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9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这是温家宝总理在第27个教师节前夕，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慰问教师、考察农村教育时所作的报告。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有幸与张家口的1000多名教师共同聆听了总理的教导，亲自感受了总理对教育的理解之深、对农村的关注之重和对教师的关爱之情。
早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了平民教育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素质。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在张北三中的这次报告会上，总理明确提出了平民教育的思想，提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一批教育界人士在河北、江苏、四川等地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
平民教育就是当时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我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接触平民教育这一概念的。1984年，我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定县（今定州市）农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7年的教师生涯，让我对农村、农民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对平民教育有了切身的感受。离学校十几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翟城，是早年平民教育的实验区。平民教育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晏阳初先生提倡并发起的。那时，晏阳初先生带领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立志改造农村、改造农民，进行教育实验，创造出了“定县模式”。当时的口号是“除文盲，作新民”。抗战后被迫南迁，晏老又在四川建立了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等教育先辈为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孜孜以求、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在当前形势下，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首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需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只有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增加农民的收入。其次，只有提高农民的素质，才能提高城市人口的整体素质。当前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中，来自农村的人口已经占到相当大的比例。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相关研究，1982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657万，到2009年已经超过2.11亿；1982—2009年，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0.6%增加到15.8%。农民工占流动人口的比重也由1982年的38%上升到2009年的76%。农民工已经占到全部人口的一成以上。第三，只有提高农民工的素质，才能提高现代工业生产的水平。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工业生产的生力军。2006年，上海曾进行过一项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调查。调查显示，在沪务工农民超过400万，其中商业、餐饮等服务行业占32％，制造加工行业占26％，建筑施工行业占20％。如何培养大量高素质的农民工，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我国宣布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晏先生当年提出的“除文盲、做新民”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教育又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教育相对较弱，这不仅表现在办学条件上，更表现在教育水平上。平民教育思想从提出至今虽然已过去90年了，但在解决目前我国农村教育出现的问题时，仍给我们很多启示：
1.发展农村教育，需要有一批志愿为农村教育献身的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在城市都是凤毛麟角，何况农村！而就是这样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有些甚至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热情，来到农村开展教育工作。晏阳初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20年，他回到中国，受“五四”新青年运动的影响，立志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深入华北、华西等19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宣传平民教育，并于1922年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1926年，平教会在定县成立实验区，进行平民教育实验工作。当时在平民会工作的有近300人，其中，著名学者孙伏园、熊佛西、李景汉等亲自参与实验工作。这些教授、专家离开舒适的大城市，全家移居定县，一时形成了世人瞩目的“博士下乡”同农民为伍的新局面。当时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雷洁琼先生也参加了定县的社会调查。在当年的一个普通县城，集中如此多的著名人士和近百名高级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回到民间”，为平民服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今天，要搞好农村教育，缩小城乡差距，更需要成千上万的优秀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2.发展农村教育，需要扎实的科学研究
当年，晏阳初先生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与他坚持科学精神、注重社会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平民教育工作既然是以实际生活为研究对象，就必须到民间开展实地工作，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必须来自实地社会调查。正是秉承这一思想，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主持了大型的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形成73.7万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其调查之细实为罕见，光各类调查表就有314个之多。据当时参加调查的张世文回忆：“如调查人口，不易得出准确数字，因那时定县农民是不把小孩计入‘人’数的。我们就到农家去看，根据晾晒的衣服一一问询。又如两村的距离，答案常为实距的两倍，因答者认为，你去了不是还要回来吗？还有，某人的出生日期是很难查清的，回答往往是‘赶庙会时生的’、‘中秋时生的’等。”可见，调查之细、态度之严谨。今天，我们加强农村教育，必须有这种科学务实的态度，必须有这种植根于基层、扎实做研究的决心，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3.发展农村教育，要多方联动形成合力
1988年，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学术讨论会在菲律宾举行，晏先生在接受会议代表、中央教科所宋恩荣研究员的提问时指出：“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事业。”在晏先生看来，他毕生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是将教育与生产、健康、自治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是为了培养人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以全面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这一认识，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农村教育，不单是学校教育，更是与科技知识的推广、生活方式的改善、政治制度的完善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今天谈农村教育，应该把它看作一个系统工程，与农业、卫生、政治等工作同步推进，方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责任编辑/闫益佳
