。他有一个好儿子、好儿媳。对他的晚年生活精心照料，奉献爱心，竭尽孝道。老先生热爱事业，热爱敦煌，一心向善。晚辈孝顺，也是善有善报。
　　段文杰先生身上体现着一种敦煌精神。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段先生五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敦煌，清风黄沙煤油灯，与千年的艺术洞窟相伴，与大漠戈壁相随，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苦，半个世纪守望在敦煌，终于修炼成为敦煌学术研究的大家。这种精神是“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的再现。我们要学习段文杰先生的精神，为推动甘肃省美术事业发展，为把甘肃建成文化大省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