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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伟端坐在办公桌前摆弄着笔记本电脑，他衬衣领挺括，干练的气质像是位政府官员。
其实，张雄伟是名焊工。6个月前，他拿到了一张崭新的上海市身份证。1987年从家乡江苏启东来到上海务工，22年之后终于正式成为“上海人”。
在拿到上海身份证之前，他已经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农民可以参政议政，工人可以参政议政，为什么合起来成了‘农民工’就不可以了呢?”张雄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张雄伟在人大的工作场面与在焊接工地上一样“火花四溅”。2009年10月，人大代表走访政府部门，上门督办提案，他与市卫生局、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局长直接“交火”。
最近几天，当张雄伟坐在上海市两会的会场里，他与主席台上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之间，不仅只有同为与会代表这点联系。可以说，上海新市民、人大代表张雄伟，是俞正声主政上海时代的产物。
张雄伟最看重的上海人身份，有赖于俞正声在2009年两会期间的“提案”：“上海人连工人农民都不愿意做了，外地人愿意来做工人，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变成上海的市民啊?”
作为2009年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的40名农民工之一，张雄伟直接获得上海户籍。
身为“草根代表”，张雄伟的敢言与俞正声倡导的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有关。
“你们胆子大一点，人人做起，我带头讲真话!你们也要跟着讲啊，别怕没饭吃。”上海市人大代表许丽萍还记得俞正声对她讲的这句话。 在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零三个月后，俞正声与上海，渐入佳境。
问题来问题去
俞正声在上任感言中即鼓励在民主气氛中发表意见，随后，上海各系统、各研究机构都接到通知说，市委公开纳谏，“言论无禁区，只要有建设性即可”。
这股清新之风被人民网称为“俞式风格”。什么是“俞式风格”呢?人民网的解读是真抓实干的行动和脚踏实地的作风。
轻车简从的调研视察成为一种工作方式。“他经常不按既定线路走。”上海市委组织部一位公务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一次，他去某区考察中学，接待方将某所学校进行了认真布置，俞正声看了该所学校后突然提出还想再看看附近类似的学校，令接待方措手不及。
宋庆龄故居的一名工作人员给本刊记者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俞正声只带一名秘书参观宋氏故居被认出来，他们赶紧接待，得知他当天上午还去过宋庆龄陵园。故居领导赶紧打电话给宋陵，问了一圈居然无人发现，调出监控录像之后果然找到。
俞正声批评过不少干部，“被批评过的局级大员很多，占多数。”浦东干部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本刊记者。
“我在国务院在建设部工作的时候，朱总理开会经常批评，我也被批评过多次。被批评是对你的信任。对错误的事情要批评，我们开市里大会，我不敢说每次，多数都要批评一些现象，这种批评呢，主要是讲的事。”俞正声说。
接待过俞正声的各级官员对其专业水准印象颇深。俞正声在上海电气集团建设的临港基地调研时，提了很多专业性问题，集团负责人感觉他“是清华大学电站设备专业毕业的”。其实俞正声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弹道式导弹自动控制专业，可见他在调研前所作的准备，
问题来问题去是“俞式”调研方式。他在调研中总是很直接：“你们有没有问题要问”，如果没人发问，他就说“那我来问”。
俞式调研的另一特点是要求汇报者“报忧不报喜”，“下去调研不为肯定成绩，只为寻找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为“提问式调研”称好》，为俞式风格的推广定下了基调。上海各市委办局、各区县会风立即转弯：不带秘书、不带稿子，先说问题，再说解决办法。
在某次人大会上，某单位将一摞讲稿铺在桌面上扒拉平整刚准备开念，俞正声摆摆手：“你不用念了，稿子拿上来到时候我会自己看的，你就说说接下来具体工作打算怎么做?”
俞正声喜欢大白话式的用语。谈房价，他说：“房价不能高，不能再涨了，刚工作5年，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块钱，我们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标准是7年，7年之后收入能有多少?买不起啊!”