早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了平民教育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素质。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在张北三中的这次报告会上，总理明确提出了平民教育的思想，提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一批教育界人士在河北、江苏、四川等地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
平民教育就是当时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我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接触平民教育这一概念的。1984年，我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定县（今定州市）农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7年的教师生涯，让我对农村、农民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对平民教育有了切身的感受。离学校十几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翟城，是早年平民教育的实验区。平民教育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晏阳初先生提倡并发起的。那时，晏阳初先生带领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立志改造农村、改造农民，进行教育实验，创造出了“定县模式”。当时的口号是“除文盲，作新民”。抗战后被迫南迁，晏老又在四川建立了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等教育先辈为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孜孜以求、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在当前形势下，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首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需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只有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增加农民的收入。其次，只有提高农民的素质，才能提高城市人口的整体素质。当前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中，来自农村的人口已经占到相当大的比例。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相关研究，1982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657万，到2009年已经超过2.11亿；1982—2009年，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0.6%增加到15.8%。农民工占流动人口的比重也由1982年的38%上升到2009年的76%。农民工已经占到全部人口的一成以上。第三，只有提高农民工的素质，才能提高现代工业生产的水平。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工业生产的生力军。2006年，上海曾进行过一项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调查。调查显示，在沪务工农民超过400万，其中商业、餐饮等服务行业占32％，制造加工行业占26％，建筑施工行业占20％。如何培养大量高素质的农民工，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我国宣布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晏先生当年提出的“除文盲、做新民”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教育又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教育相对较弱，这不仅表现在办学条件上，更表现在教育水平上。平民教育思想从提出至今虽然已过去90年了，但在解决目前我国农村教育出现的问题时，仍给我们很多启示：
1.发展农村教育，需要有一批志愿为农村教育献身的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在城市都是凤毛麟角，何况农村！而就是这样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有些甚至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热情，来到农村开展教育工作。晏阳初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20年，他回到中国，受“五四”新青年运动的影响，立志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深入华北、华西等19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宣传平民教育，并于1922年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1926年，平教会在定县成立实验区，进行平民教育实验工作。当时在平民会工作的有近300人，其中，著名学者孙伏园、熊佛西、李景汉等亲自参与实验工作。这些教授、专家离开舒适的大城市，全家移居定县，一时形成了世人瞩目的“博士下乡”同农民为伍的新局面。当时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雷洁琼先生也参加了定县的社会调查。在当年的一个普通县城，集中如此多的著名人士和近百名高级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回到民间”，为平民服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今天，要搞好农村教育，缩小城乡差距，更需要成千上万的优秀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2.发展农村教育，需要扎实的科学研究
当年，晏阳初先生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与他坚持科学精神、注重社会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平民教育工作既然是以实际生活为研究对象，就必须到民间开展实地工作，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必须来自实地社会调查。正是秉承这一思想，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主持了大型的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形成73.7万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其调查之细实为罕见，光各类调查表就有314个之多。据当时参加调查的张世文回忆：“如调查人口，不易得出准确数字，因那时定县农民是不把小孩计入‘人’数的。我们就到农家去看，根据晾晒的衣服一一问询。又如两村的距离，答案常为实距的两倍，因答者认为，你去了不是还要回来吗？还有，某人的出生日期是很难查清的，回答往往是‘赶庙会时生的’、‘中秋时生的’等。”可见，调查之细、态度之严谨。今天，我们加强农村教育，必须有这种科学务实的态度，必须有这种植根于基层、扎实做研究的决心，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3.发展农村教育，要多方联动形成合力
1988年，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学术讨论会在菲律宾举行，晏先生在接受会议代表、中央教科所宋恩荣研究员的提问时指出：“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事业。”在晏先生看来，他毕生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是将教育与生产、健康、自治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是为了培养人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以全面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这一认识，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农村教育，不单是学校教育，更是与科技知识的推广、生活方式的改善、政治制度的完善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今天谈农村教育，应该把它看作一个系统工程，与农业、卫生、政治等工作同步推进，方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责任编辑/闫益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