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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4年3月19日，“汉风墨韵——李可染暨‘彭城画派’美术作品晋京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是继2013年10月在江苏省美术馆成功举办“汉风墨韵——李可染暨‘彭城画派’书画作品展”基础上，中共徐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第二个大型展览。开幕式结束后，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地缘文化与中国现当代美术——汉风墨韵晋京展美术研讨会”就徐州与二十世纪美术及“彭城画派”展开了研讨这是第一次聚集了徐州籍艺术家的整体性展示，第一次实现了“走出去办展”的理念，第一次组织全国知名理论家、美术评论家与文化学者对当年徐州美术书法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梳理研究，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程大利（人民美术出版社原总编辑，著名画家理论家）：在文化史上有个规律，就是人文历史跟地域生态有关。就中国来说，北方和南方，不同的地域生态，必然会影响人文生态，影响到社会生态，影响到社会习惯、民风民俗的形成，乃至一个地域特征的形成。
徐州地处南北之间，是黄河流域，又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的江淮这么一块地方，它既有北方的那种宽博豪放的地域特点，又不乏南方那种温润、细腻的东西。这种地域特点影响到它的人文状况，徐州历史上出了很多名人，也出了很多的画家。画家的产生，跟一个地域的历史有关，跟人文历史有关。徐州是一个古城，从汉代，甚至汉代之前还留下了许多传说，地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两汉以来，留下了大量遗存，像汉画像石，还有大量的民间美术遗存，一直到当下，民间美术这条线就没有断过。比如说柳琴戏、梆子戏、泥娃娃、面人，其他地方有的徐州都有，而且还特别丰富，其它地方没有的徐州也有。徐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尤其在现代，它的地位日益显得突出，这种南北交流的优势，对当地艺术家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渊源，地域环境，地理优势，还有世世代代的文化遗存，是为什么徐州多产画家和艺术家的原因。
徐州这个地方整个审美的趋向是崇文尚武，这也是徐州人的性格特点。崇文的性格，来自它古老的悠久历史的文化；尚武，来自于这个地方的灾难，黄河十几次的改道，使这里的老百姓特别能够吃苦耐劳。跟江南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相比，条件比较艰苦。在向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也陶冶了这个地方的文化性格，就是坚韧，彪悍，但崇文是首先的。崇文尚武，能准确的概括徐州的文化传统。崇文就要读书，尚武使他骨子里有一种粗犷的彪悍，这是一种审美倾向，它不太喜欢甜腻的东西。徐州人的这种审美取向，从梆子戏、柳琴戏中可以看出来，从画像石里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徐州的画家普遍有种雄壮感。同时，徐州又是楚文化、吴文化的边缘，这种细腻的江南文化，这种柔美的、婉约的吴地文化对徐州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地方的画家南北画风兼并，审美眼界兼容。这一个特点，这也正是可染先生的画风，也是朱德群先生的画风。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画的代表，一个西画的代表。一批画家都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元素，这是徐州一个绘画整体的特点，一个共性的东西。
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中外美术史来看，一个画派的形成绝对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者说共同的模式。比如说安徽的“新安画派”，是地域性的；还有如“吴门画派”，是师承性的。近百年来徐州美术的精英人物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以这个为文脉构建当下的一个画派，作为画派的一个学理依据，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对于徐州打造“彭城画派”，我觉得第一有这个底蕴；第二，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徐州的文化源远流长，它有这个底气。汉唐雄风，徐州的艺术家和它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徐州的文化不是南方文人中的那种灵动那种内敛那种含蓄，它是张扬的、沉厚的、具有历史感的，这就是汉唐文化和两宋以后文化的重大区别。徐州的艺术家王子云、李可染、朱德群、朱丹，他们身上共同的东西就是来自徐州几千年传下来的那种血脉，就是深沉博大，以浑厚博大为基础。徐州这块土地产生的艺术家，具有可辨识性，从精神上、从观念上、从视觉语言上乃至人品上，都有一种可辨识度，你能感受到他背后那种浑厚的历史感，来自于地域的那种清新的气息。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著名美术评论家）：客观来讲，“彭城画派”是有它发展的依据。虽然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彭城画派”这样一个词。但是，至少在20世纪以来，徐州走出这么多画家，这些画家不管是从事中国画、油画、版画还是雕塑，还是水彩，但是他们的个性、风格，包括这些个性、风格的集群，如果做一些学术归纳的话，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的。这些共同的特征，我们暂且可以用“彭城画派”来概括它。除了“彭城画派”，还有其他地方提出来的一些画派，也是以前没有提出来的，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也提出了一些很严厉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古代没有出现的画派，并不一定就不存在，正是因为今天文化的发展，我们可能从全球的角度从全国的角度来显示地缘文化和这些画家共同构成的特征，这是我们今天的一种学术敏感性。所以，如何梳理从彭城走出来的画家，如何发掘这些画家中所共同体现出来的特征，我觉得这是我们学界的一个使命，也是时代给予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课题。就我个人的一些统计，在江苏画坛中，徐州籍的画家应该是在半数以上。为什么徐州能走出这么多的画家，别的地方没有呢？你也可以说，一个师傅出来以后，他带出来一群的徒弟，简单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从文化学、美术学的角度看，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话题，这次提出“彭城画派”，这是给我们美术界，至少是给我们学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我们可以对这个命题进行很好的讨论，进行很好的研究。所以我觉得“彭城画派”是我们当代艺术家对已有的美术史现象做出的直觉的判断和归纳。
李砚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过去的画派都是历史上自然而然形成的，我们现在反观“彭城画派”，它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从20世纪初算起，尤其是近现代的徐州画家在整个中国画坛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因此可以定义它为“彭城画派”。基于“彭城画派”的历史发展，它作为一个群体被艺术界所认知，人们认为这么一个群体都来自于徐州，于是便成为“彭城画派”，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回顾和总结。“彭城画派”作为一个画派在地域性上，它很有基础，很有说服力。画派有两个特性：第一是指它的地域性，这个地域性实际包含当地生活工作的艺术家群体，一方面是从这个地方出生、学习然后走出去的艺术家，而且这种艺术家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深受艺术精神的影响，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地域性来概括，在徐州这样一个地域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艺术群体，这就已经建立了“彭城画派”的基础；第二是风格特性，风格特性一方面是由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徐州画家人数众多，形成统一的风格还是不能用狭义的方法定义，我们理解画派的风格不是指个人的风格，也不是指所有画家都画一个样子，它实际上是这一内在性。从历史上来看，徐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重镇，是汉代艺术、汉画像艺术基地，它是既有地区特色又有艺术风格特性的阵地，用“汉唐雄风”来形容徐州是很确切的。像刘邦的《大风歌》，那种气势实际上就代表了徐州这个地域的一种内涵、文化和精神，同样也是徐州艺术——“彭城画派”的一种精神。我们可以将“彭城画派”与南京的、苏州的、海派或者广东的画派相比较，“彭城画派”肯定是以雄壮、浑厚的气势和内在性取胜。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提起徐州，人们首先印象是军家必争之地，原因是南北东西的交通要塞。徐州又被称为“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封建社会2000多年，有近800年历史的皇帝是徐州人（及其后裔）做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徐州沛县人，两汉427年当然都是他的后代做皇帝；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史·本纪》第一句话“姓朱氏，先世家沛”。朱元璋打天下时，也时时以他的老乡刘邦为楷模。明代277年，加上南明王朝也300年左右，还有把晋灭掉建宋（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把唐灭掉而建梁的朱温，还有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南唐的皇帝李昇、李璟、李煜等，都是徐州人。尤其是楚汉相争时刘邦、项羽、韩信、萧何、张良、周勃、樊哙等等，全是徐州人。所以《宋书》有云：“英贤起于徐沛，茂异出于荆宛。”湖南的刘少奇（曾任国家主席）故居中，其堂屋祖牌位上书“彭城刘氏”。
