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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购入“东方”轮
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致电时任华东局财经办事处主任曾山：“到华东局后，即电告大连，将一万二千两黄金……速转已去香港的钱之光，以备急需。”这封语焉不详的电报没有说明“急需”所用，却暗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钱之光此行的目的地是我党创立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在此之前，华润已通过租借苏联货船，借道朝鲜打通了香港与东北解放区的航线，但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已不能满足支前和解放区恢复生产的需要。经报中央批准，华润成立一家名为“华夏企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开始了自营远洋船队的尝试，“买船”正是上文提到的“急需”事项之一。
很快华润便购入一条挂英国旗的3500吨客货两用船，命名为“东方”号。船舶买入后，挂什么旗成为首要问题。当时新中国还未建立，没有国旗。如果继续挂英国旗，根据船旗国要求，船长就必须由英国人担任，这显然不合适。经过一番打听，了解到挂巴拿马旗对船长的国籍没有限制。于是华夏公司和“东方”轮都注册为巴拿马籍。
2 寻找物色海员
在当时的条件下，配齐海员是比买船更难的事情。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要求高级海员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共产党员。多方寻找未果之际，时任华夏公司总经理的王兆勋向组织推荐了刘双恩。
刘双恩，福建泉州人，1927年毕业于集美学校，任过长江轮船“峡光”轮船长，集美学校海船部教员，1946年入党，此时正以厦门港引水员的身份任厦门地下党工委书记。他的英文水平、航海技术水平都比较高。
1948年10月，华润通过组织关系将刘双恩调到香港，任“东方”轮船长，并委托他为“东方”轮物色可靠的海员。
接受任务后，刘双恩秘密往返于上海、福建、香港之间，先后调动了集美学校毕业的旅沪共产党员许新识、陈嘉禧、刘辛南、白平民、林忠敬、周秉鈇、白开新。又通过集美学校校长、中共党员刘松志的关系组织了一批航海专业的学生：白文爽、白金泉、白山愚、陈双土、黄国昌、陈源深、周清东、张祥霖等，为“东方”轮配齐了一套以共产党员为班底的海员班子，其中大副刘辛南、二副陈嘉禧、三副许新识。其余人员大部分担任练习生。后来刘双恩把刘松志也请到了华润。在当时，刘双恩和刘松志是仅有的两位共产党员船长。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来到华夏公司就必须放弃之前优厚的待遇，比如刘辛南与周秉鈇之前在董浩云的航运公司月薪800元港币，到了华夏后按照供给制，月津贴只有50元，对于组织的安排，他们无怨无悔。
3 珍贵的首航回忆——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大连
1949年2月底，“东方”轮首航大连。让海员格外兴奋的是：船上除了支援解放区物资外，还搭乘了四十余名文化界名人和归国华侨。
1948年，中共中央颁布著名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1948年9月份起到1949年3月，华润先后租用苏联、挪威籍货轮，以押送货物作掩护，分四批将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茅盾、柳亚子、马寅初、李济深、黄炎培、章伯钧、马叙伦等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从香港秘密运送到东北解放区。在此期间，租船工作主要由王兆勋负责，熟悉华北航道的刘双恩则以普通海员身份协助外籍船长航行。
“东方”轮的首航，恰逢第五批民主人士北上。对于刚刚走出校园的集美学生而言，人生的第一次航行就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当时国民党重兵封锁珠江口，刘双恩要求大家，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知的不能知。白立新回忆，开船前，他问刘双恩：“船开哪里？”得到的回复是：“开日本。”
白金泉回忆：这天傍晚，“东方”轮从香港维多利亚港悄悄起航，第一次出海的同学们既兴奋又紧张。航行期间，刘双恩船长不断调整船速，保证船舶在夜间抵达台湾海峡。利用夜幕的掩护，“东方”轮全船熄灯，全速前进，所有人一夜无眠，连厨工都被派去瞭望，在拂晓时分船舶终于安全通过台湾海峡，突破了最危险的封锁区。
