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让时光倒退到42年前，我又清晰地看到了我和柳真捷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1969年初春的一天，我怀揣着大队让我当民办老师的通知，敲开了我们这座非常小的山村小学的大门，走进了柳真捷老师的办公室。这所山村小学，全校只有两位老师，那一位民办老师还没有来，柳真捷是公办老师。
柳真捷的办公室，其实是三间民房里边的一个套间，套间外边的两间是教室，要进入办公室，必须经过那两间教室。走进套间，我看到屋内杂乱无章，袜子在唯一的家具三斗桌上放着，茶缸放在床上。
看到我，手上夹着半截“白河桥”香烟的柳真捷癔症了几分钟，然后笑着站起来和我握手：“王老师好！”他是早听说了我当教师的事情。
一阵寒暄过后，我细细地打量他：矮矮的个子，大后背头，焦黄的脸上镶嵌着两颗无神的黑珠，戴着眼镜，满口牙齿和两只手都是黑黄颜色，一看就是吸烟的结果。他上身穿着四个兜的蓝色制服，上面有许多饭痂，下身的黑裤子好象是才从垃圾堆里拣来的。
柳真捷30多岁了，还是单身，整个人看上去就象霜打了的禾苗，蔫蔫的，没有一点儿生气。
后来我听说，柳真捷是北京某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分配到我们南阳专区最高学府——南阳师范教数学，成绩斐然。然而，“文革”的风暴一下子把他扫出了繁华的都市，他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背着“臭老九”的黑锅来到了石桥镇中心小学，还没整理好铺盖，就被打到了位于南阳县最西边山区的小寨公社，紧接住就被下放到南阳县更为山区、最最边沿，不足1000口人的岳东沟大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这里只有小学一、二、三、四年级，而且是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两个年级同坐在一个教室里，老师给这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做作业。
我想，从熙熙攘攘的闹市一下子被打到清冷寂寞的深山，柳真捷一定有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我的脑海里涌出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不知道这是在问柳真捷，还是问自己，也许都有吧。
我是一位回乡知青，一场“文革”风暴彻底摧毁了我即将参加大考的平台，大学梦顷刻之间破灭了，我怀揣四卷红宝书，肩扛一把铁锹，回乡去“大有作为”了。
此时此刻，我隐隐地感到自己和柳老师有许多相通之处，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我多么想打开他的心扉，让两颗受伤的心共同撑起一片蓝天。
二、“我几次都想死啊，但我舍不下这只有一次的宝贵人生”
时间久了，我慢慢和柳老师熟悉起来，他也知道了“文革”对我的伤害，常常和我交谈，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
一天傍晚，快放学时，北边天空突然起了一片暴风黑云，看来我是回不去了。在柳老师处吃完晚饭，我坐在他的床前，他手上的烟头一红一暗的。煤油灯的光亮弥漫了小小的房间，他慢腾腾地向我打开了心扉，把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呈现到了我的面前。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阳师范，但那时并不悲观失望，仍然踌躇满志，想到自己也有桃李满天下的时候，作为园丁该是多么欣慰。谁知1966年6月的一天早晨，一起来，就看到没有退尽夜幕的学校院子里白茫茫一片，全是大字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细看那上面碗口大的标题字，我惊呆了，什么‘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柳真捷’，‘斩断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伸向我校的黑手柳真捷’，‘柳真捷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代表’，‘剥开柳真捷的画皮，看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嘴脸’……
我眼前一片模糊，脚踩在水坑里也全然不知。我跌跌撞撞地回到住室，脑海里犹如惊涛巨浪四下翻腾；我成什么人了，成什么人了！我懵了。我一点儿也吃不进饭，一刻也睡不着觉，于是就买整箱的‘白河桥’香烟，一根接一根地吸。