谈就业，他说：“老人们一般对自己穿衣服都不讲究，穿一件旧衣服就算了，房子也不需要太大，就是希望孩子生活得好一点。如果孩子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好，对老人们的打击是很大的。”
这两段关切民生之本的话是俞正声2009年上海两会期间讲的，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
“我今天带个头”
俞正声“懂新闻”，这是沪上新闻媒体的共识。
近年来，上海新闻界经受着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敏感话题的考验，2009年尤其凶猛。炒房区长、闵行倒楼、“钓鱼执法”，接二连三。
俞正声在年末做了统一回答。11月中，中共九届上海市委九次全会结束后，俞正声接受了当地电视台专访。看过这次专访的人会发现，对于“钓鱼执法”、闵行倒楼、上海房价、反腐形势等舆论热点，俞正声几乎不等记者发问就主动谈起。
他说；“‘钓鱼事件’是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说明我们，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我周围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对于闵行倒楼，俞正声当时的批示是“快报事实”、“慎报原因”、‘依法处置’。“这很符合新闻学的原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位教授这样评价。
这次专访结尾，俞正声还与媒体约定“下次见”。“要扩大领导通过媒体直接跟群众交流的能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方针。方针的实施要请我们的市长们更主动一点，我今天是带个头。媒体也可以主动跟韩市长提，跟有关的副市长约。”
一个事实是，上海市的政府部门被媒体公认很难“突破”。另一个事实是，在不到4个内，俞正声先后两次接受了电视专访。前一次是凤凰卫视。
在接受本地媒体专访之后5天，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杨振武就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是要为上海新闻界营造一种新氛围，要让声音更清晰地传达。”上述那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这样分析。
俞正声还是中国第一代网民。
在东方网与20万网民网聊时，一名网友与俞正声对话：“我是一名公务员，现在在经济与信息委员会工作。虽然我的网龄比较长，1988年上网，但我还没有网名。”俞正声答：“咱俩一样，我也没有网名，我是1989年开始上网的。”
中国是从1994年开始建设互联网的，但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单位已有上网条件，可以收发电子邮件。从简历看，1989年时，俞正声正在山东任职。
他将网络定义为“集中民智的有效渠道”。
“有一件严肃处理一件”
刚刚过去的2009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办腐败案件，处分县处级以 上千部37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64人。
近两年来，上海市纪委立案查处的局级干部17人，处级干部100多人。
“俞式反腐”特点是快，“有一件严肃处理一件”。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于2009年10月15日被“双规”，12月13日即被移交司法机关，24日上海市检察院公布其被逮捕。
在蔡志强之前，普陀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殷坤能、副区长张克明、长征镇原书记王妙兴等官员先后落马，都与房地产开发有关。
2009年，上海市纪委对全市3100多名局级干部购买商品房的情况进行了专项申报登记，着手纠正一些干部“明显低于市场价购房’’等不规范的购房行为。
舆论似乎有意将上海塑造为继重庆后的“第二个全面反腐实验区”，长江头，长江尾，东西呼应。
事实上，上海反腐这两年来从未间断。俞正声履新之际，正是陈良宇社保案收官之时。俞正声刚上任即在上海市纪委九届二次全会上代表市委常委会提出“十不”承诺，核心词是“不搞封官许愿，不谋私利”。
在上海市委不久前召开的九届八次全会上，俞正声再敲反腐警钟。“干部对个人利益孜孜以求损害党的形象。特别是上海这几年正在推进建设一系列重大项目和工程，投资的力度相当大，面铺得很开。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尤其要把好关、用好权，干干净净做事。”
上海市委的这次全会，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上海反腐的总动员大会。
一个背景是，这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到上海视察工作，表明中央对上海反腐工作的高度重视。
会后，俞正声约见上海市新闻媒体，他说：“目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很严峻，有些案件是恶劣，也是惊人的，……也有的人，在查处过程中曾经企图外逃，因为纪委事先早有估计，及时地防止了他的外逃。”
从11月下旬至今，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分别带领15个检查组，对上海全市的党风廉政和基层党建进行专项检查。
上海官员下车就说“来学习”
对上海市10万名公务员来说，2008年经历了一场“倒春寒”。俞正声在冬天里的“一把火”将他们的“私粮”烧没了。
当年1月17日，1000份名为《上海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的实施方案》的文件正式下发，涵盖市、区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等。
另一份名为《上海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宣传提纲》的文件也同步下发，“要求引导大家正确看待个人利益得失。”“各单位被要求严格按照提纲解释说明，不得随意发挥。”
从3月起，政府公务员们接到的工资条是做过减法的。大幅降薪的传闻不仅在公务员队伍内，而且在社会上激起热议。
