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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旨归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在这一历程中生发出三个亟待解决的关键论题，它们分别从三个维度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真意蕴：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什么化”；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什么。深入分析和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这三个命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从而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1-0060-04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坚定理想信念与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研究”（13JDB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光洁（1983-），男，安徽阜阳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余达淮（1962-），男，安徽歙县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旨归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最终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在这一征途中，存在着三个关键问题，它们分别从三个维度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真思想：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什么化”；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什么”。而如今我国所处的时代境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1]因此，深入分析和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这三个亟待解决的关键命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从而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这是一个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其内在逻辑指向是要求我们必须掌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其科学内涵。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蕴涵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体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实现三维结合，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具体化。
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因此，它化的当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化”的客体即对象是马克思主义。而科学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逻辑要求则需进一步追问究竟何谓马克思主义。这一论题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实践意义。从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来看，我们一直在不懈地对这一问题进行着探寻和反思。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也遭受了诸如“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等失误和曲折，问题的症结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291自然，何谓马克思主义便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带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重要课题，需要学者们对其进行不懈的求索和追问。
应当承认，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见仁见智。一方面，从内涵的层面看，其说各异。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真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的自觉统一”；而有的学者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的辩证统一”；邓小平对此也曾进行过界定：“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从外延的层面看，比较富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有些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首先，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而二人中他们又更加强调马克思的作用。其缘由是在他们的视域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为马克思一人所创而与恩格斯无关；其次，在他们的概念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除了包含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外，还蕴含当时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尤其是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这些学者界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化的马克思主义则仅仅指的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
针对这种观点，笔者认为其过于偏狭：一方面，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中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理论实质这个角度来说的，而恰恰指向的是思想理路、历史源流这一向度；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一定不能忽视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所创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它不但应当涵盖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还应该包含列宁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诸如普列汉诺夫、斯大林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创新，如此等等。否则，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个中理由在于，众所周知：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非马克思一人，恩格斯也为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自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所应当包含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贡献、作用有大小、主次之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疑应当强调马克思的价值，但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忽视恩格斯的贡献。我们应当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其二，毫无疑问，列宁主义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的，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自然，也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其三，一些后来者诸如普列汉诺夫、斯大林等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对他们的思想也应当坚持“两点论”，不能因为他们存在一些问题、错误，就否认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认可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否则，那就是一叶障目、形而上学。诚然，在“化”由他们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尤为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应当有所选择，“好的留下来，不好的请走开”，即秉持一种“建设性批判”的态度。所谓“建设性批判”实质上就是辩证批判和科学批判，对事物既肯定又否定，而不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这也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应当秉持的一种理性态度。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内涵和外延的解读，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失之过窄，惟其如此，才能正确地找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从而也才能为科学厘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以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准确的理论指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什么化”？
用什么化也即是“怎么化”的问题，它表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那里并不存在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具体“药方”，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3]
因此，我们不能奉行鲁迅先生当年已经批判过的“拿来主义”，要注重消化、吸收。这些经典作家思想的精神光芒和伟力只能在同中国实践的结合中才能彰显。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通过实践这一路径来化马克思主义？答案不难得出：一方面，我们要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本真思想，但必须在明晰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邓小平就曾强调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2]113114另一方面，应该牢记，只有开阔眼界，才能提升境界。这要求人们扩大视野，从各种包括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35并且“真理是在碰撞中才能发光的燧石”。[5]从而，经由社会实践，各种思想的“营养元素”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其中得以融化、化合、整合，经过思想创新形成一个又一个蕴涵真理性的实践方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见，这一历程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生动展现。而用实践来化马克思主义，至今在中国这一场域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人所共知，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在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他就把实践作为立足点，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境遇出发，并善于集中全党智慧和依据自身经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其中，可以说，毛泽东自始至终坚持使用实践这一路径来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反对各种错误的方式方法。一个明证是1930 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率先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任务。他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毛泽东在此实际上就是强调社会实践，提倡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正是依据这样的实践路径和思想原则，他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脱离现实的“城市中心论”，确定了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可以邓小平理论为例来看。