清朝之后，这里又出艺术家，这里只说近代的。李可染是一代山水画宗师，无人不知，其实还有近代美术先驱王子云，法兰西第一个华人艺术院士朱德群，雕塑大师刘开渠，水彩画大师王肇民，大书法家张伯英，文艺理论家、美术活动家朱丹，国画及木刻家王青芳，皆一代精英。清末民初年活跃于徐州地区的书画家还有苗聚五、李兰阶、李兰、钱食芝、阎咏伯、萧龙士、王琴舫、王继述、王寄舟等，皆名震一时。齐白石自传中也说自己祖籍江苏徐州，今徐州能画而有名者，何止千百。
徐州在文化史上，地属北方，然而又是北方中的南方，北方有大气、雄浑之气，南方有秀气、灵淑之气，南北气聚于此，故帝王、宰相、文臣、武将、艺文之士皆能应运而生。不久，还将会有巨匠、宗师之出现，这是无疑的，这也是徐州的优越之地气所至。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华书画家》主编）：培树“彭城画派”，“培树”这个词用起来比较确切，培树是一种发展的眼光。我认为“彭城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并不是一个有定评的画派，像明代的“吴门画派”，甚至像现代的“岭南画派”“海派”那样。它不是已经有定评的、定论的。所以我说，这个“彭城画派”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它是在发展中的画派。从徐州的文化建设来讲，建设“文化强市”，从这个战略角度，培树“彭城画派”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可以推动徐州地区书画艺术的良性发展，起一个引导作用。从此次出版的这本画册上看到的徐州籍艺术家还有徐州本土艺术家群体，从他们创作的整体趋向来看，我个人认为就大的范围来讲，它更接近“北派”。我说的“南派、北派”，不是董其昌的“南北宗”，我是说大的山水画派或者人物画派，它更接近于北派。这可能跟徐州的地域、环境、历史传统都有关系。因为毕竟它是汉文化的发祥地，可以说是“发大汉之先声”。徐州和现在与同属于江苏省的南京、苏州不太一样，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如果说“彭城画派”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和“金陵画派”“新吴门画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再一点，我想“彭城画派”要传承传统，主要不是技法传承，而是精神传承。徐州籍的艺术大家，这本书里列举了八个，他们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品格都需要传承。同时，还应该特别关注徐州人的当代生活。既然我们是发展中的画派，就应该从当代徐州人的生活当中来发掘创作题材，表现当代徐州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当代精神更重要，不亚于我们对传统的传承。因为一个画派要真正能够在美术史上站住脚，必定有自己的时代的特色。
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徐州出了这么多美术方面的大师名家，确实让人感到很吃惊，徐州地方政府投入财力和人力做这个展览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文化资源，像徐州有这么好的艺术资源，如果得到很好的开发，对提升徐州的文化、城市形象是很有必要的。像李可染、朱德群和王肇民的作品，它不仅是徐州的而且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为它里面融合了很多西方的因素。徐州有这么多艺术大师名家，缺少的是对徐州艺术大师来龙去脉的个案整理和研究。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整理，做一个专题性的研究或者展览，有系统的针对性地收藏一部分作品作为常年陈设的展览，这样到徐州来看就会了解到徐州艺术发展的脉络，也会提升徐州城市文化的形象。
赵力忠（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著名美术理论家）说到中国美术史，江苏和浙江这都是美术重镇，徐州是研究美术史不可忽略的一个地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近百年美术史上好多大人物、大家，都是从徐州培育出来的，都是在徐州这块沃土成长起来的，比如我们最近搞的这个展览，文献介绍的“八大家”，像朱德群这些人，这是在海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像李可染这些人，这都是中国百年美术顶尖人物，是国际性的，属于代表国家美术形象的人物。这些人直接带动了中国百年美术的发展。从这一百多年的现象来看，徐州确确实实做到了为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基地作用，它输送了这么多人，一代一代又一代。现在睢宁在少儿美术教育方面是全国做的最好的，它专门有一个机构，有编制有人员管理。别的少儿美术要不就是归在文化馆，要么现在都是走市场了，成了幼儿园什么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唯独睢宁有那么几个人专门做少儿美术的。有人说，少儿美术是不是就是培养出几个画家。我说，它首先提高人的审美，提高人的修养，其次才是出专业美术工作者，再其次，最后才是出小家、中家、大家，它是这样的，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素养教育，这些也应该算是徐州美术的一个特殊基底。
刘墨（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后）：徐州从地理上来讲，是一个概念；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来讲，是一个概念；从交通或者从战争的角度来讲又是一个概念。徐州是汉文化的发源地，刘邦就是徐州人。如果今天说徐州是汉文化的起点，那么可能会有人反对，因为在今天的徐州已经找不到这么多所谓的起点。首先让人们从艺术的角度，或者从绘画、书法的角度，来重新发现徐州，来重新给徐州作一个更好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李可染、王子云、朱德群、王肇民是徐州人，当你把这些徐州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确是和浙江人、上海人、湖北人，和广东人不一样。就他们的品格大致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格调都很重，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有一种厚重，甚至有一种质朴，而很质朴的一面这应该是汉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 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著名美术理论家）：徐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五省通衢，是一个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南北交汇之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资源，生成了这么多的艺术家。我想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么多大师级的人物在徐州生活，在这从艺，徐州作为中国的一片很重要的艺术热土，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这些艺术家还是不同门类的，张伯英先生是书法家，李可染先生是国画家，虽然李可染先生早年是学油画的，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两位很重要的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和王子云先生，总体看来徐州这片地方它是非常有艺术气质的一块土地。
现在的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它还是需要一个本体的成熟的过程。当然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概念去推动工作，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具体要办的事情是需要专家、学者来做的，你才能支撑起这个画派。比如说对于徐州美术的传承的研究等等。还有就是如何利用这些艺术大师的资源来滋养这片艺术土地，要回养它。他们有些人是走出去了，比如朱德群他跑的最远，跑到了法国，但是我们如何利用资源来使徐州的青年的一代对这片土地的艺术有一种自豪感，让他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然后从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一些关于艺术的规律和人生态度。我想“彭城画派”的概念或者徐州艺术的这样一种风范，要进行一种深入人心的宣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金陵画派”，我不用说就知道是哪些人，“岭南画派”是什么时期哪些人，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最后是要进入一个美术史的判定。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把时间拉得长一点，心态放的平稳一点去对待。