“其实，不像外界传闻一味减薪，一些‘清水衙门’甚至还有30％的加薪，是想抹平公务员系统内因行业和地区差而造成的收入差距。”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名公务员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而且，这个文件早在2007年9月已成文，本为贯彻2006年中纪委《关于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问题的通知》精神，只是在人事变更期未予实施。”
但坊间传闻是，这次“动刀”源于俞正声到任后惊讶于上海公务员队伍的收入不公平。
“目前收入应是正常水平。”浦东新区工商局一名普通公务员告诉本刊记者。她正是在“砍薪”那年考上了公务员，此前在普华永道任职。相比之前“忙得没空花钱”的白领生活，她更安心于公务员岗位，“至少不用在审计时去农场数羊了。”
作为上海市“一号公务员”，俞正声更着重丰富下属的脑袋，而非钱袋。他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建设学习型队伍，并热衷于推荐书目。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都被他重点推介。
前者重在反腐，后者是为怎么渡过经济危机服务。
“大部制”改革是俞正声整顿吏治的另一大动作。有评价称，上海的改革不是全国最早，却是最新最快的。对上海延续了二十几年的大口工作党委体制撤、建、分，启动党委和政府两个轮子同时改革，这是2003年以来上海最重大的一次行政人事调整。
上海官员的形象在悄然改变。以往赴外地考察，他们都是以经验宣讲者的姿态口若悬河，现在下车先称“来学习”。
对外，上海官员的形象也在悄然改变。以往赴外地考察，他们都是以经验宣讲者的姿态出现，而现在下车先称“来学习”。
大批外地干部也被交流进上海。长宁区的一名处长告诉本刊记者：“上海的干部本身也是来自五湖四海，不会存在所谓排外现象，上海干部的特点是务实，只要对上海有利，他们就拥护。”
副市长屠光绍就是外来干部。“我调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上海缺管金融的副市长，所以我们跟中央建议，选派一个瞳金融的副市长来。”俞正声说。这就是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屠光绍。
“陈良宇案后，官员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动了。”沪上一位时评人说，当时，这样的干部状态对于决策者挑战巨大。
“办事规范是上海干部的一大优点，但有时也会显得过于教条和呆板，要敢于冲破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想对策、出实招。”俞正声在许多场合下这样督促缺乏闯劲的干部。
直至将“消极”定性为“腐败”。“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让广大干部明白不尽责就是失职，即使无错也是‘过’，是一种消极腐败。”
“俞正声的特点是讲话很明确，他会主动跟大家讲，我最近在考虑哪些问题，这样，作为下属就不用去揣测领导到底在想什么，底下的人也更好办。”上述长宁区的那名处长说。
走进高楼后面的棚户区
“俞正声还直接为《解放日报》写稿，让老百姓知道他在想什么。”该报的一位编辑说。
上海市民由此知道，他任内最希望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一个是上海的经济转型，第二个是历史遗留的利益调节问题—建国以来，200万支边人员返回上海之后，面临着养老水平差距矛盾，危棚俭屋改造涉及的搬迁补偿矛盾等等。
这类交流想法的稿件多了，关于市领导活动的报道就少了，版面让位于民生新闻，而俞式群众观也为媒体津津乐道。
2010年1月9日，俞正声在中共上海九届市委十次全会结束时做了题为《群众观点须臾不能忘记》的讲话，“好事者”统计出其引用了7处毛泽东的原话。
俞正声到黄浦区小东门街道调研，看到路边有晒太阳的老人，叫司机停车，到老人住的棚户区看看。一进屋内就说“暗无天日”，再问屋里为何挂满塑料袋，老人答称屋漏接雨，俞正声又说“水深火热”。他在会上提及此事：“高楼大厦后面隔壁就是棚户区，我走过很多城市，都没看见这个现象。”完成400万平方米二级以下旧里改造被提上了日程。
上海地铁6、8号线站台高低差及缝隙过大等原因，在试运营的十几天内就导致乘客受伤事件十余起，俞正声又在两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当时就不该剪彩，弄好了再剪彩。”
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俞正声曾说：“你做一个地方的领导，老想自己历史上留点什么，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就会妨碍你做出正确的决策，你该触及的矛盾你不敢触及了，应该长远做的事情，非要挪到当前来。我不希望做这样的领导。要对历史负责，对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负责，因为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啊。”
其实，张雄伟是名焊工。6个月前，他拿到了一张崭新的上海市身份证。1987年从家乡江苏启东来到上海务工，22年之后终于正式成为“上海人”。
在拿到上海身份证之前，他已经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农民可以参政议政，工人可以参政议政，为什么合起来成了‘农民工’就不可以了呢?”张雄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张雄伟在人大的工作场面与在焊接工地上一样“火花四溅”。2009年10月，人大代表走访政府部门，上门督办提案，他与市卫生局、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局长直接“交火”。
最近几天，当张雄伟坐在上海市两会的会场里，他与主席台上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之间，不仅只有同为与会代表这点联系。可以说，上海新市民、人大代表张雄伟，是俞正声主政上海时代的产物。
张雄伟最看重的上海人身份，有赖于俞正声在2009年两会期间的“提案”：“上海人连工人农民都不愿意做了，外地人愿意来做工人，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变成上海的市民啊?”
