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人物档案]
　　林毅夫，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宜兰。
　　1978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随后在台湾军队服兵役，任“陆军中尉”；
　　1979年5月，从金门冒险泅渡来到大陆，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1年赴美留学，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博士后。博士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回国。1994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1994年发表重要著述《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名列世界经济学家第237名,全球华人经济学家第2名。
　　
　　6月，北大的朗润园，亭台错落，花木扶疏，经过主人多年的精心整修与呵护，整个园子正焕发出勃勃生机。曲曲折折绕过三进庭院，抵达了一间阔大的办公室，记者终于见到了经济奇才林毅夫的庐山真面目。
　　采访林毅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约多次才得以成行。据说在全国各种场合常有许多慕名的记者要采访，他总是避而不见。有人不解，新华社的一位老记者说：“他很低调，不爱接受采访。”
　　握手的时候，我抬头看看这位传奇人物，他脸上挂着微笑，亲切自然，并不像传言中那样难以接近。相反，他那又浓又长的眉毛，让人觉得他是一位慈眉善目、飘逸不凡的长者。
　　林毅夫引我们到靠近门口的沙发落座，他身后的台案上奖牌、奖杯林立，其中有一块金色牌匾格外引人注目，上书“经世济民”四个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林毅夫的一生。
　　
　　夜渡海峡回大陆
　　
　　一位朋友说，提到林毅夫，她眼前就会浮现出如下场面：一个高大的男子抱着两个篮球，在海水中飘浮。因为这经历太过离奇，他前半生的传奇故事，比他的学术成就更被人们津津乐道。
　　林毅夫本名林正义，出生于台湾宜兰的一个平民家庭。尽管林毅夫向来都不愿多谈“年轻时代的故事”，但在他的学生间传说，当年的他，亦是我们宝岛上“红与专”的楷模，被树为全台湾青年学习的榜样。
　　1979年，林毅夫被派驻金门担任陆军上尉。此时的林毅夫思想已有所变化，他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遥望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心中涌起对祖国大陆的无限向往之情。
　　然而，浅浅一湾海峡，却将他硬生生地隔在了对岸，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林毅夫抱起两个篮球，泅渡2000多米，来到了大陆。
　　1979年的大陆，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百废待兴，而台湾却早已开始经济起飞，关于他为什么要冒着“叛逃”的罪名，来到大陆，岛内群众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以后，面对媒体的提问，林毅夫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底。“在那边我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朴素的两句话，蕴含了当年这位爱国青年最真实的情感。
　　他曾对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说过，作为昔日台湾青年的楷模，他泅水到大陆的思想转变，“不是从哪一天开始，而是长期不断思考的结果”，熟读史书的他，在“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诸多事件后，萌生出一个坚定的想法：“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大陆来。”
　　就这样，27岁的林毅夫在福建省登陆了，或许是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正义”，他把名字改为“毅夫”，远走他乡的他，只有靠坚毅面对未来。
　　游览了两个月之后，林毅夫决定读书，几经辗转，他这个“来历不明”的人终于被北京大学“收留”，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其实在台湾，他已经获得了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继续读书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大陆，然而这个选择，却让经济学研究成了他的毕生职业与终生追求。
　　
　　师从大师舒尔茨
　　
　　一年后，林毅夫再逢奇遇。这一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来华访问，临走前到北大演讲。由于林毅夫懂得经济，英语又出众，被指派为舒尔茨教授的翻译。在今天看来，除了“缘分”无法解释这次相会，就是这个简短的接触，舒尔茨对林毅夫倍加赞赏。
　　回国后，舒尔茨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为他争取到了奖学金。1982年，林毅夫怀揣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证书，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已经退休10年的舒尔茨破例将他招为关门弟子。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几乎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芝加哥大学俨然成了世界经济学界的麦加。迄今为止，芝加哥大学已经出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是有名的“宽进严出”的学校，每年都有1/3的人读博士拿不到学位证书。林毅夫是他那一届30多名学生中唯——位在4年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这是他以4年没走出芝加哥大学校门为代价换来的。1986年，林毅夫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十分挂念林毅夫，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不足时，家中曾给他汇款资助。不仅如此，即使在林毅夫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其哥哥林旺松还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经济研究奖，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得以于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以促进中国高校经济学优秀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优秀学生继续深造。