后来，又有人写了一首顺口留，吸引许多师生看，把我肚皮都气炸了：‘柳真捷，大坏蛋；白专道路里边钻，不让学子近工农，乱搞女人闹翻天。’说我其它什么错我都能忍，唯有这‘乱搞女人’使我肝胆欲裂，哪有一点影子呢，污蔑造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很快，红卫兵就把我看管起来了，不得与他人接触，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那真是一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
柳真捷续上一支“白河桥”，狠狠地吸了几口，又接着说下去。
“没过多久，一天半夜，造反派‘咚咚咚’地敲着门，叫喊着我的名字，让我起床去批斗。我还没穿好衣服，没穿上袜子，就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反剪着双手把我推出来。我站在板凳上，下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质问我。你回答说有，他们给你罪加一等；你说没有，他们说你不老实、狡辩，欲盖弥彰，你横竖都有罪，后来，有人把板凳推倒，让我栽个嘴啃地，磕掉一颗门牙。他们让我戴高帽子游街，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柳真捷’，‘柳真捷’三个字和大字报上我的名字一样，倒着写，还打着红叉。那帽子有几尺高，钢筋做的，好重啊，压得我的头抬不起来。游完街，又让我到柴禾市（农民卖柴的市场）上去检讨。我饿得头晕眼花，说话语无伦次，有气无力，那些穿着破烂衣服，坐在自己柴草担上的农民不知所措，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同情。我几次都想死啊，但我舍不下这只有一次的宝贵人生，舍不下亲朋好友啊！”
说到这里，我分明感觉到柳真捷眼眶里溢满泪水，他用手背抹了一下。
“白河桥”还在一明一暗，小小的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室内寂静得可怕。
“以后，猪圈、牛棚就是我的住处，扫大街清厕所就是我的工作，随叫随到的批判是我的任务。有一天晚上，他们批斗我之后，不知是谁突然把电灯拉灭了，又有人立即用麻袋把我套住，许多人拳打脚踢一齐上。我想，明年的今日可能就是我的忌日，我被打死了也绝对找不出打人者，即使有法也不责众啊。我在牛棚躺了一个多月才好了些，可落下了头晕和腰疼病。”
柳真捷讲不下去了，泪珠顺脸而下，他把手拍捂到脸上。
“急风暴雨般的‘文革’过后，我被下放到了石桥镇小学，周围一片冷眼，谁敢答理一个‘黑帮’呢？晚上，一个校工给我端了一碗面条。
那些‘文革’红人还不解恨，他们非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可，很快又把我下放到这里，这算是下到最低层了，再也无处下放了。”
我们俩默默相对，外面的大雨瓢泼似的下着。我的心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揪扯住，脑海里翻江倒浪，“文革”呀，“文革”！
三、不是人过的日子
“文革”的浪潮席卷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我們这人迹稀少的山区也没有一处安静之地。柳真捷老师所受的迫害以另一种形式在继续着，他简直无法生存下去。
这里离最近的一个小集镇也有七八里远，而且要翻山过河，他买柴米油盐非常不便，常常缺盐断油、粮。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冬季，我亲眼看到因为没有柴烧锅做饭，柳真捷拿着冰凉的黑馍蘸着白花花的、猪油凝结着的萝卜菜吃；一天晚上，他把面条下锅后，因为没有柴烧，锅滚不起来，他就吃那半生不熟的面条饭。
我来到学校以后，这个小学就发展了，不仅有小学六年级，也有初中了，复式班的历史也结束了。全校增加到11位民办老师，只有两位民办老师的工资是每月7元，其他是3元或5元，11位民办老师的工资加起来，不抵每月50多元的公办老师柳真捷。
按说柳真捷应该是这里的富户，可实际上他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他的衣服鞋袜穿一次就塞到床底下了，时间久了生出白花花的长毛，他也不洗。他的烟不仅让男老师们吸，还要让大队干部吸，让贫宣队吸，他见了哪一个人都得笑脸相迎，都得热情让烟，他不敢不笑脸相迎，也不敢不让烟。他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他是来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贫下中农就是他的老师，大队干部就是这里的土皇帝。柳真捷就是开着烟厂也支持不了啦，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寅吃卯粮。于是他决定改吸旱烟，买来许多烟叶子，这一下那些常吸旱烟的贫下中农来大队开会时都涌来了，长长的烟袋杆上系着一个大大的烟布袋，非装满不行。这样柳老师更亏缺了。他不得不再次采取措施——戒烟。宣布戒烟容易，实行起来却很难。他买了袋糖块，想以糖代烟，这一下女教师们发挥作用了，原来不吸烟的她们吃糖可内行，一袋糖不到一天功夫就拜拜了。柳真捷哭笑不得，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后来，有二位同志建议教师回本大队教学，多少教师都欢呼雀跃，回本大队既能教学又能办私事，柳真捷却至死不愿回本大队。一个知识分子的脸面比什么都重要，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性格决不会弯曲，他认为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宁愿在这里三天向大队干部作一次思想汇报，五天表一次决心，他的头脑就天天浸透在这无情的折磨里，也不愿回归故里。为了表现自我改造的决心，他每天还得拾两筐粪。我们民办教师背着粪筐，从家里走到学校就拾满了，他得背着粪筐到校外转悠着拾。
