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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莫斯科来华使者和共产国际刊物中，孙中山器重的陈炯明一度相当风光。这些带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天火”的人，慷慨地把“革命”、“进步”的桂冠加在陈炯明的头上，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想以他为中心开展中国和东亚的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败退出关，黎元洪复任总统职，陈炯明认为护法完成，法统恢复，故不支持孙中山北伐。广州“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陈矛盾公开化。就在孙陈冲突发生后不到一个月，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个报告，国共合作开始酝酿，陈炯明开始淡出共产国际的视野，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地位”上升。本文通过回顾孙陈分歧前后乃至兵戈相向时的社会舆论，并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物，揭示共产国际从最初褒陈贬孙到孙陈冲突爆发后修改最初的选择，转而支持国共合作这一鲜为人知的历程。
陈炯明复信列宁，盛赞布尔什维主义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惠州府海丰县人，20岁时（1898年）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法政学堂，与邹鲁同窗，教员中有朱执信、古应芬。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1916年在广东成立粤军，任总司令，反对袁世凯的洪宪帝制。1917年拥护孙中山南下护法，对抗北京段祺瑞政府，从军事上支持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受到孙中山的器重。
陈率领援闽粤军击败闽督李厚基，在汀洲、漳洲、龙岩等大片地区建立西南护法区后，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在漳洲采取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为改良社会风气和稳定社会秩序而有所作为，如禁赌、禁毒。陈懂得舆论的重要性：一份“报纸胜过三千毛瑟”，1919年12月1日《闽星半周刊》和一个月后《闽星日刊》的出现都旨在“打破束缚而为自由，打破阶级而为平等，打破竞争而为互助”，《闽星日刊》“是拿世界上社会的新闻来表现新文化应该创造的道理。”陈把《闽星日刊》定性为民主的“democracy的日刊”。朱执信、廖仲恺、汪精卫等为刊物撰稿。漳州的新景象为人瞩目。林森、邹鲁、胡汉民等常常前来参观。陈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不俗。他还邀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名教授陈独秀等前来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
与广东一般地方的三多——赌多、鸦片多、强盗多一相比，漳州的新气象吸引国内外注意并不为奇。1920年这座享有“模范城市”美誉的漳州迎来了一位异国客人——路博（俄文名A. A.波塔波夫），他把列宁关切中国革命的亲笔信带给陈炯明。5月10日陈以援闽粤军总司令的名义回信给革命“贤师”列宁，对“俄国人民及其领袖为人类利益计，勇敢坚毅刚强不屈，扫除人类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表示钦佩，并推崇依“布尔什维主义建立的新俄已开辟世界革命之新时代”。陈“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带给人们的是福音，”他“将倾全力在全世界传播”这个主义，不仅用以“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
在对待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点上，陈炯明的积极态度一度远远超过孙中山。孙虽在1918年就有意联络苏俄，但是他的“师俄之法”本质上“师”的是俄一党专政的表层，“师”其武力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从来没有赞颂苏式共产主义。1921年孙致列宁的信称他要把三民主义的思想置根于中国青年心中。是年底马林到桂林访问时，孙对其大谈苏式共产主义政策在中国“扦格不通”，因中国有自己的道统，令来者十分扫兴。孙当面批评马林的翻译张太雷不认真研究中国哲学而盲目追求苏式共产主义。到1922年4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访，孙中山对后者所述共产主义明确表示怀疑，他感兴趣的仅仅是苏俄的军事帮助。他告诉达林待打败吴佩孚，消灭关内直皖二系势力，下一步出关剑指张作霖时，苏俄的帮助“将特别重要”。他谨慎地探询“苏俄能不能象在蒙古一样，在中国东北发动政变？”从军事上作为配合。
相比之下，陈炯明1920年的信至少在文字上让共产国际听起来更加“悦耳”。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将其全文刊登。莫斯科使者们认为“陈将军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最‘受人欢迎’的人物”。他“在世界帝国主义对南方政府的明显敌视态度下，还是顺利地进行着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反对封建政权残余势力的斗争……他试图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一系列措施，以便把广东省变为‘模范省’。身为南方政府陆军部长的陈炯明正在改组军队，使之承担起未来同北洋军阀的厮战”。1921年底马林访问陈炯明时，后者爽快答应，“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广州建立一个办事处”。
