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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理性主义”是一种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紧密结合的哲学思潮。它作为现行主流文学的重要哲学内核，必然经历了一个萌芽、发展、壮大的过程。《爱弥儿》是卢梭的重要作品，被称为“教育小说”，在这部书中，我们发现，非理性主义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成分，而是重要的思想内核。如今，过多的理性思维仍使我们在飞速运转的社会中痛苦挣扎，这种时代背景下，回望卢梭当年的警示和建议，对我们调整生活心态、实现审美救赎有着独特的意义。
关键词：卢梭；《爱弥儿》；非理性主义；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杜程程（1995-），女，山东东营人，扬州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2
提起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头，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种种深刻矛盾，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后世人的迷茫、失落。然而实际上，早在理性王国的蓝图刚刚开始勾画的时候，卢梭便已经看到了“理性至上”中潜藏的危机。在提倡理性思考的同时指出理性的局限，激烈抨击现代文明和城市文明，这些特点使卢梭的思想显得复杂而深刻。卢梭往往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核，他的《爱弥儿》作为著名的教育小说，向世人展现了自然之子爱弥儿的成长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理性的巨大力量，也可以领悟非理性心理因素不可缺失的作用。
一、非理性主义的概念
在各大文学思潮中，和非理性主义关系最紧密的，无疑是现代主义文学。但是，非理性主义与文学的结合，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偶然发生的，必然有其萌芽和发展的过程。在世界文学史的长河中，非理性心理成分开始只是游离的、零散的成分，随着一代代作家对人类内心的探索，各种非理性心理成分不断被挖掘，到20世纪初，非理性主义终于已经成为了现代主义文学普遍的哲学基础。
非理性主义又称“反理性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内核，对十九世纪以来的多种文学流派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它作为一种声势浩大的哲学思潮，是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思想大师苦苦探寻、推陈出新的结果。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到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可以说整体笼罩在“唯理性主义”“理性中心主义”之中。但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毁灭性的灾难落在了民众头上，人们开始反思理性的作用和影响，反思科技和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问题。“理性王国”的美梦破裂了，人们开始迷茫甚至走向绝望。
于是，一批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开始认真分析理性的功能、局限、历史作用，掀起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与理性主义相对立，其基本特征是，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种非理性因素，如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无意识、想象、神秘的“顿悟”等等。不过，非理性主义并不完全否认理性，而是反对传统的理性中心主义、历史理性主义，反对以理性主义代替一切，因此，非理性主义同样是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这一思潮出现之前，各种非理性主义的成分，已经在各类文学中出现。
二、《爱弥儿》中对非理性因素作用的强调
在文学史上，卢梭是一位开创了崭新时代的伟大作家。卢梭在理性主义刚刚萌芽，并在伏尔泰、狄德罗等大思想家鼓吹下飞速上升的时候，就看到了“理性至上”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爱弥儿》是盧梭的重要著作，被称作“教育小说”。在此书中，卢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点，提出了“自然主义”教育的学说，同时也涉及了社会、政治、哲学中的一系列问题。《爱弥儿》一书中，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得到了较为系统、明确的阐释，开始摆脱附庸和工具的地位。
（一）“自然人”与“自然教育”对原始天性的呼唤
18世纪的主流文学是启蒙文学，启蒙文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一般来说，鼓吹理性是启蒙文学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然而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自然教育”的目的便是培养“自然人”。自然人是保持了淳朴天性、不被社会与城市文明污染的人类个体，他们可以真正做到善良而幸福。“自然人”的培养以人类共有原始天性的良善为前提，呼吁本性的回归，在卢梭眼里，自然是美的，也是善的，它经历了千万年的演化，比人类的智慧要高明得多。
在教育爱自己学生的过程中，卢梭尽可能让爱弥儿贴近自然、保持天性。爱弥儿从小便从乡村长大，一直保持着自然的习惯，他的欲望也都是自然的欲望，不会过分膨胀而把他引向邪恶。卢梭坚信， “大自然总是向最好的方面去做的”，它已经为人安排了最美好的天性，回归至善的方法不应是通过理性推断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而是顺应本心。
（二）非理性心理因素在个体成长中作用不可替代的论断
