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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下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召开“《世纪》杂志出版100期座谈会”。本刊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刊登如下:
保持特色积极探索
龚心瀚(中宣部原副部长):本次座谈会气氛很好,开得很成功。《世纪》办得是成功的,文章内容厚重、史料翔实、读者层次高,我相信《世纪》第二个100期会取得更大进步。我建议《世纪》以后要扩大报道面,不仅要有政治、军事的内容,更要扩大到教育、文化、经济等内容,今后也要加强口述历史,组织力量征集文史资料。要坚持厚重的特色、上海地方的特色、统战的特色。
朱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务长、教授):我是《世纪》老作者,《世纪》也是我长期阅读、为数不多的刊物之一。《世纪》的特点不仅有亲历者的回忆,更有学者的研究。《世纪》文章质量较高,希望以后要保持自己的办刊特色,在选题上更多的考虑多样性,可以在挖掘历史的深度上更进一步。
徐建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世纪》杂志的特色有两点:1、可信。《世纪》基本上没有史实方面的错误,为我们留下了“信史”。2、可读。体现了文史的特点,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文风都很敦厚、平和。建议:1、坚持“三亲”风格,今后可以更注重解放以后历史事实的挖掘与整理。2、保持朴实的文风,“文史笔记”类的文章要进一步加强。
任防飞(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宣传处副处长):《世纪》杂志除了“三亲”以外,还有“三有”的品质,即“有层次、有品味、有创意”。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我们可以作一些有益的探索,如《世纪》杂志和《文汇报》联合举行的征文活动,就是在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进行对接方面,进行了一次良好的尝试。
完颜昭元(上海书店出版社资深编辑):《世纪》杂志有如下四个特点:一、取向严肃不猎奇。二、文风平实不取宠。三、存史资政不规避。四、四平八稳不违纪。这四个特色很好,要坚持下去,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有“口述与回忆”、“翰林风采”、“世纪论坛”三个栏目,尤其对最近几期开的“世纪论坛”这个栏目非常关注,尤其喜欢。
陈麟辉(上海市文明办调研处处长):自创刊以来,我一直是《世纪》杂志的忠实读者,我认为《世纪》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挖掘了一大批史料,对民国史的研究有所拓展;二、传播了思想,有很多精彩文章,形成了自己的言论;三、培养了一大批人。
秦维宪(《探索与争鸣》副主编):我是《世纪》的忠实读者和作者,《世纪》文章的转载率很高,不仅在上海还是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建议《世纪》作一些有益的探索,可以开创文史类杂志的先例,把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以适当的方式写下来,为年轻一代留下一些“信史”。
邓伟志(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世纪》杂志办得很好,我很爱读。文史馆有许多名人,《世纪》要加强对这批人丰富经历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世纪》杂志的内容侧重于政治类,但军事类、经济类似乎少了一点,今后要加强这方面内容的组稿工作。要继续坚持和加强“三亲”特色。
陈绛(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纪》杂志办得确实很好,可读性强,通俗而不庸俗,特别是“首任馆长”这个栏目的文章很好,一定要坚持办下去。上海有关经济方面的历史事件很多,如抗战前后的工厂内迁,建国后的公私合营等等,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稿件的组织工作。
拓展题材主动出击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常常缺乏一些细节性的材料。《世纪》为我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细节材料,是对我们历史研究的有益补充。希望《世纪》加强对反映建国后历史稿件的组织,胆子可以大一点,学术研究不应该有禁区。
姜义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世纪》要加强组织重大历史事件的稿件,提高刊物的质量。《世纪》文章的标题非常生动,可见编辑是花了不少精力的。我认为,《世纪》文章还是以精英人物为主,可以组织重点人物的专集,并尽量挖掘得深一些,使刊物更厚重一点。
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我是一名《世纪》杂志的读者,也是一名老作者,总的来说,《世纪》的特点如下:1、原创性很强,编辑部可以组织力量对某些事件或人物从档案的角度再去挖掘一下。2、《世纪》的内容侧重于历史人物,建议可以从事件的角度去挖掘、整理档案材料。题材可以再拓展一些,经济史的内容可以更多一些。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纪》几乎每一期都有几篇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精彩文章,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批可以“留”下来的好文章,建议《世纪》杂志社把这些精彩文章汇编成书。不成熟的建议有三点:1、《世纪》杂志可以利用文史馆的优势,加强文论、书论、画论等方面的策划。2、《世纪》杂志上优秀作品较多,可以扩大其受众面与传播面。3、希望多做一些访谈方面的文章。
