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愤怒地谴责“毒胶囊”。但在另一个事件中，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却表达着与之相反的立场：在小学一年级语文考试中，上海一名小学生在回答“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题目时，称“我不会让梨”，被老师打了大大的叉。这名小学生说，4岁的孔融不会这样做，才这样写答案，并坚信没有答错。有网友认为，“言之有理”就算对。而知识分子则纷纷表示，小小孔融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觉悟，孔融让梨的故事根本就是鼓励虚伪，不应当再以之教育孩子了。
　　其实，按照孟子的说法，孔融让梨不是什么觉悟，而是人天生的良知。设想桌子上有两个梨，一大一小，对面是你的兄弟，你会拿大的还是小的？大多数哥哥都会拿小的。兄弟血气相通，照顾弟弟乃是哥哥的本能。也正是根据这一点，孟子说：辞让之心，人皆有之。
　　当然，并不是所有孩子都会这样，他会拿走大个儿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应当鼓励哪一种？古人记载孔融让梨的故事，最初也许在表彰孔融之幼而聪慧，后来则主要以此教化少年儿童养成辞让之习惯。
　　这样的教化当然是要教导人约束自己的行为。婴幼儿常不明辞让，这也许就是人欲。如果人人都不明辞让，社会就必然被丛林法则支配。一个孩子如果不进入社会，过鲁滨逊式生活，那他怎么做都可以。他如果要进入社会，就需要经过教化，知道如何自制，否则自害害人。教化的目的就在于训练人们遵守各种伦理规则，并形成自觉遵守它们的道德意识。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这样的人知道辞让，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辞让意味着他人作为应被尊重的对象进入自己的策略制定过程中。他仍然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制定行动策略时会考虑对方能否接受自己的行为。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通情”能力。因为考虑了他人，他会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再追求通吃，而只拿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若这一意识成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达到“不同而和”的状态：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会相互伤害。比如说，自己虽然要赚钱，也不会生产显然会伤害他人健康的毒奶粉、毒胶囊。
　　但是，一百多年前，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却觉得，“孔融让梨”所教导的伦理规范是落后的。今天的知识分子仍在重复这样的看法。他们信奉韩非子、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人性论：人生来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欲望，且只应当满足自己的欲望。按照这样的伦理预设，孔融一定会抢大个儿的梨吃，以实现自己利益之最大化。但现在，孔融这个小小孩子竟然知道辞让，那说明孔融天生就是虚伪的，而中国先贤讲述这个故事教育孩子辞让，则是道德强制。他们对虚伪、对道德强制展开猛烈的批判。
　　由于种种历史机缘，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在中国终于实现了。当代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教化，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不教孩子正常的伦理规范——不切实际的高调的道德宣传，毋宁对正常的伦理、道德教育起反作用。在这种教化真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确实都是知识分子所理想的“理性经济人”，赤裸裸地追求自身物质利益之最大化。
　　结果就是，毒奶粉、毒胶囊的生产者被成批量地生产出来。知识分子现在指责这些人没有丝毫廉耻之心，问题是，你们不是一直在说，道德不重要，廉耻是虚伪吗？
　　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提醒人们，当代中国之问题决不仅在于制度之不合理，而在于伦理之崩塌、社会之溃散。以前的乱世也没有如此之多的食品安全事故。因此，完善各种监管制度当然是必要的，但仅此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你总不可能在每个生产商背后配一群监管者吧。
　　中国社会必须实现一次彻底的价值“更化”：抛弃过去一个世纪激进知识分子贩卖的反道德、反伦理的价值观，回归传统，回归儒家。以此重建人心，重建教化体系，重建社会，重建人际间的信任。没有这些努力，所谓制度变革，不过是空中楼阁。毒胶囊或许没有，但会有更多毒物四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