此后，“东方”轮沿朝鲜西海岸航行，造成去朝鲜镇南浦的假象，到镇南浦外海再转向大连。航行途中严格实施灯火管制。数日后，船抵大连港，顺利完成了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此后，“东方”轮不断往返于香港和大连、天津港，先后搭载一百多名民主人士和党员干部前往解放区，还把解放区的农产品运往香港销售，并将香港采购到的原材料，支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区，保证了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
4 “海辽”轮与香港招商局、“两航”起义
1949年，全国解放曙光显现，为做好撤台准备，从1949年3月开始，国民党政府对招商局实现全面军管，组织船舶装运军队物资撤台，并将一部分海外船舶集中在香港待命。为做好这部分在港船舶的统战工作，华夏公司的海员利用身份和业务上的关联与招商局海员之间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在此期间，刘双恩找到了自己的老相识——招商局“海辽”轮船长方枕流。刘与方早于1945年间便在重庆海关共事过，刘任船长，方任大副。根据刘双恩的了解，方枕流為人正派，是值得争取的对象。1948年方枕流成为“海辽”轮的船长，两人便经常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刘双恩还多次送给方枕流进步书籍。有一次刘双恩试探方枕流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工作，方枕流明确表示愿意。
1949年5月，招商局通知“海辽”轮全体海员做好去台湾的准备。6月，方枕流随“海辽”轮返港，他找到刘双恩，明确表示不去台湾！经过与刘双恩彻夜长谈，方枕流决定起义。
1949年9月上旬，方枕流急告刘双恩：台北招商局命令“海辽”轮从广州驶往香港，添足燃料油后，去汕头运送士兵。该航次油料足以直航大连，这是一次难得的起义机会！经刘双恩上报，党组织批准了“海辽”轮的起义计划。
9月18日，“海辽”轮接到20日起航的通知，9月19日下午6时，“海辽”未拉汽笛就悄悄启航。晚9时，方枕流将全体海员集中，宣布：“海辽”起义！9月28日凌晨，经过8天9夜的航程，“海辽”轮胜利抵达大连港，起义成功。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向“海辽”轮发来贺电。 “海辽”轮起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她不仅改写了招商局的历史，也对艰难抉择中的香港招商局、“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华夏公司的海员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积极参与到策动香港招商局和“两航”起义的工作中来，刘双恩船长还专门带回了方枕流写给招商局同僚的信件。经过我党的不懈努力，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大公司及其所属的四十余架飞机回到人民的怀抱。1950年1月15日清晨，香港招商局13艘货轮拉响起义汽笛，14面五星红旗在香港招商局大楼和轮船上同时升起。
5 突破禁运封锁
1950年9月14日，华夏公司Orbital轮正常往返于中日航线，在驶经南朝鲜海域时，海员们惊讶地发现海面上黑压压地漂泊着数以百计的军舰，两艘南朝鲜的军舰靠了上来对Orbital轮进行了查验……驶出这片海域后，Orbital轮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上级，他们不知道这一天正是仁川登陆的前夜。
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 1950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下令：“出口许可证一律作废，已经起運的要一律停泊美国岛屿接受检查。”针对新中国的“禁运”开始了。
为支援国内抗美援朝，华润公司利用美国“禁运”初期英国等其它西方国家还没有跟进的时间空档开始了与时间赛跑的“抢购”与“抢运”。“抢运”任务主要由华夏公司承担的。这一时期，华夏公司还出人出资组建了中波轮船公司，联合社会主义阵营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中波公司早期的租船工作是由刘松志带领的华夏公司团队负责的，通过这条中欧航线，不仅运回了钢材等大量建设物资，我国还在这条航线上建立了多个代表处，与锡兰、印度、摩洛哥、法国、英国、荷兰、德国、丹麦、芬兰等国家港口建立了“准外交”关系。