言恭达（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徐州是一个文化城市，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这种积淀代代都出来大批的画家。这些画家不仅是在技艺方面，在自我修养和文化熏陶上都有独特的魅力，这是徐州所给予的特色和文化特质。从走出去的画家和现今还生活在徐州的画家来看，他们身上都有相似的特质，主要从三个方面讲，一是他们的风格特质很雄浑很大气，这是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因为徐州结合了南方的细腻文化，又有自己大气的风格，在“彭城画派”体现得很充分；二是把艺术还原于文化，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比如汉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且能用到这些特质，汉画像石馆的作品让我们震惊，这是引领徐州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特质；三是“彭城画派”始终有着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把汉文化融化在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画家们把自己生活的文化环境与徐州的历史文化积淀结合并进行创新，最终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所以创作出了很出色的作品。不管是什么艺术题材，书法绘画诗歌等等，文化创造始终是文化发展的主题，这种深厚的汉文化积淀，不由得让我们考虑我们这代人能给这个时代创造带来什么样的作品，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彭城画派”这些大师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当时在选江苏省60位有突出代表性的书画家时，徐州就占13位，这很了不起的。这个群体反映了他们的艺术的创作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一批徐州书画家，在大大小小的展览中有杰出表现。这群艺术家的质量和数量非常突出，比有些大城市还厉害，所以我很看好这样的前景，在前辈大师的带领下，这些优秀的中青年书画家不断努力与创新，相信他们会带来让我们为之震惊的表现，也为我们的艺术活动注入活力，对“彭城画派”来讲这是很大的期待。“彭城画派”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不仅对徐州的文化注入新的活力，甚至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都带来了改变，同时也有对当下的艺术文化的引领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田秉锷（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实际上，“彭城画派”的提出有20多年了。最早的时候，也开过会，出过书，徐州市的领导也给予一定的支持。去年，徐州市文联又重新打出“彭城画派”“彭城书派”的旗帜，对此，徐州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当时，在南京搞了展览；今年，又要在北京展示“彭城画派”的实力。政府关注是个正能量，我认为“彭城画派”的提出，是件好事，而且正是时候。当然我们绝对不能用过去的“书派”、“画派”来衡量当下的“彭城画派”。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也不尽相同，画派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演变出新的模式。
近百年时间，徐州出了八个影响中国、也影响了世界的艺术家，如李可染、王子云、朱德群、刘开渠等先生。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在文化转型阶段实行对接最好的例证，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的传承中间寻找他们成功的秘诀。他们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外国的文化辐射，但传统是他们的“根”，中国根基，世界胸怀，全球眼光，实现了中西合璧的完美过渡。他们生活的时代，没有意识形态强加，没有人说这是不能学的，这是崇洋媚外的。我理解的是，这些先生像无缝对接一样，完成了“中学”对“西学”的兼容。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像谜一样神秘：即为什么徐州这个群体成功了？
这应该和徐州这个空间有关系。徐州这块土地有山有水，得天独厚。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化是河流文化，黄河，长江，淮河都是摇篮。其中有一条河流，从泗水县发源，西出曲阜、南走济宁、沛县、徐州、邳州、睢宁，一直流入淮河，这条河就是“泗水”。泗水在徐州文化史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四条大河（四渎：江、河、淮、济），泗水就天然地沟通了三条。再加一条“汴水”“汴泗交流”的“金三角”地位，造就了徐州的通达天下。可以想像一下三四千年、或五六千年前的徐州及徐州人，他们从来都和外部世界密切联系着。不是说徐州人他自己想有气度，这个交通优势，就让徐州人不再闭塞。回头讲徐州的八位艺术大家，在民国时代，他们走出徐州，此后有的又走出国门。他们达到了“国家层次”和“超国家层次”。因为那时相当闭塞，谁能得风气之先，谁就可能成为第一批的探路者和实践者。刘开渠先生搞雕塑，那应该是旧雕塑向新雕塑的过渡，他是个开创人物。李可染先生的绘画，超越明清山水而为祖国山河立传，笔墨和意度都变化了。朱德群先生的画，形质俱变，由具象到抽象，含不尽之意。王子云先生对画论、画史的把握，卓然一家。所以，在全民族闭塞的时候，他们先醒，先行，自然也就先成。别人呢，后醒、后学，自然就后成。他们是老师，别人是学生。这是个人宿命，也是时代大命。所以，一直到现在，徐州的书家画家还在享受这些先生们的文化遗产。 李可染先生在徐州教过学生，但他教学生主要在中央美院。但这并不妨碍徐州人以他为荣，以他的画风、他的做人为表率，来涵养自己的艺术。文化的传承不需要课本，不需要手把手，只要我们想学，就可以感应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现当代的徐州书家、画家是很幸运、很幸福的。我们有一批大家前辈，应该说这些人是“彭城画派”“彭城书派”的奠基人物，开山人物，即开宗立派的人物。虽然没有发表宣言，但是他们都应该被徐州后来者所敬仰，而且从心里感激他们，这一点很重要。
宋玉麟（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徐州这个地方，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艺术在全国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画像石，我去参观过，画像石实际上不比兵马俑差，非常雄伟，而且精细，变化也多，看了以后，觉得古代的文明是非常震撼人的。从美术这个大的角度来讲，应该说徐州是一个非同一股的地方。从江苏美术的角度讲，苏州徐州，一南一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苏州的美术创作，在江苏举足轻重，徐州的美术也是一样。整个徐州的美术是均衡发展的，书法，绘画，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还有美术理论，这个在我们江苏省是非常突出的，能和它媲美的也就是苏州。去年徐州市委市政府推出了一个叫“汉风墨韵”的展览活动，打出“彭城画派”，我认为是非常适时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这对今后徐州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彭城画派”的领袖是李可染大师。可染先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前段日子我去北京美术馆看李先生的展览。说句老实话，我们在欣赏之外往往带着一种挑剔的眼光，就想找毛病，你这个作品中有什么问题，展出的大量的都是山水画，我们也是画山水的，但实际上我们找不出什么毛病，无懈可击，画得非常结实、密不透风，无论是边边角角到中心，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用我们的眼光，挑剔的眼光去找岔子这样一种态度，都找不到。所以从心底里佩服老人家对艺术的严谨，其作品的感染力，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也是后人取之不尽的源泉。由他当“彭城画派”的领袖，这是非常好的，有利于这个画派的发展和对外宣传。通过市委市政府的一种努力，能够把徐州的美术，各个品种，通过“彭城画派”这样一个命题，对今后徐州的美术创作有更大的裨益。
高云（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著名画家）：一个画派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古代的画派从来不是先叫画派，而是先几个人画画，慢慢地被后来人称为画派。现在情况不一样，画派的形成也就不同，不是一种模式，说画派一定是在事后形成的，未必。有意的形成也是可以的。
徐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九朝帝王徐州籍，一个地方出9位帝王，还不止，有13个。汉代的刘邦、东吴的孙权、明朝的朱元璋等等。其实徐州的美术发展也是十分了得的，从中国美术史角度看，汉美术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徐州又出现几个大师级人物，包括李可染，刘开渠等等。特别今天仍有许多徐州籍的画家活跃在全国各地，也十分有影响，都是大家，如喻继高、张立辰、程大利、赵绪成、贺成、李小可等等。徐州能出这么多画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人文环境，当然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从自然环境而言，徐州的地理位置特别突出，自古以来，徐州都是交通枢纽地区，现在还是第二大铁路枢纽地带，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得徐州南接吴文化，北连齐鲁文化，西通中原文化。这种文化的交融，使徐州这个地方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大气的人文环境。而这种人文环境，我认为对一个人才的成长是极其有利的。