这样一来，陈炯明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另外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索性断定“陈炯明本人已经和正在把中国进步的学生与工人组织起来。”直到1921年底，这位使者还在《共产国际》杂志撰文称，如果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那么就应该以陈为依靠对象，因为他的大同党“已经是共产主义组织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刊物上把陈称为“中国最有名望的人之一”。而孙中山则被说成“巧妙的外交家，谨小慎微的政治家”，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者，而且孙“在中国舆论界尤其革命知识分子中和劳动人民中的威望正在消失”，因他“既远离发展中的正在摆脱封建束缚的年青的中国资产阶级，又远离劳动群众”。经这些代表们一番宣传，明显的褒陈贬孙的倾向一度存在于共产国际领导层。难怪在1922年1月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也说陈炯明的“联省自治” 颇有道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列宁答应必要时给陈炯明军火，把储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械提供给他使用。当时陈以漳州这里没有合适的港口接收武器为由予以婉拒。如此这般，莫斯科使者们的眼镜里折射出的是一个红色的陈炯明，而孙中山则稍显逊色。
陈炯明“联省自治”与孙中山“北伐统一”的政见分歧
孙中山急于掌握全国政权，力主立即北伐，1921年6月就开始在湖南赵恒惕及其他军阀间周旋，他的计划是以两广为主力，团结西南各省，向长江进发，直捣幽燕。 1922年3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举行北伐誓师典礼。接着派伍朝枢等到奉天与张作霖等联系，意在建立联省政府，自任总统，排除徐世昌、吴佩孚。
此时，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认为黎元洪复任总统，标志护法已经完成，勿须北伐。孙中山见陈“不听调遣”，所以只要求他“接济军饷”。陈炯明方面的确也另有所图，他从 1921年底开始与吴佩孚的代表张雨山联系，后又派人随张北上洛阳直接找吴佩孚谈判陈吴结盟，与孙中山决裂的问题已经在秘密酝酿中。 1922年4月达林来访时，孙中山几乎怒不可遏，表示不能允许陈这样做。近几年，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华裔学者黄宇和教授利用广东海关档案，说明港英当局也有扶陈倒孙的意图，陈不仅与之频繁联络，还开始储备钱财武器。 1922年广州发生“六·一六”事件，孙陈矛盾公开化。 1922年鲁直之、谢盛之、李睡仙的《陈炯明叛国史》几乎为陈“一定终身”。孙中山以“陈逆”称呼陈炯明。在国民党史学中，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心和主轴是孙中山、蒋介石。拥护者即“革命”，否则便是“反革命”或“反党”或“叛国”。近年来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等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编写的《陈炯明集》、《陈炯明传》等书，高宗鲁与陈炯明之子陈定炎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的出版，向人们展示了鲜为人知的陈炯明的方方面面，对于重新认识孙陈冲突大有裨益。
我们暂且撇开历史学家们的论述，看看当时的中国社会如何分析孙、陈二人。
孙中山的北伐，不仅没有得到陈炯明的支持，也遭到社会舆论普遍反对，6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北方二百余知名人士致电孙中山，请他与北方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6月14日，粤军全体官兵通电响应，请孙中山停止北伐，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孙陈矛盾爆发后，胡适为文《这一周》，他的看法是：“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 胡适认为，陈主张在稳妥改革地方政治的基础上建立“自治省”，进一步仿照美国的联邦制，成立中华合众国。他要的是一个“代表民意的立宪政府”。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仁智各见，但是孙主张武力统一中国。更加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找到的途径便是模仿苏俄的一党专政和党军制度。鉴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奉有的使命是在华南、在广州寻找能够在“全中国制造起义”的人，他们十分看重陈炯明致列宁信中使用的布尔什维主义之类的言词，但他们未必了解陈推崇美国制度，否则不会把“共产主义者”与陈相联。
马林报告促使国共合作开始酝酿 陈炯明淡出共产国际视野
孙陈冲突发生后，孙中山被困在永丰舰上，此时他想起了苏俄。他从一个学生用的练习本上撕下一张纸，匆匆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Г.В.契切林，由陈友仁十分秘密地交给即将回国的达林带往莫斯科。孙信中说，“文今祸生肘腋，实由文全力扶持的陈炯明一手造成。达林会将文为应付目前局面的打算转告与您。谨向您及列宁致意”。这时的孙不再回避同苏俄的接触，孙让达林告诉莫斯科，他将“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息，”而且他坚信，苏俄在他身处逆境时，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孙说他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徜若失败，就去苏俄”。