上级宣传复课闹革命，闹革命是真，复课是假。“文革”的余毒继续漫延着，师道尊严被破坏得荡然无存。上课时有的学生坐在桌子上，有的站着，有的唱歌，有的嚎叫，有的吹口哨，乱作一团。有一次，柳真捷老师来上课，刚走到教室门前，一个学生学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大喊：“带溜子哟！”话音刚落，柳老师走进教室，引来同学们哄堂大笑。这课还能上下去吗？这对一个有尊严的老师来说是多么残忍的事情啊！
四、结束语
上世纪70年代初，柳真捷有一个当军官的哥哥回来看他，给他增加了不少荣光和尊严，他趁机调到了青华公社中学。“人挪活，树挪死”，在那里，他和一个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大龄女教师结了婚。隔年暑期我去看他，看到他们就临时住在放假后空荡荡的三间教室里。他们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锅碗瓢勺和婴儿床杂乱地放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我为他高兴。
到了80年代，我来南阳出差，看到一个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自行车上坐着柳真捷，往专医院去，来不及说话，他们就走远了。后来听说，柳真捷跳枯井摔断了脚后筋，那推自行车的是柳真捷的丈人叔。
他为什么跳枯井？他后来残疾了吗？生活还好吗？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吗？我一概不知。
几十年过去了，我都不忍回首柳真捷老师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那是一段多么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啊！他本该美满幸福、大有作为的一生，却被“文革”葬送了。■
让时光倒退到42年前，我又清晰地看到了我和柳真捷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1969年初春的一天，我怀揣着大队让我当民办老师的通知，敲开了我们这座非常小的山村小学的大门，走进了柳真捷老师的办公室。这所山村小学，全校只有两位老师，那一位民办老师还没有来，柳真捷是公办老师。
柳真捷的办公室，其实是三间民房里边的一个套间，套间外边的两间是教室，要进入办公室，必须经过那两间教室。走进套间，我看到屋内杂乱无章，袜子在唯一的家具三斗桌上放着，茶缸放在床上。
看到我，手上夹着半截“白河桥”香烟的柳真捷癔症了几分钟，然后笑着站起来和我握手：“王老师好！”他是早听说了我当教师的事情。
一阵寒暄过后，我细细地打量他：矮矮的个子，大后背头，焦黄的脸上镶嵌着两颗无神的黑珠，戴着眼镜，满口牙齿和两只手都是黑黄颜色，一看就是吸烟的结果。他上身穿着四个兜的蓝色制服，上面有许多饭痂，下身的黑裤子好象是才从垃圾堆里拣来的。
柳真捷30多岁了，还是单身，整个人看上去就象霜打了的禾苗，蔫蔫的，没有一点儿生气。
后来我听说，柳真捷是北京某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分配到我们南阳专区最高学府——南阳师范教数学，成绩斐然。然而，“文革”的风暴一下子把他扫出了繁华的都市，他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背着“臭老九”的黑锅来到了石桥镇中心小学，还没整理好铺盖，就被打到了位于南阳县最西边山区的小寨公社，紧接住就被下放到南阳县更为山区、最最边沿，不足1000口人的岳东沟大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这里只有小学一、二、三、四年级，而且是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两个年级同坐在一个教室里，老师给这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做作业。
我想，从熙熙攘攘的闹市一下子被打到清冷寂寞的深山，柳真捷一定有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我的脑海里涌出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不知道这是在问柳真捷，还是问自己，也许都有吧。
我是一位回乡知青，一场“文革”风暴彻底摧毁了我即将参加大考的平台，大学梦顷刻之间破灭了，我怀揣四卷红宝书，肩扛一把铁锹，回乡去“大有作为”了。
