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时最令我触目惊心瞠目结舌的案件，是普宁民警杀人案：七名民警擅自枪决四名无辜村民，事后谎称四人是歹徒，在逃跑时他们被迫开枪（见今年1月27日《广州日报 》、《羊城晚报》和《法制日报》）。对此案，秦朔已有深入分析。在此倒想谈谈两宗旧案。
　　一宗是张志新案。1979年首次披露此案的《一篇血写的报告》有个细节："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许多读者追问这句话的意思，《 光明日报》在以后的文章如实披露："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前些时候，《一篇血写的报告》的作者陈禹山透露隐情：张志新并非第一个临刑前被割喉管的人，而是第30多个！当时不少犯人临刑前或大声喊冤，或高呼口号，被认为影响极坏，辽宁公安局一名法医遂"发明"此"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并为主持辽宁党政军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同意（《南方周末 》 98、9、7）。
　　另一宗是王守信案。王据称贪污公款50 多万元，当时被视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
　　"，1980年2月8日在近5000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后被处决。最近，当年任《黑龙江日报 》摄影记者的李振盛，披露了处决的全过程，其中有这样的细节：在犯人绕场一周时，王面对数千群众，一边扭动着被捆在背后的双臂，一边向上蹦跳着高呼："我是无罪的！你们才有罪！""我要为真理而斗争！"一些法警当即上前"制止她叫喊"；当正式判决死刑后，王又立刻跳起高呼："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 ！我是为真理而死！""你们都是修正主义分子，我死也不服你们！……"法警再次上前制止她，两人在后将她重新勒紧，一人在前掐住她的喉咙，不让她喊出声音（《华夏》99、2）---一个贪污犯如此"理直气壮"地鸣冤叫屈，是否此案尚有权力和路线斗争的因素？这些目前还难以深究，姑且仍将她视为纯粹的贪污犯。
　　张志新与王守信完全是两种人：张是反"文革"的思想英雄，被追认为烈士；相反，王是坚决拥护"文革"的造反派，身负贪污犯的罪名。---可是，她们在临刑时都同样想作最后的呐喊，并且都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掐住王守信的喉咙，与割断张志新的喉管，岂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吗？张被割喉管的惨状披露以后，引起全民性的责难；但王守信呢？有谁同情她在人之将死时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
　　先照抄两段文字：
　　假如当初被割断喉管的30多人确实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抢劫犯和强奸犯，他们是否就该被割断喉管？……无论是割张志新的喉管还是割断杀人犯的喉管，其践踏法律、侮辱人格的性质是一致的。（伊甸《谁该割断喉管？》，《南方都市报》98、10、5）……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三联书店1997年版，Ｐ277）
　　对于王守信在刑场上的遭遇，这两段文字其实已是最好的批评。以下我只是再将此概括为两个层面的认识：
　　一、 从理论上说，好人有人权，坏人也有人权。法律的根本精神，在平等二字。法律应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对坏人也要与对好人一样"依法"处理，不能对好人就从宽从轻，对坏人就从严从重。张志新有高呼口号的权利，王守信何尝不应有"用语言表达真理"的自由？残忍之为残忍，最关键并不在于残忍所施行的对象，而就在于残忍的施行本身。割喉管之所以残忍，并不在于被割喉管的是张志新，而就在于割喉管这种手段本身，不论割谁的喉管，其残忍都是同样的。所以，割张志新喉管是暴行，扼住王守信的喉咙也同样反人道。
　　二、 二、从实践上看，只有能保护坏人的人权，才能真正保护好人的人权。如果能任意剥夺坏人和有罪者的人权，那么也就有可能将好人和无辜者当作坏人和有罪者，同样剥夺其人权。既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扼杀王守信（坏人）鸣冤的权利，那么也就同样会在黑狱中割断张志新（把好人当成坏人）的喉管---不能保护王守信的人权，也不可能保护张志新的人权！
　　三、 推而论之，如果可以滥杀坏人和有罪者，则同样可能滥杀好人和无辜者。普宁民警不正是将那4个无辜村民当作歹徒而"就地正法"的吗？可见只要是滥杀，就必然会滥杀无辜。此案最可怕的地方，还不是使无辜者受死这一结果，而是使无辜者受死的手段---未经审讯（连刑讯逼供也没有），未经判决，就地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