孙陈冲突的发生迫使莫斯科冷静下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7月初回到莫斯科，11日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个十分详尽的报告，讲到他参加的中共“一大”和访问孙、陈以及国民党其他领导的情况。这是共产国际正式派往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的第一个代表提交的珍贵史料，其中有孙中山的活动、他就“三民主义”发表的演讲，以及中国当时各政党情况的资料。这是目前见到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最早的英译文。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介绍中共“一大”上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后，坚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这个报告在早期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中起了重要作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肯定了马林的报告，7月18日做出决议，让中共中央把驻地迁往广州，意在便于联系国民党。8月又做出指示，明确中国国民党是革命政党，指示中共与之合作，同时做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会运动。
马林把打印在丝质布料上的7月18日指示缝到衬衣里子上，带到中国来，1922年8月12日到中国后，他先去上海莫里爱路拜访孙中山。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会议，他向与会者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接着孙中山开始与苏俄驻华全权代表A．A．越飞通信，9月与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商谈具体合作。是年底，越飞和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建议苏俄只能援助孙中山，而不能援助其他利欲熏心的军阀。不管共产国际如何看待陈炯明，事实上共产国际悄悄修改了其最初的选择——陈炯明，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决议中陈炯明不再出现，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第一个决议里，明确中国国民党是目前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陈炯明淡出了。
1923年1月27日上海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向世人宣示孙中山的观点：苏维埃制度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始终坚持这个立场。虽然他对俄关系公开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启动了，与此同时，是否依十月革命模式制定国民党的政策也成为一条伏线潜藏在国共关系、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之中，最终成为国民党同二者分裂的导火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陈炯明复信列宁，盛赞布尔什维主义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惠州府海丰县人，20岁时（1898年）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法政学堂，与邹鲁同窗，教员中有朱执信、古应芬。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1916年在广东成立粤军，任总司令，反对袁世凯的洪宪帝制。1917年拥护孙中山南下护法，对抗北京段祺瑞政府，从军事上支持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受到孙中山的器重。
陈率领援闽粤军击败闽督李厚基，在汀洲、漳洲、龙岩等大片地区建立西南护法区后，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在漳洲采取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为改良社会风气和稳定社会秩序而有所作为，如禁赌、禁毒。陈懂得舆论的重要性：一份“报纸胜过三千毛瑟”，1919年12月1日《闽星半周刊》和一个月后《闽星日刊》的出现都旨在“打破束缚而为自由，打破阶级而为平等，打破竞争而为互助”，《闽星日刊》“是拿世界上社会的新闻来表现新文化应该创造的道理。”陈把《闽星日刊》定性为民主的“democracy的日刊”。朱执信、廖仲恺、汪精卫等为刊物撰稿。漳州的新景象为人瞩目。林森、邹鲁、胡汉民等常常前来参观。陈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不俗。他还邀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名教授陈独秀等前来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
与广东一般地方的三多——赌多、鸦片多、强盗多一相比，漳州的新气象吸引国内外注意并不为奇。1920年这座享有“模范城市”美誉的漳州迎来了一位异国客人——路博（俄文名A. A.波塔波夫），他把列宁关切中国革命的亲笔信带给陈炯明。5月10日陈以援闽粤军总司令的名义回信给革命“贤师”列宁，对“俄国人民及其领袖为人类利益计，勇敢坚毅刚强不屈，扫除人类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表示钦佩，并推崇依“布尔什维主义建立的新俄已开辟世界革命之新时代”。陈“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带给人们的是福音，”他“将倾全力在全世界传播”这个主义，不仅用以“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