　　
　　与妻儿异国相聚
　　
　　林毅夫的妻子陈云英也生于台湾。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二人一见如故。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言谈中觉出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两颗年轻的心再也不愿分离，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陳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当时，陈云英的儿子已经3岁了，又身怀六甲。家人都以为林毅夫不在人世了，立了林毅夫的牌位。但是，生性倔强的陈云英坚决不相信，她经常以泪洗面，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数年后，陈云英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欣喜若狂，当即决定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1983年，陈云英带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辗转赶到美国，才见到了魂牵梦萦的丈夫，两人抱头痛哭。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和林毅夫不在一个城市。陈云英一边带孩子，一边上课写论文。她花一年半时间拿下了美国爱丁保罗大学特殊教育硕士学位，又拿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1984年，她曾回大陆参观。1987年6月18日，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她就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在创业的道路上，陈云英备尝了人生的艰辛，但是她的业绩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同，她的品格受到人们的称赞。由于成绩突出，她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夫妻议政”的典范。
　　陈云英是我国第一个拥有特殊教育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在我国是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专家，如今已成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领头羊”。 　　


　　
　　感动于“吾道不孤”
　　
　　2005年“五一”，林毅夫被评为全国劳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很谦逊地说，自己在境界上与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而这个奖对他，“激励远大于奖励”。
　　其实林毅夫大可不必如此谦虚，了解他的人，无不感叹于他的劳动强度。在林毅夫宽阔的办公室里，高大的书柜里摞满了书籍，由此可以窥见一个学者苦行僧般的生活。
　　据说，林毅夫白天忙于授课和社会活动，夜间则忙于经济学论文的写作，对于这个传闻，跟随他数年的秘书陈曦说：已接近真实的林毅夫了。
　　成名以后的林毅夫有一句名言：“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而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里，他正是以同样的信念和惊人的毅力，跨过了国内外经济学教育的鸿沟。
　　1987年，35歲的林毅夫，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学博士中最早的“海归”。由于在农业方面的出色研究，他被委派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兼职教授。
　　当时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都还未成系统，即使是北大，也只有少数几位教师能够教授西方经济学。受过西方严格学术训练的林毅夫归来后，立刻让北大学子耳目一新。
　　据当时林的学生、现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姚洋回忆，第一次和研究生们见面，林毅夫就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假设你现在从北京去新疆贩西瓜回来卖，应该进什么样的西瓜呢？是当地最好的西瓜，还是一般的西瓜？请说出道理。
　　学生们全愣了，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啊，根本摸不着头绪。其实这只是个简单的成本问题，因为运输成本相同，所以应该进好西瓜。放在现今，即使普通本科生都能回答出来，但在当时，这种思考方式带来的震撼久久挥之不去。
　　后来姚洋成了林毅夫的研究生。写毕业论文时，一位老师说，林毅夫指导的论文都特别“俏”，研究做得深，问题取向也很有新意。
　　林毅夫一直试图用这种“新意”的方式改造中国的经济研究，希望将国外系统的研究方法引入国内，但是凭其一人之力，总有些孤掌难鸣。
　　1994年，林毅夫联合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几个志同道合者，在北大校长吴树青教授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建立了一个“特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希望将那些既熟悉国情，又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经济学家吸引回来，为国家经济发展尽些绵薄之力。
　　可以想见，起步时充满艰辛。中心仅有的6位研究人员和3位行政人员，待在一座老式办公楼的两间半办公室里，全部资金都要自己募集。1996年初，中心首次到美国招聘，当时来应聘的只有十几个人。据当年参与应聘并被录取的姚洋说，那年月想回国的经济学人才特别少，而当时中心所能提供的待遇，只有福特基金会每年资助的一万美元，比美国一个经济系留学生的收入还要少，并且这笔资助限期两年。可以说，那时加入中心的“海归”，都与林毅夫一样，抱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与经世济民的理想。