在这种情形下，徐州市委市政府提出构建“彭城画派”是有根据的，因为它凭借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众多的艺术家，为“彭城画派”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我认为今天提出构建“彭城画派”，对徐州来说可谓正当其时。一方面，我们看徐州美术的发展，从汉画像石到众多美术家的出现，再到今天画派的构建成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甚至有个因果关系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当下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各地都在纷纷地发展建设文化，其中画派的打造、构建是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比如苏州提出构建“新吴门画派”，无锡提出打造“太湖画派”，以及扬州的“扬州画派”，镇江的“镇江画派”等等。所以我认为徐州提出培树“彭城画派”，不仅有基础，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轨迹和发展必然，同时也是很必要的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手段。此外我还认为构建“彭城画派”也是彰显徐州汉文化的重要举措。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就江苏文化形态而言叫“吴韵汉风”，以此来概括江苏的整体文化。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使得“吴韵”深远，而“汉风”不彰。所以今天提出构建“彭城画派”，足见徐州市委政府彰显汉文化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徐州文化人的智慧和一份责任担当。我想随着“彭城画派”的成立和构建，一定会对汉文化的彰显有促进作用。当然一个画派的构建以及最终得到承认，它有许多学术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希望徐州的同志们加倍努力，持之以恒，把“彭城画派”办成，办好，也祝愿“彭城画派”立得住，叫得响，影响大，社会效益好。
赵绪成（江苏省国画院名誉院长，著名画家）打出“彭城画派”的旗号，我认为很好。所谓“彭城画派”，它的灵魂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把李可染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精神作为“彭城画派”的灵魂。因为徐州这么多年来，也是因为徐州这块土地，也是因为北京有李可染，南京也有几位全国影响力的艺术家，所以大家才想到打一个“彭城画派”的旗号。我认为“彭城画派”不应该局限于在徐州的发展，首先要包括李可染，他应该是我们“彭城画派”的灵魂，没有李可染就没有“彭城画派”，我觉得应该要把这种思想观念亮出来。那么李可染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既尊重传统又尊重时代，既尊重中国也尊重西方，把这几者有机地结合，才创造出一个李可染图式。和几位大师一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创造。我们看李可染先生的画那就是他自己独创的，他拜了两个人为师，黄宾虹好齐白石，但同时他又向大自然去索取，所以他和齐白石不一样，也和黄宾虹不一样，学他们但不和他们一样，这才是李可染。 所以我觉得“彭城画派”要打的旗号，第一个就是要创新，抄袭不是派，模仿不是派；第二个，创新是要往深挖的，深处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要有独特的追求，没有独特的追求怎么可能有深刻的东西，这是所有将来能在美术史上作出贡献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的第一素质，所以我觉得“彭城画派”的灵魂就是要有独特的建树；我们“彭城画派”要想有所发展，还要在思维观念上有所开拓，还要再深入，还要在实践当中开拓深入，作为“彭城画派”来讲，这是思想。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领导要有思想，这方面要下下工夫，没有思想，画派是立不起来的。
李建国（江苏省油画学会副主席，《画刊》原主编）1975年我从东北回来，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人在画画，他们从南艺或南师毕业回来，在文化馆里，当时方冰山还在徐州。那时省里对徐州这边的油画不够重视，他们认为徐州水平不算好。比如说，到省里展刷下去了，全国展选不上，但是我们觉得自己还是有底气的，创作了一批作品去参加全国美展，扎扎实实的很大气很阳光的画。后来这些人连续画了很多画，全国美展第六届还有第七届都入选了，而且还获奖了。李广才有一张画就是在全国青年美展获二等奖。大约在1982年前后，徐州的油画引起了省里面的重视，那时徐州的油画在全省首屈一指，我们终于有了成绩，经过那段努力逐渐形成气候。我还记得省美术馆馆长徐天敏在全国美展选画时说徐州的画来了，大家好好看看，不错，好好选选。唯一的不满是太大了，每次往北京运大箱子，很费劲。
在这之前，应该说整个江苏的油画，显得很柔弱，也可能是要体现江南的意象，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他们参加全国美展的画也不大，但徐州的画就有点北方人的气质，送去的画都很大，充满了一种阳光的感觉，让他们耳目一新。那时候，像陈少立、李广才等一些人引起了他们的重视，那时确实带动了徐州油画的发展。
徐州油画家创作多为现实性题材，尤其喜欢画徐州本土的现实题材，有一种乡土气息，很浓。我们的素材基本上都是农民，比较注重徐州周边农民的形象。比如我经常到邳县，那边的农民很朴实，形象很入画。那个手都像树皮一样，我很喜欢他们的形象，不光是形象，肢体语言，包括服装，冬天都穿很旧的棉袍，腰里扎一根带子。我们那时的创作基本都是这个题材。我记得我画的《战友们》，一群老农民老干部在烈士墓前照相，那张画入选了第六届全国美展。苏北农民形象生动接近山东，那时苏北地区人民很贫困落后，但是他们却很真诚、朴实、憨厚。画出来后，是一种大气，很阳光，给人的感觉是通透，敞亮，看了之后给人一种振奋、向上的力量，我们是把握了这一点。这可能也是徐州油画的特点吧。
陈云岗（中国国家画院雕塑院执行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徐州自古就是艺术之乡。仅楚汉时期留下的墓葬中的雕刻以及大量的画像石艺术，即在中国的美术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在风格上既不同于山东武梁祠，也不同于河南南阳，而是粗放中有细腻，浑厚中有微巧的风格，说明古彭（今徐州）之地生活的先民们具有着独立一格的精神。
徐州自古是开创历史人物和孕育文化名人之乡。刘邦、项羽起事于此，最终建立大汉王朝。而黄石公授兵书与张良的历史佳话，也传诵至今。这其中的养育于斯而关注天下的基因，也同样传递到了近百年来的雕塑人身上。近一个世纪来，由古彭大地上走出的雕塑家、美术教育家等即有多位，如王子云、刘开渠二位先生不仅是现代中国美术最早的参与者，也是中国现代雕塑教育的学习者、研究者与领导者。王子云、刘开渠二位先生不仅先后留学欧洲研习雕塑，更有王子云先生领导的中国“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的组建与考察，为抗战时期唤起民族文化自信与保护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艺术立下了卓著功勋。而他的《中国雕塑艺术史》，更是中国雕塑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刘开渠先生也以他的著名作品，以及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的领导与创作，使他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从徐州产生的雕塑家还有一生专注于从民间泥塑汲取风韵的郑于鹤先生，他的作品也是清新可爱、意趣十足。此外，徐州邳县人的陈天，早年（1946年）即随其绘画老师，对新疆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与临摹，后于1948年考入中央美院雕塑专业，师从徐悲鸿、滑田友等大师学习。后随滑田友先生一道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组的活动，之后赴西安美院任教。“文革”期间，陈天回到原籍邳县，以巨大的热情与精力，在邳县创办了工艺美术厂，并为培养相关人才、推广产品，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艰辛奔波。至今，邳县从事玉雕行业者人数多达数万人。
新时期以来，徐州也广纳延揽雕塑人才，以徐州美术家协会、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徐州群众艺术馆等机构为学术依托，更多青年雕塑工作者也来到徐州这片热土之上，开创他们的艺术事业；而以李本华、朱勇前、蔡增斌等为代表的徐州本土派艺术家，则以长期的坚持与不断的创作，成为徐州当下美术事业中雕塑家的代表人物。
汤珂（文化学者）：实际上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就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而汉文化对整个亚洲汉字圈的影响都更大，亚洲其它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归属，实际上都是归于这个基础。
从美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宋元以后是不匮乏的，而对于更为高古的晋唐、乃至于两汉，这一段我们是十分缺乏的。所以说彭城绘画学术系统的提出，它不光具有绘画表现本身的意义，在美术理论的拓展上，还能引发我们向着艺术一步步发生的源头去推进、去探索，这个意义对整个中国美术系统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从这些发生在汉画像石上的实物资料，就能看到写实与写意的兼有，抽象与具象的兼备，那种平面构成的中国画程式语言，这种视觉效果，恰恰是中西方当代艺术表现所趋向的一种效果。所以说，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这种中国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究，是不是能够对中国绘画向当代画转型，提供一种参考？一种会意？
