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鲁迅先生《过客》的解读向来是鲁迅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对于《过客》意义之探寻是否穷尽，没有人可以作出定论。有关“两性中心世界”的话题，在《过客》的研究中似乎未曾引起学界足够注意。本文就《过客》中暗含的“两性中心世界”问题作一浅显探讨。
　　［关键词］《过客》意象；两性世界；鲁迅研究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62-02
　　
　　有感于鲁迅先生对人生意义之深刻探寻、对现实人生之深切关怀，鲁迅作品中透射出的深邃哲学理念让众多读者痴迷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译介及传入，鲁迅研究开始出现多样化趋势，学术界曾就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定位式的单一研究，转向作为存在主义者鲁迅的哲学式解读。然而，无论站在何种角度解读，似乎都难以穷尽鲁迅的复杂思想。纵观《鲁迅全集》，“过客”精神尤为突出。
　　黄石理工学院余放成先生《鲁迅〈过客〉里的爱情底蕴》一文，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落寞之感。一篇仅作为鲁迅与许广平爱情诠释的《过客》，留给人思考的余地究竟有多大呢？鲁迅先生的《过客》是一个复杂的理念构成，即便《野草》被学术界公认为其最个人化的写作，可是，这种个人化的写作并非完全指向他本人的琐碎生活。从《过客》的写作背景来看，鲁迅先生写作《野草》的时期，中国社会并未从黑暗包围中解脱出来，而仍然被传统思想所包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未使民生状况有所改变。“五四”运动中，鲁迅在《呐喊》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寂寞中呐喊，聊以慰藉那些在黑暗里奔走的勇士。在启蒙的张力中，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似乎很合理。然而，伴随“五四”启蒙的落潮，知识分子的传统启蒙立场正处在被政治权力话语的消解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包围的紧张氛围中，不得不逼迫向“修身”退回，这种退回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启蒙运动中就犹豫不决的鲁迅先生，在这种“退回”中有些茫然，甚至产生绝望，正如他自己很喜欢的“绝望只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一样。“梦醒了无路可走”，不仅仅是子君和涓生的彷徨与落寞，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彷徨与落寞。这一时期，对于鲁迅先生来说也无法越过。
　　《野草》的写作期应该是鲁迅先生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的人生沉淀期，更是他在一番经历之后的思想成熟期。《过客》之所以被当作《野草》中的关键篇目为学术界所关注，是因为《过客》象征了作家自“绝望只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之后的一个巨大转变。以存在主义的角度思考，存在本身没有意义，而构筑希望，为生命设置一个美好的前景就为生命赋予了新的意义。选择从虚无中穿越，在打破旧的虚无“坟”而走向新的虚无“鲜花”，便是重新树立的生活希望。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客》的意义可以无穷尽地探寻下去，《过客》中的主要人物过客、老翁和小女孩的意象一直不明确，有多种可能性存在。当然，也不否认包含余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可能性。①但是，如果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不是建构在带有政治性评价的高度之上，而是由他作品本身的内涵所决定，那么，对于《过客》作这样的理解是否显得有些轻浮？在试图通过深刻性来掩盖鲁迅的深刻性之嫌疑之后，这种用大众的浅显性来对鲁迅作品的浅显解读，是否会令鲁迅作品的意义大打折扣？今天，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于物质与金钱的追求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对于精神的追求就显得与物质追求很不相称。然而，无论今天做出怎样的选择，对于鲁迅的正确解读与对鲁迅精神的坚守似乎应该成为一种必然。
　　当然，余先生的研究方法大概借鉴了西方“症候式”的分析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批评理论在我国几乎成为滥觞，诸如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蓝棣之先生的《现代文学症候式分析》很具代表性。这种文学批评理论的好处是把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紧密联系起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思想主题。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身没有错，因为作家成功的作品总是和他们切身体验之深刻有极大联系，要做到鲁迅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并非易事，必须对现实生活深入了解。众所周知，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之所以让人感受深刻，是因为他的亲身参与。