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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启蒙运动刚开始侧重于文化改造，而在其后为什么却是让社会改造即救亡压倒了文化改造？这其中又是历经了怎样的转变？本文通过这些问题进而探讨“五四”运动从文化改造向社会改造的转变。
关键词：“五四”运动；文化改造；社会改造；转变
一、“五四”运动的始端——文化改造
（一）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是以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宣告失败，皇权政体已被颠覆，而新的政体——共和政体却在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完整的体系，这样的境况使爱国人士开始把对从国家政治的关注上，转入对国民的觉悟、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上来，通过新的共和意识的流入来真正实现共和政体的建立。但要想这一文化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就必须要结合中国具体的时代背景来植入这一文化启蒙思想，而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对时代发展不入流的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从而与时代的发展要求所并轨。
五四运动包含了两个不同性质和不同阶段的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是通过共和思想意识的建立来实现共和政体。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只有先解决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将文化改造进行到底，那么社会政治问题也将会迎刃而解，社会改造也会随之完成。陈独秀也提到：“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式之新社会，……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也是认为中国共和政体的实现必是要将文化思想启蒙工作放在首要和根本的位置来对待。
（二）文化改造的形式
“五四”运动的出发点是文化救国，文化改造的基础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中，西方启蒙思想这股清流的注入是必不可少的，辛亥革命虽然以失败落幕，但是西方启蒙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已逐渐渗入到了民心，思想领袖开始推崇全盘西化，彻底摧毁封建传统。
其中陈独秀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和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从伦理道德、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传统势力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些都表达了对独立的自我意识的渴望，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诉求。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二、文化改造向社会改造转变的原因
（一）民族的影响
中国历来都是把实现国家抱负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体现，将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视为自身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的民族情绪和性格使得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必须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民族情怀始终无法割舍，这就更能预示出救亡压倒启蒙、文化改造转向社会改造。在将文化启蒙运动转向于社会改造的政治运动时，启蒙运动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由个体上升到国家，启蒙最初所具有的纯粹性也就一应殆尽，政治运动排挤掉了个体的民主、自由观念。所以说，文化运动中对个人权利、利益的诉求以及追求个性解放都并不是纯粹的追求个体的平等、自由。
李泽厚也提到：“此外，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有關。”可见中国人在传统思想影响下的性格是以实现现实需要、尊重实际为出发点的，个人自由的前提是国家自由、富强，如果只是单纯地鼓吹个人自由、人格尊严等思想，国家就没有真正达到自由，空谈这些也是枉然。国家只有强大，个人也会随之自由独立，所以说，根本问题在于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就必然走向政治问题，趋于社会改造的进程。
（二）社会条件对文化改造的制约
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意识到这场思想文化意识运动不应该带上政治色彩，启蒙思想不能被政治所完全牵绊住，文化改造不应该仅仅是从属于社会改造，文化改造应与社会改造有对等的制衡关系，二者应该有其内部的相互对话关系，“自我意识并非是政治，而是文化”。
在学生爱国反帝运动爆发后，只是一味地追求个人的人性独立和解放的思想文化运动很快就被爱国志士的爱国主义情怀所淹没，最后还是形成了由个人到集体再上升到国家的政治运动，这种社会改造即政治运动使得个人的独立思想意识失去了本该有的独立权，“自我意识”本是对新文化运动文化改造所打的烙印，追求个性解放、独立自由是时代发展所应有的标志，但在文化改造运动不久后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社会改造爆发后，二者便合流，这种文化改造的标志随之被附上了国家政治运动的标记，随后上升到了社会的改造。
三、社会改造与文化改造的互动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五四”运动中文化改造与社会改造看似是两个独立的改造运动，实际上它只是文化改造运动的内在延伸，其实质是具有政治性的运动，在形式上也就让文化救亡的方式转变成为了政治救亡的方式。
李泽厚认为，社会改造与文化改造的“合流”标志就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所领导的文化改造运动与罗家伦、傅斯年所领导的学生政治运动进行了“合流”，双方共同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提到“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与原来搞爱国反帝的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或领导”。这就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便带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把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放看作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文化救国的手段而进行的社会政治运动，其本身仍然是爱国救亡运动，因此，文化改造运动与社会改造的“合流”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陈独秀.宪法与孔教[M].新青年：63.