徐州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地，这是由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我曾看到过秦典《世本》上的一段话：“涿鹿在彭城之南，黄帝都之。”这就意味着早在五千年之前，它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周边文化通道和族群交集中心，而我在实际的田野考察中，也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早在六千年前的祭祀性文化遗址。而后来的两汉画像石艺术，可以清晰见到古罗马雕塑的立体主义，也可以看到西亚诸邦的艺术装置风格。再看近代的美术现象：南有金陵画宗，北有彭城画学，这是近两百多年来，自然形成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主流美术格局，也唯独“彭城”更受高古艺术风格的影响，还兼具南秀北雄的独有风骨，这和其它地区是截然不同的，也是南北文化、古今传统的影响下的必然。
（文字整理：陈宇）
程大利（人民美术出版社原总编辑，著名画家理论家）：在文化史上有个规律，就是人文历史跟地域生态有关。就中国来说，北方和南方，不同的地域生态，必然会影响人文生态，影响到社会生态，影响到社会习惯、民风民俗的形成，乃至一个地域特征的形成。
徐州地处南北之间，是黄河流域，又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的江淮这么一块地方，它既有北方的那种宽博豪放的地域特点，又不乏南方那种温润、细腻的东西。这种地域特点影响到它的人文状况，徐州历史上出了很多名人，也出了很多的画家。画家的产生，跟一个地域的历史有关，跟人文历史有关。徐州是一个古城，从汉代，甚至汉代之前还留下了许多传说，地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两汉以来，留下了大量遗存，像汉画像石，还有大量的民间美术遗存，一直到当下，民间美术这条线就没有断过。比如说柳琴戏、梆子戏、泥娃娃、面人，其他地方有的徐州都有，而且还特别丰富，其它地方没有的徐州也有。徐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尤其在现代，它的地位日益显得突出，这种南北交流的优势，对当地艺术家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渊源，地域环境，地理优势，还有世世代代的文化遗存，是为什么徐州多产画家和艺术家的原因。
徐州这个地方整个审美的趋向是崇文尚武，这也是徐州人的性格特点。崇文的性格，来自它古老的悠久历史的文化；尚武，来自于这个地方的灾难，黄河十几次的改道，使这里的老百姓特别能够吃苦耐劳。跟江南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相比，条件比较艰苦。在向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也陶冶了这个地方的文化性格，就是坚韧，彪悍，但崇文是首先的。崇文尚武，能准确的概括徐州的文化传统。崇文就要读书，尚武使他骨子里有一种粗犷的彪悍，这是一种审美倾向，它不太喜欢甜腻的东西。徐州人的这种审美取向，从梆子戏、柳琴戏中可以看出来，从画像石里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徐州的画家普遍有种雄壮感。同时，徐州又是楚文化、吴文化的边缘，这种细腻的江南文化，这种柔美的、婉约的吴地文化对徐州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地方的画家南北画风兼并，审美眼界兼容。这一个特点，这也正是可染先生的画风，也是朱德群先生的画风。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画的代表，一个西画的代表。一批画家都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元素，这是徐州一个绘画整体的特点，一个共性的东西。
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中外美术史来看，一个画派的形成绝对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者说共同的模式。比如说安徽的“新安画派”，是地域性的；还有如“吴门画派”，是师承性的。近百年来徐州美术的精英人物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以这个为文脉构建当下的一个画派，作为画派的一个学理依据，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对于徐州打造“彭城画派”，我觉得第一有这个底蕴；第二，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徐州的文化源远流长，它有这个底气。汉唐雄风，徐州的艺术家和它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徐州的文化不是南方文人中的那种灵动那种内敛那种含蓄，它是张扬的、沉厚的、具有历史感的，这就是汉唐文化和两宋以后文化的重大区别。徐州的艺术家王子云、李可染、朱德群、朱丹，他们身上共同的东西就是来自徐州几千年传下来的那种血脉，就是深沉博大，以浑厚博大为基础。徐州这块土地产生的艺术家，具有可辨识性，从精神上、从观念上、从视觉语言上乃至人品上，都有一种可辨识度，你能感受到他背后那种浑厚的历史感，来自于地域的那种清新的气息。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著名美术评论家）：客观来讲，“彭城画派”是有它发展的依据。虽然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彭城画派”这样一个词。但是，至少在20世纪以来，徐州走出这么多画家，这些画家不管是从事中国画、油画、版画还是雕塑，还是水彩，但是他们的个性、风格，包括这些个性、风格的集群，如果做一些学术归纳的话，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的。这些共同的特征，我们暂且可以用“彭城画派”来概括它。除了“彭城画派”，还有其他地方提出来的一些画派，也是以前没有提出来的，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也提出了一些很严厉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古代没有出现的画派，并不一定就不存在，正是因为今天文化的发展，我们可能从全球的角度从全国的角度来显示地缘文化和这些画家共同构成的特征，这是我们今天的一种学术敏感性。所以，如何梳理从彭城走出来的画家，如何发掘这些画家中所共同体现出来的特征，我觉得这是我们学界的一个使命，也是时代给予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课题。就我个人的一些统计，在江苏画坛中，徐州籍的画家应该是在半数以上。为什么徐州能走出这么多的画家，别的地方没有呢？你也可以说，一个师傅出来以后，他带出来一群的徒弟，简单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从文化学、美术学的角度看，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话题，这次提出“彭城画派”，这是给我们美术界，至少是给我们学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我们可以对这个命题进行很好的讨论，进行很好的研究。所以我觉得“彭城画派”是我们当代艺术家对已有的美术史现象做出的直觉的判断和归纳。
李砚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过去的画派都是历史上自然而然形成的，我们现在反观“彭城画派”，它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从20世纪初算起，尤其是近现代的徐州画家在整个中国画坛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因此可以定义它为“彭城画派”。基于“彭城画派”的历史发展，它作为一个群体被艺术界所认知，人们认为这么一个群体都来自于徐州，于是便成为“彭城画派”，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回顾和总结。“彭城画派”作为一个画派在地域性上，它很有基础，很有说服力。画派有两个特性：第一是指它的地域性，这个地域性实际包含当地生活工作的艺术家群体，一方面是从这个地方出生、学习然后走出去的艺术家，而且这种艺术家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深受艺术精神的影响，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地域性来概括，在徐州这样一个地域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艺术群体，这就已经建立了“彭城画派”的基础；第二是风格特性，风格特性一方面是由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徐州画家人数众多，形成统一的风格还是不能用狭义的方法定义，我们理解画派的风格不是指个人的风格，也不是指所有画家都画一个样子，它实际上是这一内在性。从历史上来看，徐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重镇，是汉代艺术、汉画像艺术基地，它是既有地区特色又有艺术风格特性的阵地，用“汉唐雄风”来形容徐州是很确切的。像刘邦的《大风歌》，那种气势实际上就代表了徐州这个地域的一种内涵、文化和精神，同样也是徐州艺术——“彭城画派”的一种精神。我们可以将“彭城画派”与南京的、苏州的、海派或者广东的画派相比较，“彭城画派”肯定是以雄壮、浑厚的气势和内在性取胜。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提起徐州，人们首先印象是军家必争之地，原因是南北东西的交通要塞。徐州又被称为“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封建社会2000多年，有近800年历史的皇帝是徐州人（及其后裔）做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徐州沛县人，两汉427年当然都是他的后代做皇帝；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史·本纪》第一句话“姓朱氏，先世家沛”。朱元璋打天下时，也时时以他的老乡刘邦为楷模。明代277年，加上南明王朝也300年左右，还有把晋灭掉建宋（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把唐灭掉而建梁的朱温，还有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南唐的皇帝李昇、李璟、李煜等，都是徐州人。尤其是楚汉相争时刘邦、项羽、韩信、萧何、张良、周勃、樊哙等等，全是徐州人。所以《宋书》有云：“英贤起于徐沛，茂异出于荆宛。”湖南的刘少奇（曾任国家主席）故居中，其堂屋祖牌位上书“彭城刘氏”。