此时此刻，我隐隐地感到自己和柳老师有许多相通之处，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我多么想打开他的心扉，让两颗受伤的心共同撑起一片蓝天。
二、“我几次都想死啊，但我舍不下这只有一次的宝贵人生”
时间久了，我慢慢和柳老师熟悉起来，他也知道了“文革”对我的伤害，常常和我交谈，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
一天傍晚，快放学时，北边天空突然起了一片暴风黑云，看来我是回不去了。在柳老师处吃完晚饭，我坐在他的床前，他手上的烟头一红一暗的。煤油灯的光亮弥漫了小小的房间，他慢腾腾地向我打开了心扉，把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呈现到了我的面前。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阳师范，但那时并不悲观失望，仍然踌躇满志，想到自己也有桃李满天下的时候，作为园丁该是多么欣慰。谁知1966年6月的一天早晨，一起来，就看到没有退尽夜幕的学校院子里白茫茫一片，全是大字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细看那上面碗口大的标题字，我惊呆了，什么‘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柳真捷’，‘斩断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伸向我校的黑手柳真捷’，‘柳真捷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代表’，‘剥开柳真捷的画皮，看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嘴脸’……
我眼前一片模糊，脚踩在水坑里也全然不知。我跌跌撞撞地回到住室，脑海里犹如惊涛巨浪四下翻腾；我成什么人了，成什么人了！我懵了。我一点儿也吃不进饭，一刻也睡不着觉，于是就买整箱的‘白河桥’香烟，一根接一根地吸。
后来，又有人写了一首顺口留，吸引许多师生看，把我肚皮都气炸了：‘柳真捷，大坏蛋；白专道路里边钻，不让学子近工农，乱搞女人闹翻天。’说我其它什么错我都能忍，唯有这‘乱搞女人’使我肝胆欲裂，哪有一点影子呢，污蔑造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很快，红卫兵就把我看管起来了，不得与他人接触，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那真是一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
柳真捷续上一支“白河桥”，狠狠地吸了几口，又接着说下去。
“没过多久，一天半夜，造反派‘咚咚咚’地敲着门，叫喊着我的名字，让我起床去批斗。我还没穿好衣服，没穿上袜子，就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反剪着双手把我推出来。我站在板凳上，下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质问我。你回答说有，他们给你罪加一等；你说没有，他们说你不老实、狡辩，欲盖弥彰，你横竖都有罪，后来，有人把板凳推倒，让我栽个嘴啃地，磕掉一颗门牙。他们让我戴高帽子游街，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柳真捷’，‘柳真捷’三个字和大字报上我的名字一样，倒着写，还打着红叉。那帽子有几尺高，钢筋做的，好重啊，压得我的头抬不起来。游完街，又让我到柴禾市（农民卖柴的市场）上去检讨。我饿得头晕眼花，说话语无伦次，有气无力，那些穿着破烂衣服，坐在自己柴草担上的农民不知所措，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同情。我几次都想死啊，但我舍不下这只有一次的宝贵人生，舍不下亲朋好友啊！”
说到这里，我分明感觉到柳真捷眼眶里溢满泪水，他用手背抹了一下。
“白河桥”还在一明一暗，小小的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室内寂静得可怕。
“以后，猪圈、牛棚就是我的住处，扫大街清厕所就是我的工作，随叫随到的批判是我的任务。有一天晚上，他们批斗我之后，不知是谁突然把电灯拉灭了，又有人立即用麻袋把我套住，许多人拳打脚踢一齐上。我想，明年的今日可能就是我的忌日，我被打死了也绝对找不出打人者，即使有法也不责众啊。我在牛棚躺了一个多月才好了些，可落下了头晕和腰疼病。”
柳真捷讲不下去了，泪珠顺脸而下，他把手拍捂到脸上。
“急风暴雨般的‘文革’过后，我被下放到了石桥镇小学，周围一片冷眼，谁敢答理一个‘黑帮’呢？晚上，一个校工给我端了一碗面条。
那些‘文革’红人还不解恨，他们非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可，很快又把我下放到这里，这算是下到最低层了，再也无处下放了。”