“自然”在卢梭心里具有至高的地位，在卢梭眼中，自然形成的欲望、冲动、情感等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卢梭认为，过早或者过多依赖理性思考，人就会误入歧途。人最开始就有且只有两种情感：快乐和痛苦。不会说话的孩子得到喜欢的食物、玩具便会快乐，受到伤害便会感到痛苦，这是孩子存活和成长最重要的保证。人长大之后，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喜、怒、哀、乐，也与我们的一生相伴相随，在我们趋利避害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爱弥儿》中，卢梭再次重申，人与人不能只靠利益联结，还要紧紧依托共同的情感达成相互间的理解和关怀。感情先于理性而存在，也比理性承载着更重要的使命，因此卢梭坚定地把感情放在理性的前面，赋予它更高的价值。
“欲望”常常被人看作是千万罪恶的根源，但卢梭却把欲望明确分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两种。在《爱弥儿》中，卢梭指出，很多欲望是随着人的成长自然产生，而后又自然消退的，不能过分抑制，他甚至向世人宣告：“我们的欲念是我们保持生存的主要工具”。
（三）“同情心”“良知”对道德条例的超越
毫无疑问，卢梭是一位很注重德行的思想家。人的本性与道德是否相符合，人性究竟是善是恶，千百年来各国思想家各执一词，纷争不断。在伦理学家看来，无论是道德的制定，还是美德的培养，理性因素都是不可缺少的。卢梭当然不否认理性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但也指出了理性教育的局限。 卢梭认为，人天生就有良知和道德感。刚生下来的婴儿，只有保持生存和自由的需求，因而没有害人之心。人越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能力和欲望的差别也就越小，贪婪与罪恶也就越难以在他心中扎根。自爱是人最原始的本能，人一生下来就懂得善待自己，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求，而一名幼儿的生存和幸福快乐是要仰仗父母和其他人的。同时，人有悲悯之心，会同情苦难中的同类，会自然而然产生出把他从苦难中救出的心愿。天生的良知是道德得以建立的基础，所以在卢梭看来，道德良知和道德本能先于道德规范。具体道德条例的制定有一定的随意性，恶劣的道德秩序有可能会压抑人性，因此，与其对年轻人耳提面命，不如让他们发明本心。
非理性主义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的，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和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理性主义必然伴随着对“理性至上”思维的批判，而卢梭在这一点上，也是一位先驱。
三、《爱弥儿》中对理性滥用现象的攻击与批判
让-雅克·卢梭是欧洲启蒙运动中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卢梭与伏尔泰、狄德罗等同时期启蒙思想家本应是亲密的战友，却先后分道扬镳，走向对立，伏尔泰对于卢梭攻击现代文明、提倡回归自然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来自各界的指责并没有让卢梭妥协，在1762年的《爱弥儿》中，卢梭对理性滥用现象的批判仍然十分猛烈。
（一）理性滥用对个体成长的毒害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学习了相当多的知识，但其中大部分却都没有被理解，成为了孩子们脑海中无意义的字符序列和讨好长辈的工具。卢梭无疑看到了他那个时代教育中的种种问题，深感孩子们收到了毒害。 在《爱弥儿》中，虚假的礼仪成为了表达自己欲求的暗语，过于高深的语言让孩童学会了玩弄字眼和打断别人讲话，空洞的格言和严苛的清规束缚了孩子们的心灵却未能阻止谎言。理性的上升使人们脱离了蒙昧，但人类个体的情感生活中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和理性主义不相适应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强行运用理性思维，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童真的消逝，卢梭对这些现象的揭示，让他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深层意蕴。
（二）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异变
卢梭极度热爱自然，这让卢梭笔下的自然和传统作家笔下的自然有着明显的区别。文学被称为“人学”，一般作家展现的自然景物，都只是言志抒情的凭借，精致细腻的描写虽然能为自然增添艺术美感，但通常改变不了自然景物作为附庸的地位。而卢梭写自然，则直接把自然当作赞颂的主要对象，尽情讴歌，这与卢梭的人性观有着密切关系。
卢梭对科学和艺术没有好感，甚至激烈反對一些门类的科学和艺术。像医学一样，其他科学本来的目的也是造福人类，但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无奈地看到，科学走向了人性的对立面，让人生活更便利的同时，也让人不再像真正的“人”了。不只科学，整个人类现代文明，都使人们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生活状态。卢梭安排爱弥儿在乡村中接受淳朴的自然主义教育，最终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找到自己的幸福。而在误入城市的那段生活中，爱弥儿不断遭受污染，背负罪恶，身心饱受创伤。
哲理小说普遍赞扬理性之光，卢梭却在为变异的人性担忧。在伏尔泰看来，文明不断进步，人类不断获得荣光，而在卢梭看来，人最宝贵的天性正在被理性世界的精密齿轮一点点磨损。作为早期便看到现代文明与人性矛盾的哲学家，卢梭给自己的教育小说加入了尖锐的批判。
从卢梭逝世到现在，二百多年过去了，岁月证明了这位哲人当年忧虑的前瞻性。工业文明和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无疑离卢梭推崇的“自然人”状态更远了，我们比以往更像社会的零件。理性和利益让我们冰冷而麻木，计算和推演剥夺了我们的纯真，高速运转的社会把每一个个体置于远离自然、远离天性的环境中。正如卢梭所言，我们病了。这种情况下，回望卢梭当年的警示和建议，对我们调整生活心态、实现审美救赎有着独特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象愚，杨恒达，曾艳兵：《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
[2]王立新：《外国文学史（西方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7 月版。
[3]卢梭：《忏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版。
[4]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版。