清朝之后，这里又出艺术家，这里只说近代的。李可染是一代山水画宗师，无人不知，其实还有近代美术先驱王子云，法兰西第一个华人艺术院士朱德群，雕塑大师刘开渠，水彩画大师王肇民，大书法家张伯英，文艺理论家、美术活动家朱丹，国画及木刻家王青芳，皆一代精英。清末民初年活跃于徐州地区的书画家还有苗聚五、李兰阶、李兰、钱食芝、阎咏伯、萧龙士、王琴舫、王继述、王寄舟等，皆名震一时。齐白石自传中也说自己祖籍江苏徐州，今徐州能画而有名者，何止千百。
徐州在文化史上，地属北方，然而又是北方中的南方，北方有大气、雄浑之气，南方有秀气、灵淑之气，南北气聚于此，故帝王、宰相、文臣、武将、艺文之士皆能应运而生。不久，还将会有巨匠、宗师之出现，这是无疑的，这也是徐州的优越之地气所至。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华书画家》主编）：培树“彭城画派”，“培树”这个词用起来比较确切，培树是一种发展的眼光。我认为“彭城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并不是一个有定评的画派，像明代的“吴门画派”，甚至像现代的“岭南画派”“海派”那样。它不是已经有定评的、定论的。所以我说，这个“彭城画派”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它是在发展中的画派。从徐州的文化建设来讲，建设“文化强市”，从这个战略角度，培树“彭城画派”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可以推动徐州地区书画艺术的良性发展，起一个引导作用。从此次出版的这本画册上看到的徐州籍艺术家还有徐州本土艺术家群体，从他们创作的整体趋向来看，我个人认为就大的范围来讲，它更接近“北派”。我说的“南派、北派”，不是董其昌的“南北宗”，我是说大的山水画派或者人物画派，它更接近于北派。这可能跟徐州的地域、环境、历史传统都有关系。因为毕竟它是汉文化的发祥地，可以说是“发大汉之先声”。徐州和现在与同属于江苏省的南京、苏州不太一样，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如果说“彭城画派”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和“金陵画派”“新吴门画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再一点，我想“彭城画派”要传承传统，主要不是技法传承，而是精神传承。徐州籍的艺术大家，这本书里列举了八个，他们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品格都需要传承。同时，还应该特别关注徐州人的当代生活。既然我们是发展中的画派，就应该从当代徐州人的生活当中来发掘创作题材，表现当代徐州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当代精神更重要，不亚于我们对传统的传承。因为一个画派要真正能够在美术史上站住脚，必定有自己的时代的特色。
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徐州出了这么多美术方面的大师名家，确实让人感到很吃惊，徐州地方政府投入财力和人力做这个展览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文化资源，像徐州有这么好的艺术资源，如果得到很好的开发，对提升徐州的文化、城市形象是很有必要的。像李可染、朱德群和王肇民的作品，它不仅是徐州的而且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为它里面融合了很多西方的因素。徐州有这么多艺术大师名家，缺少的是对徐州艺术大师来龙去脉的个案整理和研究。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整理，做一个专题性的研究或者展览，有系统的针对性地收藏一部分作品作为常年陈设的展览，这样到徐州来看就会了解到徐州艺术发展的脉络，也会提升徐州城市文化的形象。
赵力忠（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著名美术理论家）说到中国美术史，江苏和浙江这都是美术重镇，徐州是研究美术史不可忽略的一个地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近百年美术史上好多大人物、大家，都是从徐州培育出来的，都是在徐州这块沃土成长起来的，比如我们最近搞的这个展览，文献介绍的“八大家”，像朱德群这些人，这是在海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像李可染这些人，这都是中国百年美术顶尖人物，是国际性的，属于代表国家美术形象的人物。这些人直接带动了中国百年美术的发展。从这一百多年的现象来看，徐州确确实实做到了为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基地作用，它输送了这么多人，一代一代又一代。现在睢宁在少儿美术教育方面是全国做的最好的，它专门有一个机构，有编制有人员管理。别的少儿美术要不就是归在文化馆，要么现在都是走市场了，成了幼儿园什么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唯独睢宁有那么几个人专门做少儿美术的。有人说，少儿美术是不是就是培养出几个画家。我说，它首先提高人的审美，提高人的修养，其次才是出专业美术工作者，再其次，最后才是出小家、中家、大家，它是这样的，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素养教育，这些也应该算是徐州美术的一个特殊基底。
刘墨（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后）：徐州从地理上来讲，是一个概念；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来讲，是一个概念；从交通或者从战争的角度来讲又是一个概念。徐州是汉文化的发源地，刘邦就是徐州人。如果今天说徐州是汉文化的起点，那么可能会有人反对，因为在今天的徐州已经找不到这么多所谓的起点。首先让人们从艺术的角度，或者从绘画、书法的角度，来重新发现徐州，来重新给徐州作一个更好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李可染、王子云、朱德群、王肇民是徐州人，当你把这些徐州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确是和浙江人、上海人、湖北人，和广东人不一样。就他们的品格大致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格调都很重，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有一种厚重，甚至有一种质朴，而很质朴的一面这应该是汉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 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著名美术理论家）：徐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五省通衢，是一个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南北交汇之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资源，生成了这么多的艺术家。我想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么多大师级的人物在徐州生活，在这从艺，徐州作为中国的一片很重要的艺术热土，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这些艺术家还是不同门类的，张伯英先生是书法家，李可染先生是国画家，虽然李可染先生早年是学油画的，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两位很重要的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和王子云先生，总体看来徐州这片地方它是非常有艺术气质的一块土地。
现在的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它还是需要一个本体的成熟的过程。当然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概念去推动工作，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具体要办的事情是需要专家、学者来做的，你才能支撑起这个画派。比如说对于徐州美术的传承的研究等等。还有就是如何利用这些艺术大师的资源来滋养这片艺术土地，要回养它。他们有些人是走出去了，比如朱德群他跑的最远，跑到了法国，但是我们如何利用资源来使徐州的青年的一代对这片土地的艺术有一种自豪感，让他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然后从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一些关于艺术的规律和人生态度。我想“彭城画派”的概念或者徐州艺术的这样一种风范，要进行一种深入人心的宣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金陵画派”，我不用说就知道是哪些人，“岭南画派”是什么时期哪些人，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最后是要进入一个美术史的判定。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把时间拉得长一点，心态放的平稳一点去对待。