我们俩默默相对，外面的大雨瓢泼似的下着。我的心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揪扯住，脑海里翻江倒浪，“文革”呀，“文革”！
三、不是人过的日子
“文革”的浪潮席卷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我們这人迹稀少的山区也没有一处安静之地。柳真捷老师所受的迫害以另一种形式在继续着，他简直无法生存下去。
这里离最近的一个小集镇也有七八里远，而且要翻山过河，他买柴米油盐非常不便，常常缺盐断油、粮。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冬季，我亲眼看到因为没有柴烧锅做饭，柳真捷拿着冰凉的黑馍蘸着白花花的、猪油凝结着的萝卜菜吃；一天晚上，他把面条下锅后，因为没有柴烧，锅滚不起来，他就吃那半生不熟的面条饭。
我来到学校以后，这个小学就发展了，不仅有小学六年级，也有初中了，复式班的历史也结束了。全校增加到11位民办老师，只有两位民办老师的工资是每月7元，其他是3元或5元，11位民办老师的工资加起来，不抵每月50多元的公办老师柳真捷。
按说柳真捷应该是这里的富户，可实际上他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他的衣服鞋袜穿一次就塞到床底下了，时间久了生出白花花的长毛，他也不洗。他的烟不仅让男老师们吸，还要让大队干部吸，让贫宣队吸，他见了哪一个人都得笑脸相迎，都得热情让烟，他不敢不笑脸相迎，也不敢不让烟。他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他是来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贫下中农就是他的老师，大队干部就是这里的土皇帝。柳真捷就是开着烟厂也支持不了啦，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寅吃卯粮。于是他决定改吸旱烟，买来许多烟叶子，这一下那些常吸旱烟的贫下中农来大队开会时都涌来了，长长的烟袋杆上系着一个大大的烟布袋，非装满不行。这样柳老师更亏缺了。他不得不再次采取措施——戒烟。宣布戒烟容易，实行起来却很难。他买了袋糖块，想以糖代烟，这一下女教师们发挥作用了，原来不吸烟的她们吃糖可内行，一袋糖不到一天功夫就拜拜了。柳真捷哭笑不得，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后来，有二位同志建议教师回本大队教学，多少教师都欢呼雀跃，回本大队既能教学又能办私事，柳真捷却至死不愿回本大队。一个知识分子的脸面比什么都重要，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性格决不会弯曲，他认为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宁愿在这里三天向大队干部作一次思想汇报，五天表一次决心，他的头脑就天天浸透在这无情的折磨里，也不愿回归故里。为了表现自我改造的决心，他每天还得拾两筐粪。我们民办教师背着粪筐，从家里走到学校就拾满了，他得背着粪筐到校外转悠着拾。
上级宣传复课闹革命，闹革命是真，复课是假。“文革”的余毒继续漫延着，师道尊严被破坏得荡然无存。上课时有的学生坐在桌子上，有的站着，有的唱歌，有的嚎叫，有的吹口哨，乱作一团。有一次，柳真捷老师来上课，刚走到教室门前，一个学生学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大喊：“带溜子哟！”话音刚落，柳老师走进教室，引来同学们哄堂大笑。这课还能上下去吗？这对一个有尊严的老师来说是多么残忍的事情啊！
四、结束语
上世纪70年代初，柳真捷有一个当军官的哥哥回来看他，给他增加了不少荣光和尊严，他趁机调到了青华公社中学。“人挪活，树挪死”，在那里，他和一个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大龄女教师结了婚。隔年暑期我去看他，看到他们就临时住在放假后空荡荡的三间教室里。他们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锅碗瓢勺和婴儿床杂乱地放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我为他高兴。
到了80年代，我来南阳出差，看到一个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自行车上坐着柳真捷，往专医院去，来不及说话，他们就走远了。后来听说，柳真捷跳枯井摔断了脚后筋，那推自行车的是柳真捷的丈人叔。
他为什么跳枯井？他后来残疾了吗？生活还好吗？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吗？我一概不知。
几十年过去了，我都不忍回首柳真捷老师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那是一段多么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啊！他本该美满幸福、大有作为的一生，却被“文革”葬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