[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版。
[6]金炳华：《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7]冯契，徐孝通：《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关键词：卢梭；《爱弥儿》；非理性主义；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杜程程（1995-），女，山东东营人，扬州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2
提起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头，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种种深刻矛盾，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后世人的迷茫、失落。然而实际上，早在理性王国的蓝图刚刚开始勾画的时候，卢梭便已经看到了“理性至上”中潜藏的危机。在提倡理性思考的同时指出理性的局限，激烈抨击现代文明和城市文明，这些特点使卢梭的思想显得复杂而深刻。卢梭往往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核，他的《爱弥儿》作为著名的教育小说，向世人展现了自然之子爱弥儿的成长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理性的巨大力量，也可以领悟非理性心理因素不可缺失的作用。
一、非理性主义的概念
在各大文学思潮中，和非理性主义关系最紧密的，无疑是现代主义文学。但是，非理性主义与文学的结合，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偶然发生的，必然有其萌芽和发展的过程。在世界文学史的长河中，非理性心理成分开始只是游离的、零散的成分，随着一代代作家对人类内心的探索，各种非理性心理成分不断被挖掘，到20世纪初，非理性主义终于已经成为了现代主义文学普遍的哲学基础。
非理性主义又称“反理性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内核，对十九世纪以来的多种文学流派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它作为一种声势浩大的哲学思潮，是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思想大师苦苦探寻、推陈出新的结果。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到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可以说整体笼罩在“唯理性主义”“理性中心主义”之中。但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毁灭性的灾难落在了民众头上，人们开始反思理性的作用和影响，反思科技和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问题。“理性王国”的美梦破裂了，人们开始迷茫甚至走向绝望。
于是，一批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开始认真分析理性的功能、局限、历史作用，掀起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与理性主义相对立，其基本特征是，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种非理性因素，如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无意识、想象、神秘的“顿悟”等等。不过，非理性主义并不完全否认理性，而是反对传统的理性中心主义、历史理性主义，反对以理性主义代替一切，因此，非理性主义同样是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这一思潮出现之前，各种非理性主义的成分，已经在各类文学中出现。
二、《爱弥儿》中对非理性因素作用的强调
在文学史上，卢梭是一位开创了崭新时代的伟大作家。卢梭在理性主义刚刚萌芽，并在伏尔泰、狄德罗等大思想家鼓吹下飞速上升的时候，就看到了“理性至上”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爱弥儿》是盧梭的重要著作，被称作“教育小说”。在此书中，卢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点，提出了“自然主义”教育的学说，同时也涉及了社会、政治、哲学中的一系列问题。《爱弥儿》一书中，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得到了较为系统、明确的阐释，开始摆脱附庸和工具的地位。
（一）“自然人”与“自然教育”对原始天性的呼唤
18世纪的主流文学是启蒙文学，启蒙文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一般来说，鼓吹理性是启蒙文学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然而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自然教育”的目的便是培养“自然人”。自然人是保持了淳朴天性、不被社会与城市文明污染的人类个体，他们可以真正做到善良而幸福。“自然人”的培养以人类共有原始天性的良善为前提，呼吁本性的回归，在卢梭眼里，自然是美的，也是善的，它经历了千万年的演化，比人类的智慧要高明得多。
在教育爱自己学生的过程中，卢梭尽可能让爱弥儿贴近自然、保持天性。爱弥儿从小便从乡村长大，一直保持着自然的习惯，他的欲望也都是自然的欲望，不会过分膨胀而把他引向邪恶。卢梭坚信， “大自然总是向最好的方面去做的”，它已经为人安排了最美好的天性，回归至善的方法不应是通过理性推断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而是顺应本心。
（二）非理性心理因素在个体成长中作用不可替代的论断
“自然”在卢梭心里具有至高的地位，在卢梭眼中，自然形成的欲望、冲动、情感等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卢梭认为，过早或者过多依赖理性思考，人就会误入歧途。人最开始就有且只有两种情感：快乐和痛苦。不会说话的孩子得到喜欢的食物、玩具便会快乐，受到伤害便会感到痛苦，这是孩子存活和成长最重要的保证。人长大之后，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喜、怒、哀、乐，也与我们的一生相伴相随，在我们趋利避害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爱弥儿》中，卢梭再次重申，人与人不能只靠利益联结，还要紧紧依托共同的情感达成相互间的理解和关怀。感情先于理性而存在，也比理性承载着更重要的使命，因此卢梭坚定地把感情放在理性的前面，赋予它更高的价值。