邓小平理论是在坚持用实践来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又一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的内核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论题。邓小平对此的解答，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立足于社会实践来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客体的艰难的探索历程。例如，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这是后人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一个典型的错误观点。这一错误的思想在“文革”中被发展到极致，并且在我国“文革”结束后几年仍然大有市场。无疑，这种主张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背离，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邓小平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一是在认识层面，纠正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认知；二是在实践层面，纠正人们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错误。从而有效地引导全社会来重新审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确认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使全党明确我国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他还从多方面、多维度论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例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137“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发展才是硬道理”，[2]377还有“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116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这些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彻底颠覆了以往那种把阶级斗争视为第一要务的错误观念，是一种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变革。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什么？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什么”或者说“违背了什么”，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某些观点或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某种背离。这种“背离说”在当下中国场域里，有一定的市场。这里以无产阶级与资本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从无产阶级内涵的历史演进观之。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初界定的无产阶级的内涵是不完全一致的。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的更替，取决于没有节制的竞争的波动。”[4]295显然，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就是指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一个阶级。实际上，马克思所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观点。然而众所周知，这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时代条件下，马恩对无产阶级这一历史范畴的深刻阐发。而问题是当今世界已经不同于马恩当年。以中国为例，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时期，对无产阶级这一范畴的内涵解读也应当与时俱进。对我国来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并没有把无产阶级仍然理解为马恩当年视域中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在当代中国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它的国际主义特征和对狭隘民族利益追求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有所弱化。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1956年，中国经过“三大改造”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民成为了国家真正的主人，而人民群众的主体已经变成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于是，现在我国的工农阶级已经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归他们占有。自然，我国现在的工人阶级也就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马恩视域中的无产阶级了。 但问题是，为什么现在仍然还提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这一观点呢？不难看出，这一提法实际上是从国际视角来说的。从国际上来看，当今世界仍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掌控着国际话语权，而世界上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基本矛盾，这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我们仍然使用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仍然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都是可行的。但即便这样，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语境中，无产阶级这一历史范畴的内涵也发生了一定的嬗变。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恩视域中的无产阶级了，它的内涵也有了某种改变。例如，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拥有公司的少部分股份，变成小的股东，等等。此外，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缓和劳资矛盾的福利政策，西方工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及其目标往往也发生了某些改变。可见，应该承认，无产阶级存在一个历史扬弃的过程，现在无论是西方作为雇佣的工人阶级还是我国作为主人的工人阶级，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发展着无产阶级这一概念。
由此看来，我们今天对无产阶级内涵的界说似乎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然而，笔者以为，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列宁也曾生动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来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绝不是背弃学说，决不能叫做机会主义。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8]如今的时代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内涵也应该不断的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二，体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资本的使用上。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目标，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414而在笔者看来，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主要强调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当然这也就必然内在的蕴含要消灭资本。而现实是我国当前却仍然存在众多的外资经济、私营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不言而喻，这些经济成分主要是私有制经济，在其中自然存在着大量的资本，而且这些资本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马恩当年的理论和我国如今的现实这二者存在的张力呢？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当前对资本的使用是背离了马恩的观点，而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没有真正理解马恩思想的精髓，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式的理解。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当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当前我国允许私有制、资本和剥削现象的存在，这只是在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实行的暂时的具有过渡性的政策，它在表象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某种背离，实质上却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定支持。个中道理就在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9]363接着，他又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9]364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还允许私有制、资本等“旧社会的痕迹”存在并发挥作用是可行的，有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也指出，这只是为了将来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其理论依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指出来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373显而易见，马克思在此所说的“过渡时期”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主义阶段，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原则性和灵活性。
对此，陈先达进行了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有灵活性，它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自己的政策，但它又有原则性。灵活性是它的条件性，而原则性则体现为它的最终目的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会脱离实际可行性，置13亿人民的实际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于不顾，固守抽象原则。但也不会背弃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最终建设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资本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一切成果由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的社会，建设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理想和方向不会变，也不能变。但在这个过程中，或曲折或绕行，或进一步退两步都是可能的。”[10]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1]在此，“理论逻辑”实质上指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基本原则，而“历史逻辑”实际上则指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习近平也是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它运用的条件性、原则性和它的灵活性是辩证统一的。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不断“背离”的这一历史进程，恰恰正是我们要努力推动和大力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现实。“背离”或者说“违背”均为不实之词，它只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实质，它从反面提醒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背离，而是继承、发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JP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KH- 5mm]
82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陈先达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1