徐福生(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原馆长、《世纪》杂志社原社长兼主编):中央文史馆的历任领导非常支持《世纪》杂志。上海市人大、政协都订阅《世纪》杂志,其他省市的文史馆也扩大了征订。编辑部应该每年抽出一些时间加强通联工作,花一些精力去组稿,这一块工作必须加强。希望《世纪》杂志每一期都有几篇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文章。
严建平(《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世纪》杂志的文章是《新民晚报》书摘栏目的首选,读者对《世纪》杂志有很高的评价,无论在全国还是在上海,文史类杂志都很多,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突出自己的特点,世纪可以作一些探索。“文史笔记”短小精悍,内涵丰富,《世纪》杂志要加强此类文章的组稿。
廖大伟(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我想说两点:1、《世纪》杂志的风格重视“三亲”,方向正确,今后要坚持并加强,但“三亲”类文章要靠历史档案文献来建构、检验。2、《世纪》杂志上海方面的内容要有所取舍与侧重,今后要更多着力于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
过传忠(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我想讲四点:一、《世纪》杂志的特点是“三亲”,可以把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放在一起分析,选一个视角作为新的切入点,今后材料的组合角度可以多一些,范围可以广一些。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的亲历者早已去世,《世纪》杂志可以组织力量去采访后人,写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文章。三、过去发生的事就是历史,《世纪》杂志的时间点可以适当朝后延伸。四、《世纪》杂志的思想可以更解放一点。
谢燕华(原《青年一代》副主编):我曾在《世纪》杂志社工作一段时间,编辑部工作人员少,但个个都很精干,而且工作认真负责。我提两点看法:一、编辑部可以在组稿范围上再拓展一些,除了上海以外,可以去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组稿。二、“三亲”类题材可以再细化一些,可以依靠大学历史研究者的力量,进行一些采访。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纪》杂志近年出现一个可喜变化,就是反映建国后历史的文章越来越多,分量也越来越重。在建国60周年,精心策划的“共和国的曙光”系列文章,社会反响很好,今后要加强此类选题的策划。
徐忠良(世界书局常务副总编):我对《世纪》出版百期表示祝贺,提四个建议,供杂志社参考。一、希望《世纪》多关注上海近代史的内容。二、口述历史非常重要,杂志在这方面可以多花精力;三、充分关注年轻人的思想状况和阅读习惯。四、把《世纪》的优秀文章汇编成书。
姚以恩(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我是《世纪》杂志的特约编审,承担着《世纪》杂志稿件的审读工作,《世纪》杂志强调“三亲”,我非常赞成,要继续坚持并加强。今后要加强建国后题材的组稿,要加强对一些世纪老人口述历史的“抢救”整理。建议编纂建国后题材的文史笔记丛书。
办好《世纪》服务现实
沈祖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世纪》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我们开座谈会的意图是总结以往,开拓未来,在专家学者建言献策的基础上,更好地把准《世纪》杂志的发展方向。每位专家都发了言,都有很好的见解,有对我们的鼓励,也提出《世纪》今后怎么办,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们听了受益良多。这里我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作一个简要的回应。
一、《世纪》杂志今后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三亲”题材的挖掘,凸显特色。我们要强调《世纪》是文史馆办的,与其他文史杂志错位竞争,不赶时髦,甘坐冷板凳,更显存在的价值。既然是文史馆的杂志,发表的文章要有深度,言论方面也是必要的,要增强思想性。
二、《世纪》杂志要成为重要的文化阵地,它不仅是文史馆的杂志,而且是各位专家、学者参与的杂志,要把它办成广大读者欢迎的杂志,成为大家的刊物。欢迎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写稿,并提供组稿线索。专家参与了,分量就比较重。也要加强与报刊媒体的互动,要靠各媒体扩大影响,希望获得更多的报道与转载。
三、《世纪》杂志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努力策划,积极工作,提高水平。加强“口述历史”的工作,抢救史料,同时也要拓展题材面,时间跨度要长一点,要有为现实服务的意识,增加建国后的题材。同时不仅要有政治、军事内容,更要有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内容。文章要有新意,要有深度。
四、《世纪》杂志的读者群面向中高层次,所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精英人物,这一点不能削弱,要积极去做。春节前我们到北京中央馆,意在更好地接受中央馆的指导,希望中央馆支持我们在北京的组稿工作。组稿要以上海为基地,面向全国,重点突破在北京。
五、触及敏感问题,我们要平和一点,要有大局意识,要有宣传纪律意识,要谨慎,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学术眼界和学术思想,我们要注意表达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争取把《世纪》杂志办好,不辜负大家的厚爱。(肖阿伍整理)