1951年初，美国动用联合国开始扩大对中国的“禁运”范围，从限制军火到限制战略物资到全面禁运，并强迫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迫于压力，日本、澳洲、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英国等新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家先后加入了禁运，甚至一些在禁运令前已装船的货物也在海上被拦截，一些已经付款的货物，款项货物一并被扣，华润在美国的存款也全部被冻结。仅这些损失在当时就可以购买125架战斗机。
当然，“抢购”与“抢运”成果也是丰硕的。1951年，我国以20万吨大米与印度进行了易货交易，1951年从巴基斯坦购买棉花7万吨，并向巴基斯坦出售煤炭4.6万吨，1952年又同锡兰政府签订了5万吨锡兰橡胶易货27万吨中国大米的协议，这些运输工作都是由华夏公司完成的。
根据统计，1951-1959年，华夏公司在冲封锁、反禁运的斗争中，共租船233艘，完成货运量1186.42万吨。
6 斗争中诞生的“香港远洋”
1951年5月，正在汉堡港卸货的华夏公司“梦荻莎”轮大副陈嘉禧接到了波兰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那头正在筹建中波公司的刘松志用闽南话告诉他：“马上把船开到波兰，换波兰旗。” 海员们这才知道，美国刚刚发布了新的禁令：“所有挂巴拿马旗的船不得开往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而华夏船队多数都挂巴拿马旗。
1957年5月27日，在原有的巴拿马、利比里亚旗船舶先后受到西方禁运限制后，华夏又成立一支“灰色”船队，对外称“香港远洋轮船公司”，挂索马里国旗。由陈嘉禧任经理。这支方便旗船队后来成为我国最大的海外船队，与随后成立的中远公司一起成为新中国早期一内一外两支主力远洋运输船队。
7 新中国外贸航运业的摇篮
时至今日，华夏公司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提起， 然而回顾新中国远洋事业发展史，华夏公司是功劳簿上无法缺席的一位。
1950年，中国与波兰政府协商，合资建立中波轮船公司。华夏公司将刚刚购买的三艘万吨轮：“梦荻娜”、“梦荻莎”、“莫瑞拉”三条船舶和配员一齐划归新组建的中波公司。
1951年，贸易部、交通部、华润公司在北京联合成立中国海外运输公司，海上运输和租船业务由在香港的华夏公司负责。
1955年，中国海外运输公司与中国陆运公司合并成立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成为“制定国家进出口货物运输计划”和“负责租船、订舱、储运、交接、分拨等组织工作”的专门机构，海上运输和租船工作继续由华夏公司负责。
1971年，经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华夏公司将香港远洋轮船公司及所属50余艘船舶及新造船，还有27条远洋运输干线一并移交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从“东方”轮上开启了航海生涯的第一代华夏公司海员也根据祖国需要走向了新的战线。1950年，刘松志远赴波兰，参与中波公司的筹建，随后陈嘉禧、白金泉等人随同“梦荻娜”等三条船舶一齐划归中波公司。1951年，中国海外运输公司成立，刘双恩回国参与公司组建。1952年，时任外运公司副总的刘若明告诉同志们一个振奋人心又透露着些许伤感的消息：“交通部正在筹建自己的五星旗远洋船队！”这不正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一天么？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些走出校门便在一起出生入死的海员就要分别了。随后，华夏公司的34名海员分成两半，17人留在外贸部，17人去交通部。留在外贸部的17人一部分继续留在香港，一部分调回北京工作。尽管离开了华夏公司这个大熔炉，但是这些散落的星火很快就在新的工作战线上焕发出了光和热：
刘双恩，先后担任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对外贸易部运输局副局长等职。
刘松志，先后任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海运处、租船处、国外企业处处长及总工程师等职。
陈嘉禧、白金泉、白开新、林忠敬、陈双土继续奋战在远洋战线，在随后的打通南北航线、抗美援越、海外贷款买造船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新识，刘辛南，白平民，张祥霖进入外交、商务战线，担任我国驻外商务人员、驻外企业负责人。
他们中还有一位烈士，1954年5月，中波公司哥德瓦尔特号货轮被国民党军舰劫持到高雄，三副周士栋面对特务的严刑拷打，视死如归，于1955年被杀害。