[6]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KH- 5mm]11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8]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陈先达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3）
[11]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5-26
【责任编辑：宇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1-0060-04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坚定理想信念与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研究”（13JDB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光洁（1983-），男，安徽阜阳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余达淮（1962-），男，安徽歙县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旨归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最终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在这一征途中，存在着三个关键问题，它们分别从三个维度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真思想：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什么化”；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什么”。而如今我国所处的时代境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1]因此，深入分析和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这三个亟待解决的关键命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从而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这是一个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其内在逻辑指向是要求我们必须掌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其科学内涵。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蕴涵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体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实现三维结合，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具体化。
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因此，它化的当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化”的客体即对象是马克思主义。而科学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逻辑要求则需进一步追问究竟何谓马克思主义。这一论题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实践意义。从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来看，我们一直在不懈地对这一问题进行着探寻和反思。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也遭受了诸如“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等失误和曲折，问题的症结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291自然，何谓马克思主义便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带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重要课题，需要学者们对其进行不懈的求索和追问。
应当承认，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见仁见智。一方面，从内涵的层面看，其说各异。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真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的自觉统一”；而有的学者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的辩证统一”；邓小平对此也曾进行过界定：“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从外延的层面看，比较富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有些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首先，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而二人中他们又更加强调马克思的作用。其缘由是在他们的视域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为马克思一人所创而与恩格斯无关；其次，在他们的概念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除了包含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外，还蕴含当时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尤其是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这些学者界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化的马克思主义则仅仅指的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
针对这种观点，笔者认为其过于偏狭：一方面，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中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理论实质这个角度来说的，而恰恰指向的是思想理路、历史源流这一向度；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一定不能忽视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所创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它不但应当涵盖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还应该包含列宁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诸如普列汉诺夫、斯大林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创新，如此等等。否则，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个中理由在于，众所周知：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非马克思一人，恩格斯也为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自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所应当包含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贡献、作用有大小、主次之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疑应当强调马克思的价值，但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忽视恩格斯的贡献。我们应当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其二，毫无疑问，列宁主义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的，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自然，也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其三，一些后来者诸如普列汉诺夫、斯大林等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对他们的思想也应当坚持“两点论”，不能因为他们存在一些问题、错误，就否认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认可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否则，那就是一叶障目、形而上学。诚然，在“化”由他们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尤为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应当有所选择，“好的留下来，不好的请走开”，即秉持一种“建设性批判”的态度。所谓“建设性批判”实质上就是辩证批判和科学批判，对事物既肯定又否定，而不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这也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应当秉持的一种理性态度。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内涵和外延的解读，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失之过窄，惟其如此，才能正确地找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从而也才能为科学厘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以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准确的理论指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什么化”？
用什么化也即是“怎么化”的问题，它表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那里并不存在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具体“药方”，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3]
因此，我们不能奉行鲁迅先生当年已经批判过的“拿来主义”，要注重消化、吸收。这些经典作家思想的精神光芒和伟力只能在同中国实践的结合中才能彰显。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通过实践这一路径来化马克思主义？答案不难得出：一方面，我们要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本真思想，但必须在明晰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邓小平就曾强调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2]113114另一方面，应该牢记，只有开阔眼界，才能提升境界。这要求人们扩大视野，从各种包括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35并且“真理是在碰撞中才能发光的燧石”。[5]从而，经由社会实践，各种思想的“营养元素”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其中得以融化、化合、整合，经过思想创新形成一个又一个蕴涵真理性的实践方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见，这一历程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生动展现。而用实践来化马克思主义，至今在中国这一场域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人所共知，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在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他就把实践作为立足点，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境遇出发，并善于集中全党智慧和依据自身经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其中，可以说，毛泽东自始至终坚持使用实践这一路径来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反对各种错误的方式方法。一个明证是1930 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率先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任务。他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毛泽东在此实际上就是强调社会实践，提倡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正是依据这样的实践路径和思想原则，他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脱离现实的“城市中心论”，确定了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可以邓小平理论为例来看。邓小平理论是在坚持用实践来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又一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的内核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论题。