责任编辑秦明章
保持特色积极探索
龚心瀚(中宣部原副部长):本次座谈会气氛很好,开得很成功。《世纪》办得是成功的,文章内容厚重、史料翔实、读者层次高,我相信《世纪》第二个100期会取得更大进步。我建议《世纪》以后要扩大报道面,不仅要有政治、军事的内容,更要扩大到教育、文化、经济等内容,今后也要加强口述历史,组织力量征集文史资料。要坚持厚重的特色、上海地方的特色、统战的特色。
朱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务长、教授):我是《世纪》老作者,《世纪》也是我长期阅读、为数不多的刊物之一。《世纪》的特点不仅有亲历者的回忆,更有学者的研究。《世纪》文章质量较高,希望以后要保持自己的办刊特色,在选题上更多的考虑多样性,可以在挖掘历史的深度上更进一步。
徐建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世纪》杂志的特色有两点:1、可信。《世纪》基本上没有史实方面的错误,为我们留下了“信史”。2、可读。体现了文史的特点,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文风都很敦厚、平和。建议:1、坚持“三亲”风格,今后可以更注重解放以后历史事实的挖掘与整理。2、保持朴实的文风,“文史笔记”类的文章要进一步加强。
任防飞(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宣传处副处长):《世纪》杂志除了“三亲”以外,还有“三有”的品质,即“有层次、有品味、有创意”。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我们可以作一些有益的探索,如《世纪》杂志和《文汇报》联合举行的征文活动,就是在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进行对接方面,进行了一次良好的尝试。
完颜昭元(上海书店出版社资深编辑):《世纪》杂志有如下四个特点:一、取向严肃不猎奇。二、文风平实不取宠。三、存史资政不规避。四、四平八稳不违纪。这四个特色很好,要坚持下去,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有“口述与回忆”、“翰林风采”、“世纪论坛”三个栏目,尤其对最近几期开的“世纪论坛”这个栏目非常关注,尤其喜欢。
陈麟辉(上海市文明办调研处处长):自创刊以来,我一直是《世纪》杂志的忠实读者,我认为《世纪》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挖掘了一大批史料,对民国史的研究有所拓展;二、传播了思想,有很多精彩文章,形成了自己的言论;三、培养了一大批人。
秦维宪(《探索与争鸣》副主编):我是《世纪》的忠实读者和作者,《世纪》文章的转载率很高,不仅在上海还是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建议《世纪》作一些有益的探索,可以开创文史类杂志的先例,把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以适当的方式写下来,为年轻一代留下一些“信史”。
邓伟志(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世纪》杂志办得很好,我很爱读。文史馆有许多名人,《世纪》要加强对这批人丰富经历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世纪》杂志的内容侧重于政治类,但军事类、经济类似乎少了一点,今后要加强这方面内容的组稿工作。要继续坚持和加强“三亲”特色。
陈绛(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纪》杂志办得确实很好,可读性强,通俗而不庸俗,特别是“首任馆长”这个栏目的文章很好,一定要坚持办下去。上海有关经济方面的历史事件很多,如抗战前后的工厂内迁,建国后的公私合营等等,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稿件的组织工作。
拓展题材主动出击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常常缺乏一些细节性的材料。《世纪》为我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细节材料,是对我们历史研究的有益补充。希望《世纪》加强对反映建国后历史稿件的组织,胆子可以大一点,学术研究不应该有禁区。
姜义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世纪》要加强组织重大历史事件的稿件,提高刊物的质量。《世纪》文章的标题非常生动,可见编辑是花了不少精力的。我认为,《世纪》文章还是以精英人物为主,可以组织重点人物的专集,并尽量挖掘得深一些,使刊物更厚重一点。
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我是一名《世纪》杂志的读者,也是一名老作者,总的来说,《世纪》的特点如下:1、原创性很强,编辑部可以组织力量对某些事件或人物从档案的角度再去挖掘一下。2、《世纪》的内容侧重于历史人物,建议可以从事件的角度去挖掘、整理档案材料。题材可以再拓展一些,经济史的内容可以更多一些。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纪》几乎每一期都有几篇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精彩文章,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批可以“留”下来的好文章,建议《世纪》杂志社把这些精彩文章汇编成书。不成熟的建议有三点:1、《世纪》杂志可以利用文史馆的优势,加强文论、书论、画论等方面的策划。2、《世纪》杂志上优秀作品较多,可以扩大其受众面与传播面。3、希望多做一些访谈方面的文章。