言恭达（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徐州是一个文化城市，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这种积淀代代都出来大批的画家。这些画家不仅是在技艺方面，在自我修养和文化熏陶上都有独特的魅力，这是徐州所给予的特色和文化特质。从走出去的画家和现今还生活在徐州的画家来看，他们身上都有相似的特质，主要从三个方面讲，一是他们的风格特质很雄浑很大气，这是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因为徐州结合了南方的细腻文化，又有自己大气的风格，在“彭城画派”体现得很充分；二是把艺术还原于文化，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比如汉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且能用到这些特质，汉画像石馆的作品让我们震惊，这是引领徐州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特质；三是“彭城画派”始终有着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把汉文化融化在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画家们把自己生活的文化环境与徐州的历史文化积淀结合并进行创新，最终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所以创作出了很出色的作品。不管是什么艺术题材，书法绘画诗歌等等，文化创造始终是文化发展的主题，这种深厚的汉文化积淀，不由得让我们考虑我们这代人能给这个时代创造带来什么样的作品，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彭城画派”这些大师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当时在选江苏省60位有突出代表性的书画家时，徐州就占13位，这很了不起的。这个群体反映了他们的艺术的创作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一批徐州书画家，在大大小小的展览中有杰出表现。这群艺术家的质量和数量非常突出，比有些大城市还厉害，所以我很看好这样的前景，在前辈大师的带领下，这些优秀的中青年书画家不断努力与创新，相信他们会带来让我们为之震惊的表现，也为我们的艺术活动注入活力，对“彭城画派”来讲这是很大的期待。“彭城画派”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不仅对徐州的文化注入新的活力，甚至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都带来了改变，同时也有对当下的艺术文化的引领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田秉锷（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实际上，“彭城画派”的提出有20多年了。最早的时候，也开过会，出过书，徐州市的领导也给予一定的支持。去年，徐州市文联又重新打出“彭城画派”“彭城书派”的旗帜，对此，徐州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当时，在南京搞了展览；今年，又要在北京展示“彭城画派”的实力。政府关注是个正能量，我认为“彭城画派”的提出，是件好事，而且正是时候。当然我们绝对不能用过去的“书派”、“画派”来衡量当下的“彭城画派”。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也不尽相同，画派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演变出新的模式。
近百年时间，徐州出了八个影响中国、也影响了世界的艺术家，如李可染、王子云、朱德群、刘开渠等先生。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在文化转型阶段实行对接最好的例证，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的传承中间寻找他们成功的秘诀。他们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外国的文化辐射，但传统是他们的“根”，中国根基，世界胸怀，全球眼光，实现了中西合璧的完美过渡。他们生活的时代，没有意识形态强加，没有人说这是不能学的，这是崇洋媚外的。我理解的是，这些先生像无缝对接一样，完成了“中学”对“西学”的兼容。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像谜一样神秘：即为什么徐州这个群体成功了？
这应该和徐州这个空间有关系。徐州这块土地有山有水，得天独厚。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化是河流文化，黄河，长江，淮河都是摇篮。其中有一条河流，从泗水县发源，西出曲阜、南走济宁、沛县、徐州、邳州、睢宁，一直流入淮河，这条河就是“泗水”。泗水在徐州文化史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四条大河（四渎：江、河、淮、济），泗水就天然地沟通了三条。再加一条“汴水”“汴泗交流”的“金三角”地位，造就了徐州的通达天下。可以想像一下三四千年、或五六千年前的徐州及徐州人，他们从来都和外部世界密切联系着。不是说徐州人他自己想有气度，这个交通优势，就让徐州人不再闭塞。回头讲徐州的八位艺术大家，在民国时代，他们走出徐州，此后有的又走出国门。他们达到了“国家层次”和“超国家层次”。因为那时相当闭塞，谁能得风气之先，谁就可能成为第一批的探路者和实践者。刘开渠先生搞雕塑，那应该是旧雕塑向新雕塑的过渡，他是个开创人物。李可染先生的绘画，超越明清山水而为祖国山河立传，笔墨和意度都变化了。朱德群先生的画，形质俱变，由具象到抽象，含不尽之意。王子云先生对画论、画史的把握，卓然一家。所以，在全民族闭塞的时候，他们先醒，先行，自然也就先成。别人呢，后醒、后学，自然就后成。他们是老师，别人是学生。这是个人宿命，也是时代大命。所以，一直到现在，徐州的书家画家还在享受这些先生们的文化遗产。 李可染先生在徐州教过学生，但他教学生主要在中央美院。但这并不妨碍徐州人以他为荣，以他的画风、他的做人为表率，来涵养自己的艺术。文化的传承不需要课本，不需要手把手，只要我们想学，就可以感应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现当代的徐州书家、画家是很幸运、很幸福的。我们有一批大家前辈，应该说这些人是“彭城画派”“彭城书派”的奠基人物，开山人物，即开宗立派的人物。虽然没有发表宣言，但是他们都应该被徐州后来者所敬仰，而且从心里感激他们，这一点很重要。
宋玉麟（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徐州这个地方，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艺术在全国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画像石，我去参观过，画像石实际上不比兵马俑差，非常雄伟，而且精细，变化也多，看了以后，觉得古代的文明是非常震撼人的。从美术这个大的角度来讲，应该说徐州是一个非同一股的地方。从江苏美术的角度讲，苏州徐州，一南一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苏州的美术创作，在江苏举足轻重，徐州的美术也是一样。整个徐州的美术是均衡发展的，书法，绘画，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还有美术理论，这个在我们江苏省是非常突出的，能和它媲美的也就是苏州。去年徐州市委市政府推出了一个叫“汉风墨韵”的展览活动，打出“彭城画派”，我认为是非常适时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这对今后徐州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彭城画派”的领袖是李可染大师。可染先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前段日子我去北京美术馆看李先生的展览。说句老实话，我们在欣赏之外往往带着一种挑剔的眼光，就想找毛病，你这个作品中有什么问题，展出的大量的都是山水画，我们也是画山水的，但实际上我们找不出什么毛病，无懈可击，画得非常结实、密不透风，无论是边边角角到中心，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用我们的眼光，挑剔的眼光去找岔子这样一种态度，都找不到。所以从心底里佩服老人家对艺术的严谨，其作品的感染力，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也是后人取之不尽的源泉。由他当“彭城画派”的领袖，这是非常好的，有利于这个画派的发展和对外宣传。通过市委市政府的一种努力，能够把徐州的美术，各个品种，通过“彭城画派”这样一个命题，对今后徐州的美术创作有更大的裨益。
高云（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著名画家）：一个画派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古代的画派从来不是先叫画派，而是先几个人画画，慢慢地被后来人称为画派。现在情况不一样，画派的形成也就不同，不是一种模式，说画派一定是在事后形成的，未必。有意的形成也是可以的。
徐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九朝帝王徐州籍，一个地方出9位帝王，还不止，有13个。汉代的刘邦、东吴的孙权、明朝的朱元璋等等。其实徐州的美术发展也是十分了得的，从中国美术史角度看，汉美术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徐州又出现几个大师级人物，包括李可染，刘开渠等等。特别今天仍有许多徐州籍的画家活跃在全国各地，也十分有影响，都是大家，如喻继高、张立辰、程大利、赵绪成、贺成、李小可等等。徐州能出这么多画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人文环境，当然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从自然环境而言，徐州的地理位置特别突出，自古以来，徐州都是交通枢纽地区，现在还是第二大铁路枢纽地带，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得徐州南接吴文化，北连齐鲁文化，西通中原文化。这种文化的交融，使徐州这个地方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大气的人文环境。而这种人文环境，我认为对一个人才的成长是极其有利的。