作为2009年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的40名农民工之一，张雄伟直接获得上海户籍。
身为“草根代表”，张雄伟的敢言与俞正声倡导的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有关。
“你们胆子大一点，人人做起，我带头讲真话!你们也要跟着讲啊，别怕没饭吃。”上海市人大代表许丽萍还记得俞正声对她讲的这句话。 在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零三个月后，俞正声与上海，渐入佳境。
问题来问题去
俞正声在上任感言中即鼓励在民主气氛中发表意见，随后，上海各系统、各研究机构都接到通知说，市委公开纳谏，“言论无禁区，只要有建设性即可”。
这股清新之风被人民网称为“俞式风格”。什么是“俞式风格”呢?人民网的解读是真抓实干的行动和脚踏实地的作风。
轻车简从的调研视察成为一种工作方式。“他经常不按既定线路走。”上海市委组织部一位公务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一次，他去某区考察中学，接待方将某所学校进行了认真布置，俞正声看了该所学校后突然提出还想再看看附近类似的学校，令接待方措手不及。
宋庆龄故居的一名工作人员给本刊记者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俞正声只带一名秘书参观宋氏故居被认出来，他们赶紧接待，得知他当天上午还去过宋庆龄陵园。故居领导赶紧打电话给宋陵，问了一圈居然无人发现，调出监控录像之后果然找到。
俞正声批评过不少干部，“被批评过的局级大员很多，占多数。”浦东干部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本刊记者。
“我在国务院在建设部工作的时候，朱总理开会经常批评，我也被批评过多次。被批评是对你的信任。对错误的事情要批评，我们开市里大会，我不敢说每次，多数都要批评一些现象，这种批评呢，主要是讲的事。”俞正声说。
接待过俞正声的各级官员对其专业水准印象颇深。俞正声在上海电气集团建设的临港基地调研时，提了很多专业性问题，集团负责人感觉他“是清华大学电站设备专业毕业的”。其实俞正声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弹道式导弹自动控制专业，可见他在调研前所作的准备，
问题来问题去是“俞式”调研方式。他在调研中总是很直接：“你们有没有问题要问”，如果没人发问，他就说“那我来问”。
俞式调研的另一特点是要求汇报者“报忧不报喜”，“下去调研不为肯定成绩，只为寻找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为“提问式调研”称好》，为俞式风格的推广定下了基调。上海各市委办局、各区县会风立即转弯：不带秘书、不带稿子，先说问题，再说解决办法。
在某次人大会上，某单位将一摞讲稿铺在桌面上扒拉平整刚准备开念，俞正声摆摆手：“你不用念了，稿子拿上来到时候我会自己看的，你就说说接下来具体工作打算怎么做?”
俞正声喜欢大白话式的用语。谈房价，他说：“房价不能高，不能再涨了，刚工作5年，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块钱，我们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标准是7年，7年之后收入能有多少?买不起啊!”