在对待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点上，陈炯明的积极态度一度远远超过孙中山。孙虽在1918年就有意联络苏俄，但是他的“师俄之法”本质上“师”的是俄一党专政的表层，“师”其武力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从来没有赞颂苏式共产主义。1921年孙致列宁的信称他要把三民主义的思想置根于中国青年心中。是年底马林到桂林访问时，孙对其大谈苏式共产主义政策在中国“扦格不通”，因中国有自己的道统，令来者十分扫兴。孙当面批评马林的翻译张太雷不认真研究中国哲学而盲目追求苏式共产主义。到1922年4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访，孙中山对后者所述共产主义明确表示怀疑，他感兴趣的仅仅是苏俄的军事帮助。他告诉达林待打败吴佩孚，消灭关内直皖二系势力，下一步出关剑指张作霖时，苏俄的帮助“将特别重要”。他谨慎地探询“苏俄能不能象在蒙古一样，在中国东北发动政变？”从军事上作为配合。
相比之下，陈炯明1920年的信至少在文字上让共产国际听起来更加“悦耳”。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将其全文刊登。莫斯科使者们认为“陈将军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最‘受人欢迎’的人物”。他“在世界帝国主义对南方政府的明显敌视态度下，还是顺利地进行着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反对封建政权残余势力的斗争……他试图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一系列措施，以便把广东省变为‘模范省’。身为南方政府陆军部长的陈炯明正在改组军队，使之承担起未来同北洋军阀的厮战”。1921年底马林访问陈炯明时，后者爽快答应，“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广州建立一个办事处”。
这样一来，陈炯明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另外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索性断定“陈炯明本人已经和正在把中国进步的学生与工人组织起来。”直到1921年底，这位使者还在《共产国际》杂志撰文称，如果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那么就应该以陈为依靠对象，因为他的大同党“已经是共产主义组织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刊物上把陈称为“中国最有名望的人之一”。而孙中山则被说成“巧妙的外交家，谨小慎微的政治家”，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者，而且孙“在中国舆论界尤其革命知识分子中和劳动人民中的威望正在消失”，因他“既远离发展中的正在摆脱封建束缚的年青的中国资产阶级，又远离劳动群众”。经这些代表们一番宣传，明显的褒陈贬孙的倾向一度存在于共产国际领导层。难怪在1922年1月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也说陈炯明的“联省自治” 颇有道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列宁答应必要时给陈炯明军火，把储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械提供给他使用。当时陈以漳州这里没有合适的港口接收武器为由予以婉拒。如此这般，莫斯科使者们的眼镜里折射出的是一个红色的陈炯明，而孙中山则稍显逊色。
陈炯明“联省自治”与孙中山“北伐统一”的政见分歧
孙中山急于掌握全国政权，力主立即北伐，1921年6月就开始在湖南赵恒惕及其他军阀间周旋，他的计划是以两广为主力，团结西南各省，向长江进发，直捣幽燕。 1922年3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举行北伐誓师典礼。接着派伍朝枢等到奉天与张作霖等联系，意在建立联省政府，自任总统，排除徐世昌、吴佩孚。
此时，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认为黎元洪复任总统，标志护法已经完成，勿须北伐。孙中山见陈“不听调遣”，所以只要求他“接济军饷”。陈炯明方面的确也另有所图，他从 1921年底开始与吴佩孚的代表张雨山联系，后又派人随张北上洛阳直接找吴佩孚谈判陈吴结盟，与孙中山决裂的问题已经在秘密酝酿中。 1922年4月达林来访时，孙中山几乎怒不可遏，表示不能允许陈这样做。近几年，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华裔学者黄宇和教授利用广东海关档案，说明港英当局也有扶陈倒孙的意图，陈不仅与之频繁联络，还开始储备钱财武器。 1922年广州发生“六·一六”事件，孙陈矛盾公开化。 1922年鲁直之、谢盛之、李睡仙的《陈炯明叛国史》几乎为陈“一定终身”。孙中山以“陈逆”称呼陈炯明。在国民党史学中，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心和主轴是孙中山、蒋介石。拥护者即“革命”，否则便是“反革命”或“反党”或“叛国”。近年来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等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编写的《陈炯明集》、《陈炯明传》等书，高宗鲁与陈炯明之子陈定炎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的出版，向人们展示了鲜为人知的陈炯明的方方面面，对于重新认识孙陈冲突大有裨益。
我们暂且撇开历史学家们的论述，看看当时的中国社会如何分析孙、陈二人。