不容青史尽成灰，前事不忘，是对先辈们最好的纪念！
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致电时任华东局财经办事处主任曾山：“到华东局后，即电告大连，将一万二千两黄金……速转已去香港的钱之光，以备急需。”这封语焉不详的电报没有说明“急需”所用，却暗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钱之光此行的目的地是我党创立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在此之前，华润已通过租借苏联货船，借道朝鲜打通了香港与东北解放区的航线，但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已不能满足支前和解放区恢复生产的需要。经报中央批准，华润成立一家名为“华夏企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开始了自营远洋船队的尝试，“买船”正是上文提到的“急需”事项之一。
很快华润便购入一条挂英国旗的3500吨客货两用船，命名为“东方”号。船舶买入后，挂什么旗成为首要问题。当时新中国还未建立，没有国旗。如果继续挂英国旗，根据船旗国要求，船长就必须由英国人担任，这显然不合适。经过一番打听，了解到挂巴拿马旗对船长的国籍没有限制。于是华夏公司和“东方”轮都注册为巴拿马籍。
2 寻找物色海员
在当时的条件下，配齐海员是比买船更难的事情。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要求高级海员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共产党员。多方寻找未果之际，时任华夏公司总经理的王兆勋向组织推荐了刘双恩。
刘双恩，福建泉州人，1927年毕业于集美学校，任过长江轮船“峡光”轮船长，集美学校海船部教员，1946年入党，此时正以厦门港引水员的身份任厦门地下党工委书记。他的英文水平、航海技术水平都比较高。
1948年10月，华润通过组织关系将刘双恩调到香港，任“东方”轮船长，并委托他为“东方”轮物色可靠的海员。
接受任务后，刘双恩秘密往返于上海、福建、香港之间，先后调动了集美学校毕业的旅沪共产党员许新识、陈嘉禧、刘辛南、白平民、林忠敬、周秉鈇、白开新。又通过集美学校校长、中共党员刘松志的关系组织了一批航海专业的学生：白文爽、白金泉、白山愚、陈双土、黄国昌、陈源深、周清东、张祥霖等，为“东方”轮配齐了一套以共产党员为班底的海员班子，其中大副刘辛南、二副陈嘉禧、三副许新识。其余人员大部分担任练习生。后来刘双恩把刘松志也请到了华润。在当时，刘双恩和刘松志是仅有的两位共产党员船长。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来到华夏公司就必须放弃之前优厚的待遇，比如刘辛南与周秉鈇之前在董浩云的航运公司月薪800元港币，到了华夏后按照供给制，月津贴只有50元，对于组织的安排，他们无怨无悔。
3 珍贵的首航回忆——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大连
1949年2月底，“东方”轮首航大连。让海员格外兴奋的是：船上除了支援解放区物资外，还搭乘了四十余名文化界名人和归国华侨。
1948年，中共中央颁布著名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1948年9月份起到1949年3月，华润先后租用苏联、挪威籍货轮，以押送货物作掩护，分四批将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茅盾、柳亚子、马寅初、李济深、黄炎培、章伯钧、马叙伦等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从香港秘密运送到东北解放区。在此期间，租船工作主要由王兆勋负责，熟悉华北航道的刘双恩则以普通海员身份协助外籍船长航行。
“东方”轮的首航，恰逢第五批民主人士北上。对于刚刚走出校园的集美学生而言，人生的第一次航行就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当时国民党重兵封锁珠江口，刘双恩要求大家，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知的不能知。白立新回忆，开船前，他问刘双恩：“船开哪里？”得到的回复是：“开日本。”
白金泉回忆：这天傍晚，“东方”轮从香港维多利亚港悄悄起航，第一次出海的同学们既兴奋又紧张。航行期间，刘双恩船长不断调整船速，保证船舶在夜间抵达台湾海峡。利用夜幕的掩护，“东方”轮全船熄灯，全速前进，所有人一夜无眠，连厨工都被派去瞭望，在拂晓时分船舶终于安全通过台湾海峡，突破了最危险的封锁区。