谈就业，他说：“老人们一般对自己穿衣服都不讲究，穿一件旧衣服就算了，房子也不需要太大，就是希望孩子生活得好一点。如果孩子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好，对老人们的打击是很大的。”
这两段关切民生之本的话是俞正声2009年上海两会期间讲的，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
“我今天带个头”
俞正声“懂新闻”，这是沪上新闻媒体的共识。
近年来，上海新闻界经受着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敏感话题的考验，2009年尤其凶猛。炒房区长、闵行倒楼、“钓鱼执法”，接二连三。
俞正声在年末做了统一回答。11月中，中共九届上海市委九次全会结束后，俞正声接受了当地电视台专访。看过这次专访的人会发现，对于“钓鱼执法”、闵行倒楼、上海房价、反腐形势等舆论热点，俞正声几乎不等记者发问就主动谈起。
他说；“‘钓鱼事件’是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说明我们，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我周围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对于闵行倒楼，俞正声当时的批示是“快报事实”、“慎报原因”、‘依法处置’。“这很符合新闻学的原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位教授这样评价。
这次专访结尾，俞正声还与媒体约定“下次见”。“要扩大领导通过媒体直接跟群众交流的能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方针。方针的实施要请我们的市长们更主动一点，我今天是带个头。媒体也可以主动跟韩市长提，跟有关的副市长约。”
一个事实是，上海市的政府部门被媒体公认很难“突破”。另一个事实是，在不到4个内，俞正声先后两次接受了电视专访。前一次是凤凰卫视。
在接受本地媒体专访之后5天，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杨振武就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是要为上海新闻界营造一种新氛围，要让声音更清晰地传达。”上述那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这样分析。
俞正声还是中国第一代网民。
在东方网与20万网民网聊时，一名网友与俞正声对话：“我是一名公务员，现在在经济与信息委员会工作。虽然我的网龄比较长，1988年上网，但我还没有网名。”俞正声答：“咱俩一样，我也没有网名，我是1989年开始上网的。”
中国是从1994年开始建设互联网的，但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单位已有上网条件，可以收发电子邮件。从简历看，1989年时，俞正声正在山东任职。
他将网络定义为“集中民智的有效渠道”。
“有一件严肃处理一件”
刚刚过去的2009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办腐败案件，处分县处级以 上千部37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64人。
近两年来，上海市纪委立案查处的局级干部17人，处级干部100多人。
“俞式反腐”特点是快，“有一件严肃处理一件”。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于2009年10月15日被“双规”，12月13日即被移交司法机关，24日上海市检察院公布其被逮捕。
在蔡志强之前，普陀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殷坤能、副区长张克明、长征镇原书记王妙兴等官员先后落马，都与房地产开发有关。
2009年，上海市纪委对全市3100多名局级干部购买商品房的情况进行了专项申报登记，着手纠正一些干部“明显低于市场价购房’’等不规范的购房行为。
舆论似乎有意将上海塑造为继重庆后的“第二个全面反腐实验区”，长江头，长江尾，东西呼应。
事实上，上海反腐这两年来从未间断。俞正声履新之际，正是陈良宇社保案收官之时。俞正声刚上任即在上海市纪委九届二次全会上代表市委常委会提出“十不”承诺，核心词是“不搞封官许愿，不谋私利”。
在上海市委不久前召开的九届八次全会上，俞正声再敲反腐警钟。“干部对个人利益孜孜以求损害党的形象。特别是上海这几年正在推进建设一系列重大项目和工程，投资的力度相当大，面铺得很开。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尤其要把好关、用好权，干干净净做事。”
上海市委的这次全会，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上海反腐的总动员大会。
一个背景是，这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到上海视察工作，表明中央对上海反腐工作的高度重视。
会后，俞正声约见上海市新闻媒体，他说：“目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很严峻，有些案件是恶劣，也是惊人的，……也有的人，在查处过程中曾经企图外逃，因为纪委事先早有估计，及时地防止了他的外逃。”
从11月下旬至今，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分别带领15个检查组，对上海全市的党风廉政和基层党建进行专项检查。
上海官员下车就说“来学习”
对上海市10万名公务员来说，2008年经历了一场“倒春寒”。俞正声在冬天里的“一把火”将他们的“私粮”烧没了。