孙中山的北伐，不仅没有得到陈炯明的支持，也遭到社会舆论普遍反对，6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北方二百余知名人士致电孙中山，请他与北方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6月14日，粤军全体官兵通电响应，请孙中山停止北伐，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孙陈矛盾爆发后，胡适为文《这一周》，他的看法是：“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 胡适认为，陈主张在稳妥改革地方政治的基础上建立“自治省”，进一步仿照美国的联邦制，成立中华合众国。他要的是一个“代表民意的立宪政府”。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仁智各见，但是孙主张武力统一中国。更加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找到的途径便是模仿苏俄的一党专政和党军制度。鉴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奉有的使命是在华南、在广州寻找能够在“全中国制造起义”的人，他们十分看重陈炯明致列宁信中使用的布尔什维主义之类的言词，但他们未必了解陈推崇美国制度，否则不会把“共产主义者”与陈相联。
马林报告促使国共合作开始酝酿 陈炯明淡出共产国际视野
孙陈冲突发生后，孙中山被困在永丰舰上，此时他想起了苏俄。他从一个学生用的练习本上撕下一张纸，匆匆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Г.В.契切林，由陈友仁十分秘密地交给即将回国的达林带往莫斯科。孙信中说，“文今祸生肘腋，实由文全力扶持的陈炯明一手造成。达林会将文为应付目前局面的打算转告与您。谨向您及列宁致意”。这时的孙不再回避同苏俄的接触，孙让达林告诉莫斯科，他将“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息，”而且他坚信，苏俄在他身处逆境时，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孙说他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徜若失败，就去苏俄”。
孙陈冲突的发生迫使莫斯科冷静下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7月初回到莫斯科，11日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个十分详尽的报告，讲到他参加的中共“一大”和访问孙、陈以及国民党其他领导的情况。这是共产国际正式派往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的第一个代表提交的珍贵史料，其中有孙中山的活动、他就“三民主义”发表的演讲，以及中国当时各政党情况的资料。这是目前见到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最早的英译文。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介绍中共“一大”上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后，坚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这个报告在早期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中起了重要作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肯定了马林的报告，7月18日做出决议，让中共中央把驻地迁往广州，意在便于联系国民党。8月又做出指示，明确中国国民党是革命政党，指示中共与之合作，同时做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会运动。
马林把打印在丝质布料上的7月18日指示缝到衬衣里子上，带到中国来，1922年8月12日到中国后，他先去上海莫里爱路拜访孙中山。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会议，他向与会者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接着孙中山开始与苏俄驻华全权代表A．A．越飞通信，9月与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商谈具体合作。是年底，越飞和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建议苏俄只能援助孙中山，而不能援助其他利欲熏心的军阀。不管共产国际如何看待陈炯明，事实上共产国际悄悄修改了其最初的选择——陈炯明，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决议中陈炯明不再出现，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第一个决议里，明确中国国民党是目前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陈炯明淡出了。
1923年1月27日上海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向世人宣示孙中山的观点：苏维埃制度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始终坚持这个立场。虽然他对俄关系公开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启动了，与此同时，是否依十月革命模式制定国民党的政策也成为一条伏线潜藏在国共关系、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之中，最终成为国民党同二者分裂的导火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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