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权聆的这篇小说，就像穿越一条幽深的隧道，它不是实打实地依赖地心引力贴着地面行进，而是奇异地像蝙蝠一样在黑暗中飞舞了起来，凭借那独特的超声波系统最终准确无误地穿过了这段旅程，抵达下一个光明之地。当然，小说的“超声波系统”不是蝙蝠式的本能，而是来自它极强的形式主义实验——由陌生化与互文性营造出来的疏离感。糅合了诸多古典元素与更多西方元素的文本曾让初读者摸不着头脑，分不清这究竟是一篇原创小说，还是一篇翻译小说。背景与人物的刻意设置显示的是作者对于小说主题的自信：这是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故事，人性的幽深与爱情婚姻的精妙微积分堪称一切文学作品中最恒久不变的中心，问题在于以何种途径去创造属于每个作家所独有的言说方式。
　　近百年前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经一语点破迷障：以艺术技巧的“陌生化”拯救习焉不察的“自动化”和常规化。其谆谆告诫至今发人深省：“艺术技巧是使事物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是增加感觉的难度和长度，因为感觉过程就是审美目的本身，因此必须延长。”权聆无疑深谙个中三昧。小说以裘德之死开头，以警官围绕这桩案件的调查、回忆为线索展开叙述，以谜底的逐渐显现到昭然若揭告终，倘若以惯常的探案模式写来，也会是一篇悬念迭起、引人入胜的小说。然而，小说的叙述是陌生化的，开头的第一句话就颇为反常：死者西化的名字（裘德）、特殊的身份（新郎官兼律师）、古怪的意象（螃蟹）、恐怖的场面（螃蟹爬在死者脸上）。更为奇特的是，这一幅令人不快的办公场景瞬间转换成了警官和娘子共进午餐（清蒸螃蟹）的私密镜头：浪漫雅致的陈设仍然遮掩不住警官娘子“嘴角挂着蟹黄”的粗俗吃相。一场不动声色的角逐就在警官夫妇和律师夫妇这四人之中隐秘地展开：它需要读者极为耐心地去辨别哈代诗歌《新来者的妻子》之片段对于警官娘子、警官、喝酒的工人各各不同的涵义；反复揣摩重复出现的骑马装与案件、与人性的复杂关系；仔细品味神经质的女侏儒与接生的胖厨娘虚虚实实的证词。这些重复出现的具有预示和呼应功能的意象和人物无疑增加了“感觉的难度与长度”。不断打断叙事进程的插叙与警官当下的调查星星点点地逐渐拼合出一个还算完整但怪诞的语境：在这偏僻的乡镇，生活枯燥单调，人心冷漠自私，麻将和酒是男人的娱乐方式，读诗和通奸则是警官娘子这个“高贵太太”的自娱节目。她似乎是“本镇”这块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包法利夫人：浪漫、虚荣、耽于享乐。纳博科夫在分析《包法利夫人》时曾经这样谈论爱玛的“浪漫”：“一个浪漫的人，在精神上或感情上生活在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之中。这个人是深沉还是浅薄，取决于他（或她）心灵的素质。”警官娘子在镇上显赫的身世与她喜爱读小说、诗歌的做派无法抵消她心灵的粗鄙与浅陋。爱玛不是一个善于读书的人，警官娘子以《悲惨世界》代替杯垫的随意举动同样透露出她与阅读对象之间的隔膜。雨果创造的沙威投河自尽的细节以其心灵无法调和的冲突而震撼人心，警官娘子制造的裘德投河折射出的却是这个百无聊赖的女人残忍自私的本性。
　　小说的题目与正文中不断出现的哈代的诗篇、诗集、雨果的小说似乎都印证了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任何作品的本文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唯一有名字的主人公裘德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哈代的《无名的裘德》，该小说被人们称之为“失败者之歌”，它以悲怆的笔调叙述了乡村青年裘德一生在事业和爱情婚姻上的悲剧。哈代笔下的“裘德”构成了权聆小说中同名主人公的“前理解”：他也一样满怀理想来到“本镇”，即将与来自省城的另一个外来者、曾经患有抑郁症的女演员喜结连理，然而这纯真的爱情却敌不过警官娘子的恶毒播弄，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比“无名的裘德”更加悲惨、不幸。小说何尝不是借此象征了一切“没有秩序的世界”中的普遍法则：理想者即失败者。卡尔维诺在推崇现代小说的“轻逸”时谈到，正是外部世界的沉重、惰性和不透明性，需要文学在遭受痛苦与希望减轻痛苦这二者之间寻找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常数。不妨说，《哈代诗篇中的神秘终结》正是在沉重与轻盈、暧昧与透明、幽深与直接之间做出了大胆新颖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