徐福生(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原馆长、《世纪》杂志社原社长兼主编):中央文史馆的历任领导非常支持《世纪》杂志。上海市人大、政协都订阅《世纪》杂志,其他省市的文史馆也扩大了征订。编辑部应该每年抽出一些时间加强通联工作,花一些精力去组稿,这一块工作必须加强。希望《世纪》杂志每一期都有几篇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文章。
严建平(《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世纪》杂志的文章是《新民晚报》书摘栏目的首选,读者对《世纪》杂志有很高的评价,无论在全国还是在上海,文史类杂志都很多,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突出自己的特点,世纪可以作一些探索。“文史笔记”短小精悍,内涵丰富,《世纪》杂志要加强此类文章的组稿。
廖大伟(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我想说两点:1、《世纪》杂志的风格重视“三亲”,方向正确,今后要坚持并加强,但“三亲”类文章要靠历史档案文献来建构、检验。2、《世纪》杂志上海方面的内容要有所取舍与侧重,今后要更多着力于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
过传忠(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我想讲四点:一、《世纪》杂志的特点是“三亲”,可以把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放在一起分析,选一个视角作为新的切入点,今后材料的组合角度可以多一些,范围可以广一些。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的亲历者早已去世,《世纪》杂志可以组织力量去采访后人,写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文章。三、过去发生的事就是历史,《世纪》杂志的时间点可以适当朝后延伸。四、《世纪》杂志的思想可以更解放一点。
谢燕华(原《青年一代》副主编):我曾在《世纪》杂志社工作一段时间,编辑部工作人员少,但个个都很精干,而且工作认真负责。我提两点看法:一、编辑部可以在组稿范围上再拓展一些,除了上海以外,可以去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组稿。二、“三亲”类题材可以再细化一些,可以依靠大学历史研究者的力量,进行一些采访。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纪》杂志近年出现一个可喜变化,就是反映建国后历史的文章越来越多,分量也越来越重。在建国60周年,精心策划的“共和国的曙光”系列文章,社会反响很好,今后要加强此类选题的策划。
徐忠良(世界书局常务副总编):我对《世纪》出版百期表示祝贺,提四个建议,供杂志社参考。一、希望《世纪》多关注上海近代史的内容。二、口述历史非常重要,杂志在这方面可以多花精力;三、充分关注年轻人的思想状况和阅读习惯。四、把《世纪》的优秀文章汇编成书。
姚以恩(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我是《世纪》杂志的特约编审,承担着《世纪》杂志稿件的审读工作,《世纪》杂志强调“三亲”,我非常赞成,要继续坚持并加强。今后要加强建国后题材的组稿,要加强对一些世纪老人口述历史的“抢救”整理。建议编纂建国后题材的文史笔记丛书。
办好《世纪》服务现实
沈祖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世纪》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我们开座谈会的意图是总结以往,开拓未来,在专家学者建言献策的基础上,更好地把准《世纪》杂志的发展方向。每位专家都发了言,都有很好的见解,有对我们的鼓励,也提出《世纪》今后怎么办,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们听了受益良多。这里我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作一个简要的回应。
一、《世纪》杂志今后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三亲”题材的挖掘,凸显特色。我们要强调《世纪》是文史馆办的,与其他文史杂志错位竞争,不赶时髦,甘坐冷板凳,更显存在的价值。既然是文史馆的杂志,发表的文章要有深度,言论方面也是必要的,要增强思想性。
二、《世纪》杂志要成为重要的文化阵地,它不仅是文史馆的杂志,而且是各位专家、学者参与的杂志,要把它办成广大读者欢迎的杂志,成为大家的刊物。欢迎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写稿,并提供组稿线索。专家参与了,分量就比较重。也要加强与报刊媒体的互动,要靠各媒体扩大影响,希望获得更多的报道与转载。
三、《世纪》杂志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努力策划,积极工作,提高水平。加强“口述历史”的工作,抢救史料,同时也要拓展题材面,时间跨度要长一点,要有为现实服务的意识,增加建国后的题材。同时不仅要有政治、军事内容,更要有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内容。文章要有新意,要有深度。
四、《世纪》杂志的读者群面向中高层次,所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精英人物,这一点不能削弱,要积极去做。春节前我们到北京中央馆,意在更好地接受中央馆的指导,希望中央馆支持我们在北京的组稿工作。组稿要以上海为基地,面向全国,重点突破在北京。
五、触及敏感问题,我们要平和一点,要有大局意识,要有宣传纪律意识,要谨慎,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学术眼界和学术思想,我们要注意表达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争取把《世纪》杂志办好,不辜负大家的厚爱。(肖阿伍整理)
责任编辑秦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