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兼农业学大寨那会儿，我二十多岁，是生产队里的一个壮劳力。那时提倡“劳武结合”，大闹“备战备荒”，满世界都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之类的标语口号。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基干民兵”，每人发着一支“五四”式半自动步枪，农忙时下地劳动，农闲时就参加军训，练队形跑步打靶什么的，有时还拉出去查户口，或者开大会维持秩序，又挣工分又有意思，挺对年轻人的脾胃。
　　基干民兵腰里扎着武装带，挎上枪，牛哄哄地臭美，那些没有参加基干民兵的青年人对我们还挺眼红的。
　　当基干民兵的那些日子里，还真执行过一次任务，听到过枪声。不过，十分狼狈。
　　大概是1972年夏天的一个晚饭时分，淡淡的月儿挂在天上，突然高音喇叭广播叫全大队的基干民兵带上武器到大队部紧急集合。听到命令，我不敢怠慢，拿上枪撒腿就跑。
　　等我赶到时，已经有人先来了。我们感到气氛不对，有几个解放军在那里等着。我悄悄问别人集合起来要干什么，回答说是有紧急任务。再问是什么紧急任务就不知道了。等了一会儿，人来了不少了，就分作两队，分别由两名战士带着跑步出发了。我们背着枪，跟着人家稀里糊涂地跑着，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兴奋。
　　解放军战士带着我们跑了十几里路，在太原和榆次中间的一个叫作武宿的地方停住了。那时的太榆公路又破又窄，公路的西边是武宿村，路对过有一个供销社开的小饭店。已是深夜，饭店早就打了烊，一点儿生机也没有。
　　在小饭店前面的开阔地上，我们气喘吁吁地乱成一片，大呼小叫地象一群羊。带我们的战士好不容易才叫我们静下来，要给我们布置任务。
　　当听到他说今晚全市统一行动，主要任务是配合部队捉拿于洪信时，我们又乱起来了。
　　那一段时间，于洪信是我们这一带人人皆知的人物。每个村里都张贴着关于捉拿于洪信的通缉令，开大会时也传达过上级的文件，知道于洪信是驻军某部的一个大干部，他叛党叛军，自绝于人民，用枪打死打伤数人后潜逃在外，可能是想逃往境外。这是官方说法。
　　小道消息就传得神了，说于洪信身手敏捷，飞檐走壁，双手使枪，百发百中，战争年代军功赫赫，个性十分刚强。这次是因为发现他生活作风问题准备处理，他怀恨军首长而动了杀机，逃出来时身上还带着两支大肚手枪……
　　还没等带队的解放军战士说完，我们就七嘴八舌地嚷开了：有的要求发子弹，说真见了于洪信，没有子弹，我们背的这枪还不是一根烧火棍？有的说集合令来得太紧急，还没吃饭就出来了，肚子饿得厉害，能不能砸开饭店的门给找些饭吃；还有的说首长下命令吧，别说是一个于洪信，就是苏修的百万大军来了我们也不怕……除了叫嚷肚子饿的是真的以外，其他人都是瞎起哄，大家都认为这么大的世界上就一个于洪信，哪能真叫我们碰上。
　　一群“乌合之众”把带队的军人弄得火了，把脸往下一拉，大声吼着：“静下来，静下来，听我说！”人们的声音這才小了一点儿。
　　就在这瞬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从路对过饭店方向传来“叭叭”两声枪响，子弹从我们头上嗖嗖地就飞过去了。
　　听到枪响，两个解放军战士“唰”地一个鹞子翻身就卧倒了，我们一伙“基干民兵”却傻傻地戳在那里不知所措。
　　大家这下可都安静下来了，再没有谁敢说怪话了。枪声过后，恢复了平静，就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不过，我们谁也不敢乱动。
　　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不一会儿，上边调来正规部队和公安包围了小饭店，但却没有捉住人。据后来传说，那天晚上向我们开枪的还真就是于洪信，他可能是在外面逃亡多日，饿得够戗了，想到小饭店里找点儿吃的，没想到就和我们遭遇了。再后来听说有农民割麦时在麦田里发现了于洪信的尸体。他是自杀的。
　　事后不久，有一天下地劳动，田间休息时我们又扯起了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们几个基干民兵就笑话解放军战士胆小，枪一响就吓得爬下了，还不如我们呢。没想到却招来了一个战争年代曾当过武工队的长辈的一顿臭骂，说你们晓得个屁！什么胆小？人家那才是正经做法呢，象你们那样上了战场都是些送死货。依我看于洪信多半是不想枉杀人命，要不然你们中间说不定哪个早就成了屈死鬼咧。
　　那时传媒业不发达，而且控制极严，报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于洪信三个字，不象现在事件过后马上就出来什么追踪报导、深度报导、幕后新闻之类的，因此对于洪信其人的具体情况也就不得而知，至今也是一个迷。不过，想来他应该是一个良知未泯的人，最少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要不然，几十个民兵象一捆大葱一样立在那里，那天晚上的两粒子弹是不会只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