“欲望”常常被人看作是千万罪恶的根源，但卢梭却把欲望明确分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两种。在《爱弥儿》中，卢梭指出，很多欲望是随着人的成长自然产生，而后又自然消退的，不能过分抑制，他甚至向世人宣告：“我们的欲念是我们保持生存的主要工具”。
（三）“同情心”“良知”对道德条例的超越
毫无疑问，卢梭是一位很注重德行的思想家。人的本性与道德是否相符合，人性究竟是善是恶，千百年来各国思想家各执一词，纷争不断。在伦理学家看来，无论是道德的制定，还是美德的培养，理性因素都是不可缺少的。卢梭当然不否认理性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但也指出了理性教育的局限。 卢梭认为，人天生就有良知和道德感。刚生下来的婴儿，只有保持生存和自由的需求，因而没有害人之心。人越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能力和欲望的差别也就越小，贪婪与罪恶也就越难以在他心中扎根。自爱是人最原始的本能，人一生下来就懂得善待自己，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求，而一名幼儿的生存和幸福快乐是要仰仗父母和其他人的。同时，人有悲悯之心，会同情苦难中的同类，会自然而然产生出把他从苦难中救出的心愿。天生的良知是道德得以建立的基础，所以在卢梭看来，道德良知和道德本能先于道德规范。具体道德条例的制定有一定的随意性，恶劣的道德秩序有可能会压抑人性，因此，与其对年轻人耳提面命，不如让他们发明本心。
非理性主义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的，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和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理性主义必然伴随着对“理性至上”思维的批判，而卢梭在这一点上，也是一位先驱。
三、《爱弥儿》中对理性滥用现象的攻击与批判
让-雅克·卢梭是欧洲启蒙运动中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卢梭与伏尔泰、狄德罗等同时期启蒙思想家本应是亲密的战友，却先后分道扬镳，走向对立，伏尔泰对于卢梭攻击现代文明、提倡回归自然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来自各界的指责并没有让卢梭妥协，在1762年的《爱弥儿》中，卢梭对理性滥用现象的批判仍然十分猛烈。
（一）理性滥用对个体成长的毒害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学习了相当多的知识，但其中大部分却都没有被理解，成为了孩子们脑海中无意义的字符序列和讨好长辈的工具。卢梭无疑看到了他那个时代教育中的种种问题，深感孩子们收到了毒害。 在《爱弥儿》中，虚假的礼仪成为了表达自己欲求的暗语，过于高深的语言让孩童学会了玩弄字眼和打断别人讲话，空洞的格言和严苛的清规束缚了孩子们的心灵却未能阻止谎言。理性的上升使人们脱离了蒙昧，但人类个体的情感生活中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和理性主义不相适应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强行运用理性思维，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童真的消逝，卢梭对这些现象的揭示，让他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深层意蕴。
（二）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异变
卢梭极度热爱自然，这让卢梭笔下的自然和传统作家笔下的自然有着明显的区别。文学被称为“人学”，一般作家展现的自然景物，都只是言志抒情的凭借，精致细腻的描写虽然能为自然增添艺术美感，但通常改变不了自然景物作为附庸的地位。而卢梭写自然，则直接把自然当作赞颂的主要对象，尽情讴歌，这与卢梭的人性观有着密切关系。
卢梭对科学和艺术没有好感，甚至激烈反對一些门类的科学和艺术。像医学一样，其他科学本来的目的也是造福人类，但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无奈地看到，科学走向了人性的对立面，让人生活更便利的同时，也让人不再像真正的“人”了。不只科学，整个人类现代文明，都使人们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生活状态。卢梭安排爱弥儿在乡村中接受淳朴的自然主义教育，最终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找到自己的幸福。而在误入城市的那段生活中，爱弥儿不断遭受污染，背负罪恶，身心饱受创伤。
哲理小说普遍赞扬理性之光，卢梭却在为变异的人性担忧。在伏尔泰看来，文明不断进步，人类不断获得荣光，而在卢梭看来，人最宝贵的天性正在被理性世界的精密齿轮一点点磨损。作为早期便看到现代文明与人性矛盾的哲学家，卢梭给自己的教育小说加入了尖锐的批判。
从卢梭逝世到现在，二百多年过去了，岁月证明了这位哲人当年忧虑的前瞻性。工业文明和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无疑离卢梭推崇的“自然人”状态更远了，我们比以往更像社会的零件。理性和利益让我们冰冷而麻木，计算和推演剥夺了我们的纯真，高速运转的社会把每一个个体置于远离自然、远离天性的环境中。正如卢梭所言，我们病了。这种情况下，回望卢梭当年的警示和建议，对我们调整生活心态、实现审美救赎有着独特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象愚，杨恒达，曾艳兵：《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
[2]王立新：《外国文学史（西方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7 月版。
[3]卢梭：《忏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版。
[4]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版。
[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版。
[6]金炳华：《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7]冯契，徐孝通：《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