此后，“东方”轮沿朝鲜西海岸航行，造成去朝鲜镇南浦的假象，到镇南浦外海再转向大连。航行途中严格实施灯火管制。数日后，船抵大连港，顺利完成了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此后，“东方”轮不断往返于香港和大连、天津港，先后搭载一百多名民主人士和党员干部前往解放区，还把解放区的农产品运往香港销售，并将香港采购到的原材料，支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区，保证了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
4 “海辽”轮与香港招商局、“两航”起义
1949年，全国解放曙光显现，为做好撤台准备，从1949年3月开始，国民党政府对招商局实现全面军管，组织船舶装运军队物资撤台，并将一部分海外船舶集中在香港待命。为做好这部分在港船舶的统战工作，华夏公司的海员利用身份和业务上的关联与招商局海员之间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在此期间，刘双恩找到了自己的老相识——招商局“海辽”轮船长方枕流。刘与方早于1945年间便在重庆海关共事过，刘任船长，方任大副。根据刘双恩的了解，方枕流為人正派，是值得争取的对象。1948年方枕流成为“海辽”轮的船长，两人便经常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刘双恩还多次送给方枕流进步书籍。有一次刘双恩试探方枕流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工作，方枕流明确表示愿意。
1949年5月，招商局通知“海辽”轮全体海员做好去台湾的准备。6月，方枕流随“海辽”轮返港，他找到刘双恩，明确表示不去台湾！经过与刘双恩彻夜长谈，方枕流决定起义。
1949年9月上旬，方枕流急告刘双恩：台北招商局命令“海辽”轮从广州驶往香港，添足燃料油后，去汕头运送士兵。该航次油料足以直航大连，这是一次难得的起义机会！经刘双恩上报，党组织批准了“海辽”轮的起义计划。
9月18日，“海辽”轮接到20日起航的通知，9月19日下午6时，“海辽”未拉汽笛就悄悄启航。晚9时，方枕流将全体海员集中，宣布：“海辽”起义！9月28日凌晨，经过8天9夜的航程，“海辽”轮胜利抵达大连港，起义成功。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向“海辽”轮发来贺电。 “海辽”轮起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她不仅改写了招商局的历史，也对艰难抉择中的香港招商局、“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华夏公司的海员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积极参与到策动香港招商局和“两航”起义的工作中来，刘双恩船长还专门带回了方枕流写给招商局同僚的信件。经过我党的不懈努力，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大公司及其所属的四十余架飞机回到人民的怀抱。1950年1月15日清晨，香港招商局13艘货轮拉响起义汽笛，14面五星红旗在香港招商局大楼和轮船上同时升起。
5 突破禁运封锁
1950年9月14日，华夏公司Orbital轮正常往返于中日航线，在驶经南朝鲜海域时，海员们惊讶地发现海面上黑压压地漂泊着数以百计的军舰，两艘南朝鲜的军舰靠了上来对Orbital轮进行了查验……驶出这片海域后，Orbital轮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上级，他们不知道这一天正是仁川登陆的前夜。
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 1950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下令：“出口许可证一律作废，已经起運的要一律停泊美国岛屿接受检查。”针对新中国的“禁运”开始了。
为支援国内抗美援朝，华润公司利用美国“禁运”初期英国等其它西方国家还没有跟进的时间空档开始了与时间赛跑的“抢购”与“抢运”。“抢运”任务主要由华夏公司承担的。这一时期，华夏公司还出人出资组建了中波轮船公司，联合社会主义阵营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中波公司早期的租船工作是由刘松志带领的华夏公司团队负责的，通过这条中欧航线，不仅运回了钢材等大量建设物资，我国还在这条航线上建立了多个代表处，与锡兰、印度、摩洛哥、法国、英国、荷兰、德国、丹麦、芬兰等国家港口建立了“准外交”关系。