　　在林毅夫苦心孤诣的经营下，现如今，中心已是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重镇，一个非官方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它不仅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系统介绍到中国，确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准则，推动了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的交流，还成为中国领导人信任的一个智库。
　　弟子已逾三千的林毅夫总是说，他们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让这个全由“海归”组成的研究中心，能够存在、发展并发挥作用。的确，在无数中国经济学子心目中，“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英文缩写）已经沉淀为一个标志，一个课堂与“朝堂”结合的圣地。就连中心现今的办公地点朗润园，也被认为有“王者之气”。
　　2001年10月16日，林毅夫深情满怀地写下了一篇《万众苑记》，在对新建办公院落心旷神怡的景致描述一番后，他笔锋一转，写道：“留连四顾，抚今追昔，心悦之余，不禁慨然……”
　　其实何必慨然呢，看着欣欣向荣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心中应当是“吾道不孤”的感动。
　　
　　对政府“忠助良多”
　　
　　2003年２月，对“三农”问题素有见地的林毅夫发表了一篇文章，引来了轩然大波。在这篇题为《有关当前农村政策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中，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对农业进行补贴。观点甫一抛出，便招致多人围攻，形成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大论战。
　　以官方的观点来看，这场论战是以林毅夫的失败告终的，因为政府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依然出台了对农业直补的政策。对此，林毅夫并没有丝毫不快，尽管他仍坚持自己推论的内在逻辑，但是“政治家对经济政策的考量比经济学家的限制条件要多得多”。他说，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看中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的经济思想，而没有照着哈氏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去做，“中国领导人并不总是听经济学家的。多数情况下，经济智囊们的意见只是在与领导人所思索的问题不谋而合的时候，才会发生作用。”
　　尽管明了作为学者的局限，林毅夫仍然对政治谏言抱有极大的热情，并且从最初的农业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的经济问题。凡有经济政策讨论，林毅夫几乎每“役”必与。
　　在教育家、经济学家、官方智囊、社会活动家、名士以及民间随意授予的各种头衔当中，林毅夫最喜欢的是经济学家，其次恐怕就轮到“官方智囊”了。在为自己人生划分的三个阶段当中，他承认，最有价值的就是从1988年迄今，这一阶段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以经济中的要素禀赋、政府的发展战略和企业的自生能力为分析框架的学术思想；用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研探中国经济现象；以独特的视角提出新的发展、转型理论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并以官方或者半官方智囊身份，影响了中国经济政策十几年。
　　这段自述，以及林毅夫多年来的作为，充分展露了一个学者的政治追求。一方面，回国以后，他连续担任了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央极为倚重的经济学家之一。另一方面，他一手操持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成为重要的非官方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从1994年成立起，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该中心都有参与。
　　


　　尽管外界评价现在CCER的风头不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样强劲，但林毅夫坦言，“我们自己的热度一直没减”。
　　总是带有一种谦和君子之风的林毅夫经常说，他的谏言，多半带有一种“野人先曝”的心情。而事实却是，他的观点大部分都变成了政策，被否定的情况实在少之又少。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高频率地听取过林毅夫对经济政策的意见。中国最近两任总理的专家问计会，他都曾参加。“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林毅夫领衔的2004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也为决策层所采纳。最近，已经升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林毅夫，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智囊团当中。
　　有人说，林毅夫对中国政府“忠助良多”，也有人看他不惯，将其归入“御用经济学家”之列。对别人的评价，林毅夫向来淡然处之，只在一次采访中，面对众多臆测，他回答说，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自然希望研究的成果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以造福于世人。
　　随后，他引用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有百千人之能力者应该为百千人服务，有万千人之能力者应该为万千人服务。“我追求的是自己能够对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林毅夫说，这才是他抛妻别子，父母去世时不能膝下尽孝、坟前守灵，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祖国大陆的根本动因。
　　（摘自《中华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