[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8：5，23.
关键词：“五四”运动；文化改造；社会改造；转变
一、“五四”运动的始端——文化改造
（一）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是以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宣告失败，皇权政体已被颠覆，而新的政体——共和政体却在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完整的体系，这样的境况使爱国人士开始把对从国家政治的关注上，转入对国民的觉悟、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上来，通过新的共和意识的流入来真正实现共和政体的建立。但要想这一文化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就必须要结合中国具体的时代背景来植入这一文化启蒙思想，而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对时代发展不入流的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从而与时代的发展要求所并轨。
五四运动包含了两个不同性质和不同阶段的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是通过共和思想意识的建立来实现共和政体。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只有先解决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将文化改造进行到底，那么社会政治问题也将会迎刃而解，社会改造也会随之完成。陈独秀也提到：“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式之新社会，……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也是认为中国共和政体的实现必是要将文化思想启蒙工作放在首要和根本的位置来对待。
（二）文化改造的形式
“五四”运动的出发点是文化救国，文化改造的基础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中，西方启蒙思想这股清流的注入是必不可少的，辛亥革命虽然以失败落幕，但是西方启蒙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已逐渐渗入到了民心，思想领袖开始推崇全盘西化，彻底摧毁封建传统。
其中陈独秀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和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从伦理道德、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传统势力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些都表达了对独立的自我意识的渴望，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诉求。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二、文化改造向社会改造转变的原因
（一）民族的影响
中国历来都是把实现国家抱负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体现，将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视为自身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的民族情绪和性格使得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必须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民族情怀始终无法割舍，这就更能预示出救亡压倒启蒙、文化改造转向社会改造。在将文化启蒙运动转向于社会改造的政治运动时，启蒙运动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由个体上升到国家，启蒙最初所具有的纯粹性也就一应殆尽，政治运动排挤掉了个体的民主、自由观念。所以说，文化运动中对个人权利、利益的诉求以及追求个性解放都并不是纯粹的追求个体的平等、自由。
李泽厚也提到：“此外，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有關。”可见中国人在传统思想影响下的性格是以实现现实需要、尊重实际为出发点的，个人自由的前提是国家自由、富强，如果只是单纯地鼓吹个人自由、人格尊严等思想，国家就没有真正达到自由，空谈这些也是枉然。国家只有强大，个人也会随之自由独立，所以说，根本问题在于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就必然走向政治问题，趋于社会改造的进程。
（二）社会条件对文化改造的制约
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意识到这场思想文化意识运动不应该带上政治色彩，启蒙思想不能被政治所完全牵绊住，文化改造不应该仅仅是从属于社会改造，文化改造应与社会改造有对等的制衡关系，二者应该有其内部的相互对话关系，“自我意识并非是政治，而是文化”。
在学生爱国反帝运动爆发后，只是一味地追求个人的人性独立和解放的思想文化运动很快就被爱国志士的爱国主义情怀所淹没，最后还是形成了由个人到集体再上升到国家的政治运动，这种社会改造即政治运动使得个人的独立思想意识失去了本该有的独立权，“自我意识”本是对新文化运动文化改造所打的烙印，追求个性解放、独立自由是时代发展所应有的标志，但在文化改造运动不久后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社会改造爆发后，二者便合流，这种文化改造的标志随之被附上了国家政治运动的标记，随后上升到了社会的改造。
三、社会改造与文化改造的互动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五四”运动中文化改造与社会改造看似是两个独立的改造运动，实际上它只是文化改造运动的内在延伸，其实质是具有政治性的运动，在形式上也就让文化救亡的方式转变成为了政治救亡的方式。
李泽厚认为，社会改造与文化改造的“合流”标志就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所领导的文化改造运动与罗家伦、傅斯年所领导的学生政治运动进行了“合流”，双方共同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提到“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与原来搞爱国反帝的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或领导”。这就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便带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把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放看作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文化救国的手段而进行的社会政治运动，其本身仍然是爱国救亡运动，因此，文化改造运动与社会改造的“合流”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陈独秀.宪法与孔教[M].新青年：63.
[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8：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