1951年初，美国动用联合国开始扩大对中国的“禁运”范围，从限制军火到限制战略物资到全面禁运，并强迫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迫于压力，日本、澳洲、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英国等新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家先后加入了禁运，甚至一些在禁运令前已装船的货物也在海上被拦截，一些已经付款的货物，款项货物一并被扣，华润在美国的存款也全部被冻结。仅这些损失在当时就可以购买125架战斗机。
当然，“抢购”与“抢运”成果也是丰硕的。1951年，我国以20万吨大米与印度进行了易货交易，1951年从巴基斯坦购买棉花7万吨，并向巴基斯坦出售煤炭4.6万吨，1952年又同锡兰政府签订了5万吨锡兰橡胶易货27万吨中国大米的协议，这些运输工作都是由华夏公司完成的。
根据统计，1951-1959年，华夏公司在冲封锁、反禁运的斗争中，共租船233艘，完成货运量1186.42万吨。
6 斗争中诞生的“香港远洋”
1951年5月，正在汉堡港卸货的华夏公司“梦荻莎”轮大副陈嘉禧接到了波兰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那头正在筹建中波公司的刘松志用闽南话告诉他：“马上把船开到波兰，换波兰旗。” 海员们这才知道，美国刚刚发布了新的禁令：“所有挂巴拿马旗的船不得开往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而华夏船队多数都挂巴拿马旗。
1957年5月27日，在原有的巴拿马、利比里亚旗船舶先后受到西方禁运限制后，华夏又成立一支“灰色”船队，对外称“香港远洋轮船公司”，挂索马里国旗。由陈嘉禧任经理。这支方便旗船队后来成为我国最大的海外船队，与随后成立的中远公司一起成为新中国早期一内一外两支主力远洋运输船队。
7 新中国外贸航运业的摇篮
时至今日，华夏公司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提起， 然而回顾新中国远洋事业发展史，华夏公司是功劳簿上无法缺席的一位。
1950年，中国与波兰政府协商，合资建立中波轮船公司。华夏公司将刚刚购买的三艘万吨轮：“梦荻娜”、“梦荻莎”、“莫瑞拉”三条船舶和配员一齐划归新组建的中波公司。
1951年，贸易部、交通部、华润公司在北京联合成立中国海外运输公司，海上运输和租船业务由在香港的华夏公司负责。
1955年，中国海外运输公司与中国陆运公司合并成立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成为“制定国家进出口货物运输计划”和“负责租船、订舱、储运、交接、分拨等组织工作”的专门机构，海上运输和租船工作继续由华夏公司负责。
1971年，经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华夏公司将香港远洋轮船公司及所属50余艘船舶及新造船，还有27条远洋运输干线一并移交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从“东方”轮上开启了航海生涯的第一代华夏公司海员也根据祖国需要走向了新的战线。1950年，刘松志远赴波兰，参与中波公司的筹建，随后陈嘉禧、白金泉等人随同“梦荻娜”等三条船舶一齐划归中波公司。1951年，中国海外运输公司成立，刘双恩回国参与公司组建。1952年，时任外运公司副总的刘若明告诉同志们一个振奋人心又透露着些许伤感的消息：“交通部正在筹建自己的五星旗远洋船队！”这不正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一天么？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些走出校门便在一起出生入死的海员就要分别了。随后，华夏公司的34名海员分成两半，17人留在外贸部，17人去交通部。留在外贸部的17人一部分继续留在香港，一部分调回北京工作。尽管离开了华夏公司这个大熔炉，但是这些散落的星火很快就在新的工作战线上焕发出了光和热：
刘双恩，先后担任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对外贸易部运输局副局长等职。
刘松志，先后任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海运处、租船处、国外企业处处长及总工程师等职。
陈嘉禧、白金泉、白开新、林忠敬、陈双土继续奋战在远洋战线，在随后的打通南北航线、抗美援越、海外贷款买造船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新识，刘辛南，白平民，张祥霖进入外交、商务战线，担任我国驻外商务人员、驻外企业负责人。
他们中还有一位烈士，1954年5月，中波公司哥德瓦尔特号货轮被国民党军舰劫持到高雄，三副周士栋面对特务的严刑拷打，视死如归，于1955年被杀害。
不容青史尽成灰，前事不忘，是对先辈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