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线，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以社会主义运动的动荡、分化、瓦解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为主要特点，后者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索为中心内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总体稳定，但仍然处于曲折探索之中，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各国仍然面临推进改革和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需要适应环境、调整政策，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要坚持政治主流地位，防止被边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度过苏东剧变
【基金项目】
：
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西方制度比较研究”（12azh003）.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线，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以社会主义运动的动荡、分化、瓦解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为主要特点，后者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索为中心内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总体稳定，但仍然处于曲折探索之中，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各国仍然面临推进改革和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需要适应环境、调整政策，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要坚持政治主流地位，防止被边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度过苏东剧变后最艰难的时光，稳住阵脚，走出低谷，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但距离复兴仍然是任重道远。要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复兴，仍然有许多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如何实现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为运动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导方针；如何发展壮大共产党的组织；如何形成强大的“合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其他文献
正确认识充满矛盾的现实中国的情势和走向，应将改革开放以来直至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呈现的主流趋向和多元表象置于全球人类文明进程的视野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的文明属性和发展前景做出客观、全面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正铸就着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时代征象，但也必须同时看到这种现实存在的不成熟性以及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交织并存与竞争的复杂性，其成长定型仍面，临特殊压力与严峻挑战。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党建理论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特色执政道路视阂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了初步探索，提出了在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为中国共产党特色执政道路服务。
中国共产党社会公正观的思想源头尽管是多方位的，但各个思想源头在该理论体系形成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全面继承了经典作家的社会公正属性论、社会公正制度论以及社会公正实现路径论，奠定了经典作家社会公正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社会公正观多个思想源头中的基础性地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公正观与经典作家社会公正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总结出来的一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根本的政治路线和重要的执政理念。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在整体上保持了高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每一个环节上都由其各自的内在规定性使其保持着体系内部的高度统一性。而作为一种政治输入与输出模式，它具有使执政党在整个政治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性地位，并保持着高度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等一系列鲜明的特点。
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色，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不能偏废。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之间关系的把握，却经历了五四运动前的分离、革命和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回归、“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位、改革开放后的又一次完美复归的历史过程。考察这一历史轨迹我们发现：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相互交织，使得人们在掌握、应用、发展它时，容易发生偏差和错位，往往强调其中一种特性而抹杀了其他特性，结果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性的空洞化或者意识形态性的过度政
乡镇作为我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担负着推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过多次乡镇体制改革，其中上世纪80年代的“简政放权”与近年的“强镇扩权”都是涉及县乡关系调整的重大改革。两次改革有同有异，相同点在于都是通过县权下放来对县乡关系进行重构；差异性则表现在放权背景、方式及归宿等诸多方面。通过对两次改革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是乡镇体制改革的原动力，乡镇体制必须与其相适应；重构县乡关系，推进纵向结构扁平化是未来乡镇改革的出路；要想减少放权改革的“钟摆效应”，必须不断提高放权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政府与社会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商会治理的转型为其中的重要表现。既有的双重管理体制引发一系列摩擦和冲突，不少地方尝试推进调适性的改革试点，最终由一元管理取代双重管理。“政府放权”、“商会自治”及“资源市场化配置”是制度变革的关键性因素。为此，政府应通过对商会活动的“事前预控”向“事后监督”转变、引入商会之间的竞争机制、促进政府与商会相互增权以及引导商会完善
在村庄范围内，农民以家户成为生产的主体，而家户与村庄的联结就成为村庄治理有效实现的基础。作为治理基础的村户制联结机制的塑造经历了传统“自由小农”基础上的文化联结、政治深嵌下的组织化联结和现代“自由小农”基础上的民主联结，但进入到后税费时代之后的村户制基础不仅因为市场力量的不断侵袭而松动，也因国家政策的转变而松弛，更因为民主机制的联结不仅没有锻造反而扭断了村庄治理的基础，在要继续推进现代化和乡村发展的趋势下，以村级产业发展为支点将是重塑村户制联结的有效机制之一。村级产业的发展让以家庭经济为本位的农民在村庄内
本文主要基于笔者同波兰学者格涅夫·维克多教授的交流和探讨，着重阐述1989年波兰国家性质的剧变及其影响、波兰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及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波兰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等问题，以期对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和现在有进一步了解，并借鉴其深刻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面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亚洲国家政府需从非结构路径提升自然灾害管理能力，实现“五个转变”，即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提升灾害预防能力；从灾后被动应对转向灾前积极准备，提升灾害预测、救援能力；从注重灾害本身的技术处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救助，增强人的抗灾能力；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全社会共同协作，提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能力；从政府“免责”转向承担灾害赔偿法律责任，提升依法防灾救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