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人生路——毛泽东的表弟文强

来源 :文史月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inyg00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的表弟文强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国民党军将领,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在狱中呆了26年,1975年获特赦。
  出狱后的文强赶上了打倒“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感觉“生活很愉快、很正常”,先后担任过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他积极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开展海峡两岸的交流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一、“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07年,文强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望城县金良乡)一个书香之家,据传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父亲文振之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均有交往。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
  文强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与毛家小弟毛泽覃是同学,两人关系最好。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爱跟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时,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靠着变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他带着毛泽覃等人,乘船从水路抵达广州。
  8月,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成为同学,做了他们的班长。一次,林彪枪支走火,他还与林彪打了一架。
  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不久,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文强与当时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一样,成为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跨党”学生之一。
  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除周恩来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均给文强上过课,他们对于坚定文强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共分裂后,文强毅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宣传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
  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務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他们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的革命信念是坚定的,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
  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
  1928年春,他用母亲给的另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
  正当文强旅费用尽时,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宗泽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才干得以施展,一步步走到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7年后,在文强再次遭遇挫折、走投无路时,已变身“国统”特务的廖宗泽再次出手相助,这次却是将他推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二、成为战犯,拒绝悔过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
  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
  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想请他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下令将他抓捕法办。文强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一段日子后,找到了廖宗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
  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
  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許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得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
  “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
  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监狱大门。
  三、“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
  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别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
  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
  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
  他还身兼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
  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
  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他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
  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
  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合影,便拿起来端详。照片中有一两百人,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姓郑的军长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的“国大”代表。
  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
  姓郑的军长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台湾或美国去会老友。
  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
  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给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三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
  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他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生性乐观,生活有规律,直到九十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
  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
  曾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说他写下很多诗,对家庭、社会都很侠义。文强看到报道后笑逐颜开,他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时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四、三段婚姻皆由他人作主
  文强有过三段婚姻,前两段婚姻幸福美满,可惜两个妻子皆死于非命。
  奇异的是,他的三个妻子均由他人安排,无一是自己主动追求来的。
  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琬,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女,比文强大三岁。
  两人结合,是周敦琬表哥“拉郎配”的结果。
  文强与周敦琬是同事,文强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秘书长,周敦琬任省委委员、妇女部部长。周敦琬之前有过一个丈夫,叫刘愿庵,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后被捕牺牲。
  一天,周敦琬的表哥吴芳吉来看望周敦琬,遇见自己的学生文强,两人相见,甚是欢喜。吴芳吉得知文强未婚,便说:“我看你和周敦琬很般配,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今晚你们就结婚吧!”省委的其他同志一听,觉得他俩确实般配,便也推波助澜。文强和周敦琬经众人一劝,居然也同意了,于是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算是办了婚礼。
  婚后两人感情甚笃,育有2子。
  1941年,周敦琬在做一个妇科手术时,恰遇日机轰炸,医生在慌乱中把手术刀留在了她的腹中,最终导致其死亡。临死前周敦琬留下遗书,嘱文强续弦,娶一个名为葛世明的女子。
  葛世明也是一名大学毕业生,长得非常漂亮,说起来还是别人把她“让”到文强身边的。
  文强成为国民党军将领后,一天,他手下一个名叫刘人奎的参谋求他帮忙,说有一位叫葛世明的女教员因任职的学校停办了,没钱吃饭,也没路费回家,请文强给找个工作。文强以为刘人奎和那个女教员好上了,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武汉的朋友,一封给在长沙的妻子周敦琬,让他们介绍工作,还给了刘人奎一些钱买船票,让葛世明去武汉。
  一年多后,文强和刘人奎到了上海,葛世明从武汉赶来与刘人奎相会。文强热心地为两人张罗订婚仪式,花钱代刘人奎买戒指送给葛世明,代葛世明买手表送给刘人奎。一切准备就绪,刘人奎却突然告诉文强:“这个事不行啊,我有未婚妻!”
