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
　　齐峰、李雪枫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一
　　我国出版事业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研究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史,可以继承历史上的宝贵遗产,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提供丰富的养料。写得好的出版史研究著作,可以“总结过去,指导当前,教育后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后,图书馆界和印刷界都已有专家、学者著有多部《中国书名》、《中国印刷史》出版,而明确以《中国出版史》为书名的专著却一部也没有。从80年代起,出版界才开始有热心者进行一些开拓性的努力。在地方出版部门中,山西省出版局就是最早进行出版史志编写的先行者。在该局党委的领导下,从1980年就开始成立编志办公室,组织力量着手调查研究本省历史资料,通过省内外的调查和访问,经过编辑整理,打印成征求意见稿,送给有关单位和老同志征求修改意见,至1983年9月付印成《山西版志》。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版史研究工作出现过一个高潮。国家出版局根据中共中央1985年批准下达的中央办公厅40号文件精神,于1986年3月成立了国家出版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党的出版史料征集、整理、编纂、研究工作,由王益同志担任组长。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之后,易名为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直接领导,全国出版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党的出版史料的征集、编纂、研究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全国先后有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新闻出版局都建立起党的出版史研究机构。
　　从80年代末开始,全国出版史料的工作重点,已由征集、整理逐步转向编纂、研究、出版的新阶段。1992年2月29日,新闻出版署决定,将出版史料的研究工作,转交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作为该所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撤销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前几年全国制订的38项出版史料规划中的大部分在这时都陆续完成,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到1999年年底,全国出版的出版史、图书史、新闻报刊史和印刷史的图书就有近200种之多。
　　
　　二
　　我国的出版史研究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情况逐渐有了变化。许多地方编纂出版史的任务完成后,由于机构随之撤销、人员调离、经费困难等原因,出版史研究工作的热潮才逐渐冷落下来。虽然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今后也不大可能再会出现过去那样的繁荣局面。但是,重视出版史的研究这件事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出版界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仍会重视这项工作,继续做出不懈努力,出现新的成果。最近齐峰、李雪峰同志的新著《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的出版,就是一项可喜的收获。
　　2005年,由齐峰同志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山西出版史”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批准,该项目分为三个部分:古代山西出版史研究、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研究、山西国统区出版史研究。其中第二项《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已由山西出版集团下的山西教育出版社于今年4月出版。
　　我通读了《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的内容之后,感到它有以下几方面特色。
　　一、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工作的全貌。全书以“绪论”开头,以“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大事记”结尾,中间共分七章、三十六节。其中一至四章分别叙述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及太岳这四个革命根据地的出版事业,第五、六两章分别叙述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印刷业和发行事业的情况,第七章题为“烽火铸就出版魂——奋战在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出版战士”。这样从事到人,结构紧凑,眉目清晰,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事业的全貌。
　　二、编辑工作有明确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本书在开始编著之前,首先对已出版的有关山西的出版史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看到各书的优点所在,也认清了其中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在充分借鉴以往著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整合以山西为中心的四大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工作,将四地的出版事业看做一个整体,对其发展历史进行统一研究,力求体现出原创性。在实体的研究中,尽量按照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以时间为经,以地域跨度为纬的研究思路,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客观梳理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总体情况,并揭示其特有的意义。基于以上考虑,他仍在研究与写作中坚持了以下四点:“论从史出”的研究观、大出版史的视野、创新的写作体例、为学科建设服务。不仅从研究内容上试图填补某一空白,研究方法上也一改过去出版史写作只重材料堆积之不足,而是让史料还原特定情景,进而分析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活动对当地乃至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从而建立起全新的出版史研究与写作理念。
　　三、全书版面编排美观大方,正文中配发了历史图片和书、报、刊的封面缩影共240幅,并大量使用统计图表,为全书增强了资料性、可读性。其中有些珍贵的图片来之不易,不足的是图片均用淡棕色套印,由于色彩太淡,有些图片显得模糊不清,难以辨别,反不如印黑色来得清晰。
　　
　　三
　　本书从开始收集资料到编写、出版的过程中曾经历了十分艰辛的历程,我对此有深刻的体会。老一辈出版家王益同志1989年11月在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出版史料是出版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出版史料,出版史研究就无从进行。”“史料的价值贵在真实,真实的史料才有价值,不真实的史料一钱不值。“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扎扎实实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这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品质。”他还讲道:“出版史研究首先从收集出版史料做起,然后对史料进行分类、比较、鉴别、考证。”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老出版家王仿子同志曾谈起这样一件事。他在90高龄时看到一位青年出版专家写的出版史著作中转引的一篇文章,里面说:“生活书店的职工待遇十分丰厚”,列数“提高津贴数字”,“医药津贴、生活津贴、养老金、子女教育费等”,又说:“给父母生活困难的员工加发津贴”等等。仿子同志说:“我在抗战初期参加生活书店,直到全国解放,没有看到过、听到过有这样好的待遇。我又找到1934年参加生活书店的同事,说书中列举的各种津贴,只有少数几种实行过(1932、1933年参加工作的同事没有了)。作者当然有根据的,如果生活书店成立初期有过这样的打算,在生活书店的历史上只是一瞬间的事,我建议删去这一段。”仿子同志说:“对于这件事,一般人不会关心,但在十年二十年后,今天某一出版史工作者的论断,就会成为后来研究确信的事实。这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一个小国家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赠送给周总理一部大型百科辞书,周总理当时回赠的只是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这个小国家名称叫什么?多数文章说是圣马力诺,有的说是摩纳哥。这个“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曾被广泛传播。由于有的文章的作者是辞书界的著名专家,他们说的话似乎已成为定论。
　　2002年,曾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袁亮同志在撰写《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一书中的“周恩来与新闻出版”时,为了查明“大国家、小字典”传说中的小国家名字的真相,他十分认真地做了调查,首先向外交部档案馆调查,答复说:“经反复查找我馆藏有关档案,在礼品清单中未见上述礼品。”后又向陪同周总理接见圣马力诺外长、时任外交部西欧司负责人的胡叔度了解,他复信告知,不记得有此事。再查阅《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等书,都无此记载。至于后一个小国摩纳哥,在“文革”期间,从未派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过。经过这番调查、了解,虽然所谓“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很形象、生动,以此“推论”“文革”时的状况也不会引起人们怀疑,但作为一部史书,由于史实不清袁亮同志决定在书中舍弃采用这一事例。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我举以上两个例子,说明撰写出版史时,在占有大量资料之后,如何辨别有些史料的准确性问题,十分重要。如果轻易采用了不准确的第二手资料,就会影响史料的真实性,产生不良效果。王仿子同志所说的“在十年二十年后,今天某一出版史工作者的论断,就会成为后来研究者确信的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再说《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的成书过程,这一选题获得全国社科规划办公室批准之后,齐峰、李雪峰同志就埋头于旧报刊中搜寻资料,深入国家图书馆、山西省档案馆等处查阅相关书籍几千册,实地考察了武乡、沁县、兴县等近十处革命老区的史志办、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参观走访了太行八路军纪念馆、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等七八处革命历史遗址,采访了相关专家、革命老同志30多人,拍摄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照片,复制抄录相关文献近百万字,获得了许多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们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写作提纲,本着边写边讨论、边修改边补充、边补充边完善的原则,通过仔细的梳理和客观的分析,一步一步完成了从“史料”到“史识”再到“史论”的研究过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