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是个“大染缸”，②这种理论在我们本土经常失去它原有的效力，成为捕捉作家私生活的侦探，并以“莫须有”的名目让作家屈就于我们研究的即成范式，这未免有些荒唐。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恋，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心灵碰触。鲁迅对于爱情的绝望源于与无爱的朱安的包办婚姻，至于和许广平的恋爱，鲁迅似乎用《伤逝》暗含的基调和他们的实际经历告诉了我们，他的确有烦恼、有痛苦、虚无，更多的是因虚无而对未来产生的绝望。对于鲁迅来说，让他在背离传统理念而背负师生恋，未尝不是沉重的承负。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条路到底是怎样的路呢？可能是便道，也可能是弯路，或者歧途也未可。鲁迅在《两地书》中写到过歧路。③但无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鲁迅先生是坚决要走下去的。而《过客》中也有这样明确的指令：“走。” ④
　　由此一来，“走”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条路上有鲜花、有荆棘、有坟，坟的尽头依然是坟，甚至更有说不清的内容，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之路。鲜花、坟、荆棘之后的内容，都在说明人生的艰难和虚无。然而，无论人们怎样看待，还是要走下去，因为人终归要活着，这是不可违背的指令：“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召唤！”这个声音很有意思，在基督教文化中，大家始终坚信来自上帝的福音，因受福音的启示，大家在走向上帝中完成了对彼岸的想象，并寻见自己的精神依托。这个声音是每个人都应该听到的，也是每个人为了心安所必须承载的声音。然而不同的是，在《过客》中，这个声音小女孩听不到，只有过客与老翁听到过。鲁迅在这里刻意展示了人生经历在否定人生想象中的可怕张力。只有过客和老者遭遇过人生的挫折，因而也只有他们才能感受到活着的虚无和人生的悲凉。
　　当然，在此意义之上我们仍不得不去思考：过客究竟对什么样的人生感到虚无？与其将他们阐释为鲁迅的少年、中年和老年，或者梦想、消极和积极，不如进行换位思考。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小女孩，而不是小男孩？钱理群先生在《心灵的探索》一书中曾将小女孩理解为鲁迅的母亲、朱安、许广平、周作人等一切爱人者。⑤如果小女孩意象包含着鲁迅的母亲、朱安、许广平，那么，这里有没有什么隐含意义？特别是这一系列女性在鲁迅的世界中意味着什么，会不会是一个群体的指涉？这能不能理解为是鲁迅先生对“两性中心世界”的深度思考呢？纵观世界文化史，无论是《圣经》为主的希伯来文化，还是统治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残酷是不变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鲁迅不会没有思考，否则他也不会在《狂人日记》中揭示礼教“吃人”的本质。鲁迅作品中的男性都是病态的灵魂，而女性则几乎没有灵魂，祥林嫂关于“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的提问，正代表了女性的全体提问，这与“五四”个性解放的主题结合得十分紧密。对于女性的关注恰恰是对于“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的反抗，这时候就出现了两种“中心”的世界：“男性中心世界”和“女性中心世界”。“男性中心世界”是几千年来世界的本体，女性因为活在男性立法的世界中，几乎没有灵魂，都木偶般地活着。活在别人世界中的人是已经迷失了自我的生物体，诸如《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以及《离婚》中的爱姑等，而留给她们的只有对于未来的美好想象，这种美好想象是源于男人们的鼓吹，而道德正好为鼓吹做足了幌子。对于小女孩的施舍，过客最终选择拒绝，《两地书》中与许广平的通信“人最大的悲哀莫如爱人与母亲误进的毒药”一说，与其说是对毒药的悲哀，不如说是对被男性世界蛊惑而不明真相的“女性世界”的更深拒绝。如此一来，若将《过客》中的小女孩仅仅幻化为鲁迅的少年，或者许广平等的具象，那么，《过客》是否已经失去了意义？但凡伟大的人物，他的思想不仅是指向本民族的，更是指向世界的，鲁迅也不例外。《野草》是他最个人化的，然而并不属于他个人所有，他由这样一个个人的延伸，直接指向整个人类。
　　对于鲁迅作品的解读应该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分割式的。类似余放成《鲁迅〈过客〉里的爱情底蕴》分割式解读的“过客”很多，这样的研究是否将鲁迅先生的思想无形中已经进行了肢解呢？这应该是鲁迅研究者最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注释］
　　①余放成：《鲁迅〈过客〉里的爱情底蕴》，《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②《两地书·四》：“中国大约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大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③《两地书·二》： “走人生的‘长途’，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其二便是‘穷途’了。”
　　④史久兴：《鲁迅与“过客”形象的精神比较》，《安徽文学》，2009年第10期。
　　⑤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叛逆的猛士和爱我者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