邓小平对此的解答，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立足于社会实践来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客体的艰难的探索历程。例如，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这是后人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一个典型的错误观点。这一错误的思想在“文革”中被发展到极致，并且在我国“文革”结束后几年仍然大有市场。无疑，这种主张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背离，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邓小平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一是在认识层面，纠正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认知；二是在实践层面，纠正人们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错误。从而有效地引导全社会来重新审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确认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使全党明确我国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他还从多方面、多维度论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例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137“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发展才是硬道理”，[2]377还有“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116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这些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彻底颠覆了以往那种把阶级斗争视为第一要务的错误观念，是一种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变革。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什么？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什么”或者说“违背了什么”，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某些观点或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某种背离。这种“背离说”在当下中国场域里，有一定的市场。这里以无产阶级与资本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从无产阶级内涵的历史演进观之。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初界定的无产阶级的内涵是不完全一致的。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的更替，取决于没有节制的竞争的波动。”[4]295显然，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就是指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一个阶级。实际上，马克思所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观点。然而众所周知，这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时代条件下，马恩对无产阶级这一历史范畴的深刻阐发。而问题是当今世界已经不同于马恩当年。以中国为例，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时期，对无产阶级这一范畴的内涵解读也应当与时俱进。对我国来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并没有把无产阶级仍然理解为马恩当年视域中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在当代中国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它的国际主义特征和对狭隘民族利益追求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有所弱化。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1956年，中国经过“三大改造”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民成为了国家真正的主人，而人民群众的主体已经变成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于是，现在我国的工农阶级已经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归他们占有。自然，我国现在的工人阶级也就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马恩视域中的无产阶级了。 但问题是，为什么现在仍然还提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这一观点呢？不难看出，这一提法实际上是从国际视角来说的。从国际上来看，当今世界仍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掌控着国际话语权，而世界上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基本矛盾，这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我们仍然使用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仍然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都是可行的。但即便这样，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语境中，无产阶级这一历史范畴的内涵也发生了一定的嬗变。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恩视域中的无产阶级了，它的内涵也有了某种改变。例如，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拥有公司的少部分股份，变成小的股东，等等。此外，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缓和劳资矛盾的福利政策，西方工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及其目标往往也发生了某些改变。可见，应该承认，无产阶级存在一个历史扬弃的过程，现在无论是西方作为雇佣的工人阶级还是我国作为主人的工人阶级，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发展着无产阶级这一概念。
由此看来，我们今天对无产阶级内涵的界说似乎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然而，笔者以为，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列宁也曾生动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来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绝不是背弃学说，决不能叫做机会主义。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8]如今的时代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内涵也应该不断的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二，体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资本的使用上。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目标，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414而在笔者看来，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主要强调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当然这也就必然内在的蕴含要消灭资本。而现实是我国当前却仍然存在众多的外资经济、私营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不言而喻，这些经济成分主要是私有制经济，在其中自然存在着大量的资本，而且这些资本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马恩当年的理论和我国如今的现实这二者存在的张力呢？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当前对资本的使用是背离了马恩的观点，而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没有真正理解马恩思想的精髓，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式的理解。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当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当前我国允许私有制、资本和剥削现象的存在，这只是在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实行的暂时的具有过渡性的政策，它在表象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某种背离，实质上却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定支持。个中道理就在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9]363接着，他又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9]364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还允许私有制、资本等“旧社会的痕迹”存在并发挥作用是可行的，有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也指出，这只是为了将来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其理论依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指出来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373显而易见，马克思在此所说的“过渡时期”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主义阶段，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原则性和灵活性。
对此，陈先达进行了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有灵活性，它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自己的政策，但它又有原则性。灵活性是它的条件性，而原则性则体现为它的最终目的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会脱离实际可行性，置13亿人民的实际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于不顾，固守抽象原则。但也不会背弃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最终建设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资本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一切成果由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的社会，建设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理想和方向不会变，也不能变。但在这个过程中，或曲折或绕行，或进一步退两步都是可能的。”[10]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1]在此，“理论逻辑”实质上指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基本原则，而“历史逻辑”实际上则指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习近平也是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它运用的条件性、原则性和它的灵活性是辩证统一的。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不断“背离”的这一历史进程，恰恰正是我们要努力推动和大力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现实。“背离”或者说“违背”均为不实之词，它只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实质，它从反面提醒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背离，而是继承、发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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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8]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陈先达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3）
[11]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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