在这种情形下，徐州市委市政府提出构建“彭城画派”是有根据的，因为它凭借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众多的艺术家，为“彭城画派”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我认为今天提出构建“彭城画派”，对徐州来说可谓正当其时。一方面，我们看徐州美术的发展，从汉画像石到众多美术家的出现，再到今天画派的构建成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甚至有个因果关系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当下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各地都在纷纷地发展建设文化，其中画派的打造、构建是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比如苏州提出构建“新吴门画派”，无锡提出打造“太湖画派”，以及扬州的“扬州画派”，镇江的“镇江画派”等等。所以我认为徐州提出培树“彭城画派”，不仅有基础，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轨迹和发展必然，同时也是很必要的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手段。此外我还认为构建“彭城画派”也是彰显徐州汉文化的重要举措。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就江苏文化形态而言叫“吴韵汉风”，以此来概括江苏的整体文化。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使得“吴韵”深远，而“汉风”不彰。所以今天提出构建“彭城画派”，足见徐州市委政府彰显汉文化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徐州文化人的智慧和一份责任担当。我想随着“彭城画派”的成立和构建，一定会对汉文化的彰显有促进作用。当然一个画派的构建以及最终得到承认，它有许多学术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希望徐州的同志们加倍努力，持之以恒，把“彭城画派”办成，办好，也祝愿“彭城画派”立得住，叫得响，影响大，社会效益好。
赵绪成（江苏省国画院名誉院长，著名画家）打出“彭城画派”的旗号，我认为很好。所谓“彭城画派”，它的灵魂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把李可染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精神作为“彭城画派”的灵魂。因为徐州这么多年来，也是因为徐州这块土地，也是因为北京有李可染，南京也有几位全国影响力的艺术家，所以大家才想到打一个“彭城画派”的旗号。我认为“彭城画派”不应该局限于在徐州的发展，首先要包括李可染，他应该是我们“彭城画派”的灵魂，没有李可染就没有“彭城画派”，我觉得应该要把这种思想观念亮出来。那么李可染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既尊重传统又尊重时代，既尊重中国也尊重西方，把这几者有机地结合，才创造出一个李可染图式。和几位大师一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创造。我们看李可染先生的画那就是他自己独创的，他拜了两个人为师，黄宾虹好齐白石，但同时他又向大自然去索取，所以他和齐白石不一样，也和黄宾虹不一样，学他们但不和他们一样，这才是李可染。 所以我觉得“彭城画派”要打的旗号，第一个就是要创新，抄袭不是派，模仿不是派；第二个，创新是要往深挖的，深处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要有独特的追求，没有独特的追求怎么可能有深刻的东西，这是所有将来能在美术史上作出贡献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的第一素质，所以我觉得“彭城画派”的灵魂就是要有独特的建树；我们“彭城画派”要想有所发展，还要在思维观念上有所开拓，还要再深入，还要在实践当中开拓深入，作为“彭城画派”来讲，这是思想。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领导要有思想，这方面要下下工夫，没有思想，画派是立不起来的。
李建国（江苏省油画学会副主席，《画刊》原主编）1975年我从东北回来，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人在画画，他们从南艺或南师毕业回来，在文化馆里，当时方冰山还在徐州。那时省里对徐州这边的油画不够重视，他们认为徐州水平不算好。比如说，到省里展刷下去了，全国展选不上，但是我们觉得自己还是有底气的，创作了一批作品去参加全国美展，扎扎实实的很大气很阳光的画。后来这些人连续画了很多画，全国美展第六届还有第七届都入选了，而且还获奖了。李广才有一张画就是在全国青年美展获二等奖。大约在1982年前后，徐州的油画引起了省里面的重视，那时徐州的油画在全省首屈一指，我们终于有了成绩，经过那段努力逐渐形成气候。我还记得省美术馆馆长徐天敏在全国美展选画时说徐州的画来了，大家好好看看，不错，好好选选。唯一的不满是太大了，每次往北京运大箱子，很费劲。
在这之前，应该说整个江苏的油画，显得很柔弱，也可能是要体现江南的意象，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他们参加全国美展的画也不大，但徐州的画就有点北方人的气质，送去的画都很大，充满了一种阳光的感觉，让他们耳目一新。那时候，像陈少立、李广才等一些人引起了他们的重视，那时确实带动了徐州油画的发展。
徐州油画家创作多为现实性题材，尤其喜欢画徐州本土的现实题材，有一种乡土气息，很浓。我们的素材基本上都是农民，比较注重徐州周边农民的形象。比如我经常到邳县，那边的农民很朴实，形象很入画。那个手都像树皮一样，我很喜欢他们的形象，不光是形象，肢体语言，包括服装，冬天都穿很旧的棉袍，腰里扎一根带子。我们那时的创作基本都是这个题材。我记得我画的《战友们》，一群老农民老干部在烈士墓前照相，那张画入选了第六届全国美展。苏北农民形象生动接近山东，那时苏北地区人民很贫困落后，但是他们却很真诚、朴实、憨厚。画出来后，是一种大气，很阳光，给人的感觉是通透，敞亮，看了之后给人一种振奋、向上的力量，我们是把握了这一点。这可能也是徐州油画的特点吧。
陈云岗（中国国家画院雕塑院执行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徐州自古就是艺术之乡。仅楚汉时期留下的墓葬中的雕刻以及大量的画像石艺术，即在中国的美术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在风格上既不同于山东武梁祠，也不同于河南南阳，而是粗放中有细腻，浑厚中有微巧的风格，说明古彭（今徐州）之地生活的先民们具有着独立一格的精神。
徐州自古是开创历史人物和孕育文化名人之乡。刘邦、项羽起事于此，最终建立大汉王朝。而黄石公授兵书与张良的历史佳话，也传诵至今。这其中的养育于斯而关注天下的基因，也同样传递到了近百年来的雕塑人身上。近一个世纪来，由古彭大地上走出的雕塑家、美术教育家等即有多位，如王子云、刘开渠二位先生不仅是现代中国美术最早的参与者，也是中国现代雕塑教育的学习者、研究者与领导者。王子云、刘开渠二位先生不仅先后留学欧洲研习雕塑，更有王子云先生领导的中国“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的组建与考察，为抗战时期唤起民族文化自信与保护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艺术立下了卓著功勋。而他的《中国雕塑艺术史》，更是中国雕塑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刘开渠先生也以他的著名作品，以及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的领导与创作，使他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从徐州产生的雕塑家还有一生专注于从民间泥塑汲取风韵的郑于鹤先生，他的作品也是清新可爱、意趣十足。此外，徐州邳县人的陈天，早年（1946年）即随其绘画老师，对新疆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与临摹，后于1948年考入中央美院雕塑专业，师从徐悲鸿、滑田友等大师学习。后随滑田友先生一道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组的活动，之后赴西安美院任教。“文革”期间，陈天回到原籍邳县，以巨大的热情与精力，在邳县创办了工艺美术厂，并为培养相关人才、推广产品，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艰辛奔波。至今，邳县从事玉雕行业者人数多达数万人。
新时期以来，徐州也广纳延揽雕塑人才，以徐州美术家协会、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徐州群众艺术馆等机构为学术依托，更多青年雕塑工作者也来到徐州这片热土之上，开创他们的艺术事业；而以李本华、朱勇前、蔡增斌等为代表的徐州本土派艺术家，则以长期的坚持与不断的创作，成为徐州当下美术事业中雕塑家的代表人物。
汤珂（文化学者）：实际上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就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而汉文化对整个亚洲汉字圈的影响都更大，亚洲其它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归属，实际上都是归于这个基础。
从美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宋元以后是不匮乏的，而对于更为高古的晋唐、乃至于两汉，这一段我们是十分缺乏的。所以说彭城绘画学术系统的提出，它不光具有绘画表现本身的意义，在美术理论的拓展上，还能引发我们向着艺术一步步发生的源头去推进、去探索，这个意义对整个中国美术系统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从这些发生在汉画像石上的实物资料，就能看到写实与写意的兼有，抽象与具象的兼备，那种平面构成的中国画程式语言，这种视觉效果，恰恰是中西方当代艺术表现所趋向的一种效果。所以说，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这种中国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究，是不是能够对中国绘画向当代画转型，提供一种参考？一种会意？
徐州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地，这是由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我曾看到过秦典《世本》上的一段话：“涿鹿在彭城之南，黄帝都之。”这就意味着早在五千年之前，它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周边文化通道和族群交集中心，而我在实际的田野考察中，也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早在六千年前的祭祀性文化遗址。而后来的两汉画像石艺术，可以清晰见到古罗马雕塑的立体主义，也可以看到西亚诸邦的艺术装置风格。再看近代的美术现象：南有金陵画宗，北有彭城画学，这是近两百多年来，自然形成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主流美术格局，也唯独“彭城”更受高古艺术风格的影响，还兼具南秀北雄的独有风骨，这和其它地区是截然不同的，也是南北文化、古今传统的影响下的必然。
（文字整理：陈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