当年1月17日，1000份名为《上海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的实施方案》的文件正式下发，涵盖市、区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等。
另一份名为《上海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宣传提纲》的文件也同步下发，“要求引导大家正确看待个人利益得失。”“各单位被要求严格按照提纲解释说明，不得随意发挥。”
从3月起，政府公务员们接到的工资条是做过减法的。大幅降薪的传闻不仅在公务员队伍内，而且在社会上激起热议。
“其实，不像外界传闻一味减薪，一些‘清水衙门’甚至还有30％的加薪，是想抹平公务员系统内因行业和地区差而造成的收入差距。”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名公务员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而且，这个文件早在2007年9月已成文，本为贯彻2006年中纪委《关于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问题的通知》精神，只是在人事变更期未予实施。”
但坊间传闻是，这次“动刀”源于俞正声到任后惊讶于上海公务员队伍的收入不公平。
“目前收入应是正常水平。”浦东新区工商局一名普通公务员告诉本刊记者。她正是在“砍薪”那年考上了公务员，此前在普华永道任职。相比之前“忙得没空花钱”的白领生活，她更安心于公务员岗位，“至少不用在审计时去农场数羊了。”
作为上海市“一号公务员”，俞正声更着重丰富下属的脑袋，而非钱袋。他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建设学习型队伍，并热衷于推荐书目。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都被他重点推介。
前者重在反腐，后者是为怎么渡过经济危机服务。
“大部制”改革是俞正声整顿吏治的另一大动作。有评价称，上海的改革不是全国最早，却是最新最快的。对上海延续了二十几年的大口工作党委体制撤、建、分，启动党委和政府两个轮子同时改革，这是2003年以来上海最重大的一次行政人事调整。
上海官员的形象在悄然改变。以往赴外地考察，他们都是以经验宣讲者的姿态口若悬河，现在下车先称“来学习”。
对外，上海官员的形象也在悄然改变。以往赴外地考察，他们都是以经验宣讲者的姿态出现，而现在下车先称“来学习”。
大批外地干部也被交流进上海。长宁区的一名处长告诉本刊记者：“上海的干部本身也是来自五湖四海，不会存在所谓排外现象，上海干部的特点是务实，只要对上海有利，他们就拥护。”
副市长屠光绍就是外来干部。“我调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上海缺管金融的副市长，所以我们跟中央建议，选派一个瞳金融的副市长来。”俞正声说。这就是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屠光绍。
“陈良宇案后，官员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动了。”沪上一位时评人说，当时，这样的干部状态对于决策者挑战巨大。
“办事规范是上海干部的一大优点，但有时也会显得过于教条和呆板，要敢于冲破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想对策、出实招。”俞正声在许多场合下这样督促缺乏闯劲的干部。
直至将“消极”定性为“腐败”。“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让广大干部明白不尽责就是失职，即使无错也是‘过’，是一种消极腐败。”
“俞正声的特点是讲话很明确，他会主动跟大家讲，我最近在考虑哪些问题，这样，作为下属就不用去揣测领导到底在想什么，底下的人也更好办。”上述长宁区的那名处长说。
走进高楼后面的棚户区
“俞正声还直接为《解放日报》写稿，让老百姓知道他在想什么。”该报的一位编辑说。
上海市民由此知道，他任内最希望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一个是上海的经济转型，第二个是历史遗留的利益调节问题—建国以来，200万支边人员返回上海之后，面临着养老水平差距矛盾，危棚俭屋改造涉及的搬迁补偿矛盾等等。
这类交流想法的稿件多了，关于市领导活动的报道就少了，版面让位于民生新闻，而俞式群众观也为媒体津津乐道。
2010年1月9日，俞正声在中共上海九届市委十次全会结束时做了题为《群众观点须臾不能忘记》的讲话，“好事者”统计出其引用了7处毛泽东的原话。
俞正声到黄浦区小东门街道调研，看到路边有晒太阳的老人，叫司机停车，到老人住的棚户区看看。一进屋内就说“暗无天日”，再问屋里为何挂满塑料袋，老人答称屋漏接雨，俞正声又说“水深火热”。他在会上提及此事：“高楼大厦后面隔壁就是棚户区，我走过很多城市，都没看见这个现象。”完成400万平方米二级以下旧里改造被提上了日程。
上海地铁6、8号线站台高低差及缝隙过大等原因，在试运营的十几天内就导致乘客受伤事件十余起，俞正声又在两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当时就不该剪彩，弄好了再剪彩。”
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俞正声曾说：“你做一个地方的领导，老想自己历史上留点什么，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就会妨碍你做出正确的决策，你该触及的矛盾你不敢触及了，应该长远做的事情，非要挪到当前来。我不希望做这样的领导。要对历史负责，对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负责，因为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