  葛世明伤心地离开上海,到了湖南长沙找文强的妻子周敦琬。周敦琬正在生病,葛世明便留下来照顾周敦琬和她的两个孩子。周敦琬看出葛世明是一个纯朴善良的女孩,于是留下遗书,叫文强娶葛世明。
  文强辗转找到已去了贵州的葛世明,和她结了婚,婚后两人育有三子。
  1949年初,在淮海战场的文强料定蒋介石政府必将垮台,便寄了一笔钱给葛世明,叫她赶紧带着三个儿子逃往台湾。
  文强被俘后,葛世明十分挂念他,带着孩子们从台湾回到了上海。上海市市长陈毅早前就与文强相识,按照有关政策,陈毅安排葛世明进入中苏友好协会和妇联,还让她在学校任教。后来大陆“镇反”,葛世明因被管制想不开,自杀了,她的3个孩子以及文强前妻所生的2个孩子虽历经坎坷,却都平安地长大成人。
  文强被特赦时已年近七旬,一位同事的妹妹见他形单影只,便想给他介绍一个老伴,是一个姓张的寡妇,比文强小15岁。婚后二人生活并不和睦,文强自觉狼狈不堪。二人先是分居,后文强起诉离婚,自己搬到儿子家,直到94岁高龄安祥去世。
其他文献
侵华日军曾经谋划攻取重庆,且制定了详细可行的作战方案。后因种种原因,日军放弃了作战计划。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因战线太长,兵力不够,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对蒋介石政权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但蒋介石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坚决抗日,日军诱降工作收效甚微。日军认为,若不继续使用武力,根本无法使重庆政府屈服。  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
期刊
一、成为妇联生产部的副部长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之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做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陈联诗处处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惊奇:她一只手戴着表,另一只手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像个女学者。  解放了,她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她带领一群寡妇风风火火干起来。  刚刚解放的重
期刊
瑶族,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这个神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居住在相对隐蔽的大瑶山之中,更因为这个民族那既独立又繁复多样的民间信仰体系。  一、瑶族民间信仰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有选择地与汉民族的民间信仰交融。这个融合的过程漫长而且复杂  瑶族人民是在中国远古时期的自然原生态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远古时期冰期的到来和结束,不断的从九黎三苗的部落中脱离出来走向独立,不断向南迁徙。  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期刊
编者按:正如本文作者所言,“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本文作者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评述了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间大陆的八种思潮。部分章节为了理清脉络,在时间的前后节点上有所突破延伸,但也以这30年起伏变化为主。本刊将从本期起,逐一向大家介绍这八种思潮。  一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认识历史的一个维度。
期刊
明成祖朱棣,驾崩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自公元1402年登基以来,他在位8000多天。所有的证据显示,他从未浪费过一天。  为了一瞥永乐日常生活的形式和内容,让我们伴随着这位皇帝,走过宫廷生活的一天。  这天是永乐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公元1423年2月23日。  在这个平常的日子,63岁的永乐听到四更(大约凌晨2点钟)鼓声时,便起床了。灯笼照亮了整个乾清宫,奉御净人带了器皿来清理皇帝的小
期刊
宋代大词人苏东坡酷爱石头。有一次,他在扬州获得一绿一白两块石头,视如珍宝,命名为“仇池石”。当时有位叫王晋卿的学者写诗求索玩赏,苏东坡觉得这是“意在于夺”,回诗申明不肯割爱。王晋卿不死心眼,又写诗来,力索其石。苏东坡不好再拒绝,就提出用对方收藏的两幅名画交换,结果以双方都不忍割爱告终。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爱学驴子叫,叫声可乱真,常逗来驴子共鸣。王粲死后,皇帝为了悼念他,居然在他的葬礼上命群臣依
期刊
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都不会对加伦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1924年,孙中山致函苏联政府,请求派军事顾问帮助他改组军队和指导作战。苏联政府选中了正在军事学院学习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化名为加伦。  作为国民革命政府的苏联军事总顾问,他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30年代,加伦将军因战功卓著,成为苏联的首批五位元帅之一,在国内外享有极高
期刊
文化大革命兼农业学大寨那会儿,我二十多岁,是生产队里的一个壮劳力。那时提倡“劳武结合”,大闹“备战备荒”,满世界都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之类的标语口号。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基干民兵”,每人发着一支“五四”式半自动步枪,农忙时下地劳动,农闲时就参加军训,练队形跑步打靶什么的,有时还拉出去查户口,或者开大会维持秩序,又挣工分又有意思,挺对年轻人的脾胃。  基干民兵腰里扎着武装带,挎上枪
期刊
一、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损失惨重,尽管当时中日关系比较紧张,中国政府和民间依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立即采取行动,救援日本人民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过去28年,“一战”后日军又强占青岛,中日关系比较紧张。尽管如此,得知邻国遇到惨烈灾难,中国政府和民间依然立即采取行动,救援日本人民。   9月3日,日本关东大地震的第三天,北京政
期刊
1959年9月,贺龙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60年1月,贺龙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他上任不久,就在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会议上,郑重地申明:“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防工业领域。“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